了解李敖不容易，先要了解你的懦弱

我非常喜欢的陈文茜是李敖的朋友，这是她为李敖做的节目。 节目中她说: 了解李敖不容易，你要先了解当代史，要先了解你的懦弱，他的勇敢。 了解他不容易， 因为你要了解一个人对抗整个体制，一个人对抗一整个时代，毫不迟疑地，他也会因此产生在生命中的一定的阴影，而这些都是在时代体制之下妥协、懦弱、投降的人永远不能了解他的。

 

 

对李敖生前的最后一次专访

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五日，亞洲週刊受李敖之邀，在他台北市敦化南路的書房，進行此生最後一次的媒體訪問，過程可謂言無不盡，時間逾四小時，從上午到下午，李敖滔滔不絕，聊人生觀、與家人的關係、做學問的方法等，天南地北，笑聲不斷。 以下是訪談紀要：：

在你發現腦裏長瘤之後，醫生說你只有三年生命，你當下的反應是什麼？

醫生說多了，我活不了三年，可是我也同時想到哲學家叔本華的一句話，就是你們以為我老得快死了，事實上你們全死了，我還活著。（笑）可是我的計劃要開始調整，在八十五歲以前，我還有一千天，我要把我的事做完。

什麼事？

《李敖大全集》出版八十五冊，現在出版了四十冊，我超過魯迅的四倍，我的功勞是給中文定位，告訴大家什麼是好的中文，你們永遠寫不過我了。

你常得罪人，好像沒有什麼朋友，會不會覺得孤單？

我不要朋友嘛，如果我搞政治就不是這樣子，但如果我搞政治，就是高手，因為我很圓滑，可是我不要搞政治，就變成一個快樂、任性的人，可是我很堅定，你看我跟胡秋原打官司，打三十年。

如果生命可以重來，會做什麼改變？

大環境改變嘛！

這一生最大的挫敗是什麼？

我對女人關係並不順利，我太窮，你跟女人的關係一開始是愛情的，可是還需要其他條件，我中學時有一個女朋友，一封信寫八十二頁，男歡女愛，可是她家全都反對，反對原因是我家沒錢，我女朋友媽媽我到現在還記得她，是一個湖北人，非常會講話，她說你李敖將來做了叫化子，經過我家門口，我不會給你錢，你走；你做了總統，經過我家門口，請你快走兩步，意思是我也不理你。我受了刺激，怎麼這麼勢利？可是就這麼勢利，這個社會就是這樣。

你們就這樣不在一起？

我們不服氣，幾年的感情毀於一旦，那個女孩子當時在台灣大學念化學系，化學沒有前途，跟我戀愛，就轉到歷史系，化學系整個空了，人都轉走了。

有沒有後悔過什麼事？

我覺得在台灣六十八年，我對一些不成材的人幫助太多。

舉個例子？

像彭明敏，我那麼幫他忙，我痛恨一種人，就是忘恩負義。

什麼意思？

我在立法院三年，連立法院一個信封我都不用的，我那麼清廉，前幾年媒體爆料國民黨立法委員顏寬恒的老丈人跟情婦通電話，被情婦錄音下來，要敲他竹槓，電話裏談到我，可是我跟他不認識，他說台灣搞政治，不搞錢的就李敖。

你怎麼有錢的？

我是古物鑑定專家，全世界只有三個人有這個本領，一個是（國畫大師）張大千，一個是大陸國畫家謝稚柳，一個是我。為什麼是專家？一看就知道真假，這天才啊，藝術史專家鑑定要畫什麼格子，太慢了，我們一看就知道真假，我有這個法眼。

怎麼訓練出來的？

看書看得很多，一般玩古董都是附庸風雅，古董商的水平，所以作家郭良蕙看了一個瓷瓶，她讚嘆說怎麼詩寫得這麼好，那是唐宋三百首的詩，（笑）你只有這個水準，怎麼鑑定古物？

這輩子學到最寶貴的功課，使你受用不盡的是什麼？

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不信邪，用我的話就是跟你幹到底，我是非常頑固而且堅定的一個人，可是我這個堅定是用其他方法包裝起來，你看不出來，其實我是很堅定，一句話就是，越久越不變，越不可為越為。

你一生樂觀奮鬥不懈，是什麼樣的動力讓你持續保持這樣的信念？

基本上就是不服氣，你王八蛋嘛，你查禁我的書，你憑什麼查禁我的書？你學問比我低，還查禁我的書，國民黨在大陸被共產黨打得滿街跑，跑到台灣突然對你就耀武揚威，我當然不服氣，別人不知道你的秘密，可是我知道，很多狗屎的事。

這種不服氣的態度是受誰的影響？

我祖父，孔子時代就有南方之強、北方之強，他是很典型的北方之強，南方人比較陰柔，北方人比較兇悍，張學良幹西安事變就是一個典型例子，除了他，誰幹得出來？

所以你也有東北人那種強悍的個性？

像梁肅戎（已故立法院院長）都是被馴化了，東北人的性格沒有了，但緊要關頭還是可以看出東北人直爽的性格，可是我非常狡猾，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

你變成今天這個樣子，誰對你影響最大？

我自己，一般人多受到一本書，例如聖經啦，或崇拜一個人，我能夠綜合各人的長處，或者有一個人身上有一個優點，我就把他學起來，愛因斯坦理論我不懂，醫生說他有病，活不久了，他就進了實驗室，把他的病忘記了，他最後死的時候是死在醫院裏面，他用德文唸遺囑，可是護士小姐聽不懂，所以愛因斯坦怎麼死的，我們不知道，有可能醫院太輕忽，這讓我覺得他對生死怎麼看得這麼淡。

你台灣最佩服的人是戒嚴時期的自由主義代表人物、前台大哲學系教授殷海光，為什麼？

不得已，當時台灣是黑暗時代，沒有人敢講真話，他沒什麼學問，做人也不會做人，但是他政論寫得好。

他給你什麼影響？

就是別人不敢寫你敢寫。

殷海光是個嚴謹的人，但你嘻笑怒罵的風格好像跟他差很多？

他這個人毫無趣味，我寫過一篇文章《我的殷海光》，你跟他講話一點趣味也沒有，今天見了一個好朋友，他當作不認識你，跟他講話像在「暖車」一樣，等到第二天，你再見他，他好像還是不認識你，不懂人情世故。

你隨身帶著瓦斯槍、小刀，沒安全感？

我能打得過誰？我誰也打不過，這代表我一個精神，就是在緊要關頭我會跟你幹，別以為我好欺負，我身上有很多現金（隨身備有一疊千元大鈔），我打不過你，就把現金一撒，你愛錢，你撿，我就跑掉了。（笑）這代表我又玩世又狡猾的一面。

是不是因為告了太多人，仇家太多？

沒有安全感嘛，好戰、好鬥，我不相信別人，相信別人，別人也會幫你忙，但一次為限。

你會不會良心不安？

第一、我不會不安，第二、我沒有良心。（笑）

很多人在晚年時最大的懊悔不是沒有更努力工作，而是沒有多花時間陪家人，但你在發現自己生病後，好像更拼命工作，依然是個半夜醒來就開始工作的工作狂？

太太比你小三十歲，女兒比你小六十歲，兒子比你小五十八歲，你比你女兒大六十歲，對她而言，你不是爸爸了，你是祖父了，所以跟你偶而在一起可以，他們覺得你是老頑固了，可是一般人不了解，要巴著年輕人，我不會，有意疏遠，可是看起來好像很無情的樣子，我兒子念高三，我才發現家裏突然多了一個壯丁，高二以前我都沒有注意到他，我整天在忙，沒有惡意，可是知道現在的年輕人跟以前的年輕人不一樣了，蘇東坡的兒子多孝順，他到海南島坐牢，兒子陪著他去，一切閒雜事情都是兒子打理，那時候的父子關係感情多好。

你的親子關係如何？

我跟人的關係比較淡，這是我的優點，也是缺點，所以我不太感情用事。

看你在太太面前好像很「弱勢」？

她是一個外省掛的弱者，她本人也求上進，後來讀到大學，從文化大學到中興大學，她是個好人，不是厲害的人，我們才是厲害的人。

你太太看起來蠻幹練的？

她的厲害是因為我的寬大，（笑）什麼都給她了，算了！

有沒有立遺囑？

沒有，偉大的人都沒有遺囑，我一生的行事就證明我是什麼樣的人，就算你立遺囑，誰會聽你的？毛澤東立遺囑說，你（指華國鋒）辦事我放心，還不是被趕下來。（笑），遺囑沒用。

有什麼要對你的家人小孩交代嗎？

沒有，我希望給他們一點資源讓他們自己過自己的日子，其他我不管，我也管不了，這是我偉大的地方，一般人老是盯著自己兒女不放，我都沒有，我都放得開。

除了錢財以外，你最想留給小孩什麼樣的精神遺產？

我對他們不一定是遺產，說不定是負擔，因為我的形象惡劣，了解我的人比較了解，不了解的人覺得我是洪水猛獸。

你在孩子心目中是怎樣的形象？

他們有時候也是很奇怪的。我講一個笑話給你聽，我在美國南加大唸書的女兒，她在一個朋友聚會裏面，一個大陸女學生就罵我，你知道我女兒怎麼處理嗎？我女兒過去就給她一個耳光。（笑）

你一向以強者的姿態出現，從不認輸，有沒有真誠地跟人道歉過？

沒有道歉記錄，耍賴記錄有，我沒有錯，為什麼道歉？可是這個沒有錯本身有沒有錯就很難說，好比說甘地發誓不吃葷的，牛奶都不喝，有一次絕食快死掉了，醫生宣布不喝牛奶就會死掉，他說我發誓不喝牛奶，他太太很聰明說，你沒有發誓不喝羊奶，命救回來了，他後來反省說，自己騙自己，當時他發誓不喝牛奶，就涵蓋羊奶，人有時會被騙。我沒有認錯，有沒有錯呢？可能有。

你過去偷情，有沒有跟你太太認錯道歉？

男女間的事情哪有道歉的事情？男女問題沒有道歉問題。

那是什麼問題？

男女之間沒有是非的問題，它是感情慾望的結合，你跟女人講道理，那你不是找死嗎！

有沒有誰冒犯過你，讓你至今仍無法釋懷的嗎？

太多了，我可以釋懷，但我無法忘記，什麼我沒忘記，我能原諒，鬼話，沒有這種事情。可有一個故事講給你聽，我被抓起來的時候，一開始被關在保麗龍（泡沫塑料、發泡膠）房子，屋裏強光照著你，沒有陽光，房間密閉的，審問有兩個人，八小時輪班，疲勞審問，我在牢裏不知道時間，根據你吃的東西就知道了，豆漿來了，二十四小時過去了。又吃早餐，又二十四小時過去了，日以繼夜，普晝普夜，搞不清幾天了，到了第四、第五天，進來一個高高大大的大特務，他手一揮，其他人就離開，他坐下來跟我閒話家常，我睏得要死，他很有學問，他說李敖你學歷史的，可是你歷史沒有學通，我說為什麼沒學通？他說，你學通怎麼跟團體鬥爭？你一個人，我們再壞、再垮、再狼狽，我們是黨、是團體、是政府，你學什麼歷史？一個人跟團體鬥爭，你幹這種事情怎麼會贏呢？多少年後，我知道這個人姓劉，調查局的科長，他也死掉了，我現在幹的事情還是跟團體鬥爭，在台灣鬥爭、跟老共鬥爭、跟國民黨鬥爭、跟民進黨鬥爭，我還是幹這個事情。

當年你受邀到北京大學演講，那是你人生最榮耀時刻嗎？

我能夠回到祖國，我感到很快樂，本來以為就老死台灣了，我很感謝兩個人，一個是「真相新聞網」老闆周荃，她讓我做了一千五百集的節目，雖然是個小電視台，但有了這個基礎，後來劉長樂邀我在鳳凰衛視做了七百五十集。

我去大陸演講是十二年前（二零零五年）的事情，後來上海市長請我吃飯，上海博覽會我去看，廈門大學我也去過，還頒給我榮譽博士學位，我在那裏的演講比北大還好，可是當時因為媒體封殺，所以看不出來。

演講主題是什麼？

講整個中國情況，我還說你們廈門大學四個字是魯迅寫的，他是師生戀跑到廈門來，在北京有老婆，為了爭取通姦的自由跑到廈門大學，你們以為他是個好人，完全錯誤的。就算我十年前去大陸三個地方也沒有超過一個月，全部時間都在台灣，我又是唯一的外省人為台獨坐過牢的，事實是假的，坐牢是真的。

為什麼？

因為我不是台獨，我是反台獨。

你的很多書都很殘破，被你剪下來，你做學問的方式很特別，能不能分享一下？

先學會一個本領，不是一目十行，是一目三十行，書一打開，這個重點、key words會跳出來，不要以為我只是純記憶，好記性不如爛筆頭，我會用我的暗號、密碼、拼音把特殊的內容記下來，然後要複習，你也會有這種經驗，忽然一個人名忘記了，我也會遇到這種情況，一忘記了，就要進到我的小本子，這小本子專門「懲罰」我自己的，凡是這個人被我忘記了，就列入小本子，每天複習，就不忘記了。

舉個例子？

（拿出小冊子）這裏面很多名字都是被我忘記過一次，舉例來說，這裏面有一個名字是乃木西典，他是日本統治台灣的第三任總督，他是日本的精神，明治天皇死的時候，他切腹自殺，陪皇帝死，忘記過一次，背起來，永遠不會忘記，複習，然後水平思考，乃木西典切腹自殺的時候，他的太太靜子陪他死，可是我馬上聯想到有一個靜子也是陪丈夫死掉的，誰呢？日本的外相廣田弘毅，二戰時候東京大審，都是軍官，只有一個文官死掉了，就是他，他的太太也陪他死掉，他在牢裏，被判死刑，太太去看他，太太跟他說，不要怕，我有一個方法使大家都高興，她從監獄出來自己自殺了，丈夫下個禮拜就要絞死了，她先一步自殺，他一看太太死了，萬法皆空，所以最後東京大審執行絞刑的時候，個個面色凝重，只有廣田笑嘻嘻的，他還提醒他們，我們要喊「漫才」（日語萬歲），不要忘記喊天皇萬歲，大家跟著喊萬歲。這是用串連的方式記憶，不只記一個。

文章要怎麼寫得好？

過去寫文章，我們太受限於傳統的訓練，受很多爛文章影響，不能脫身，最嚴重是魯迅，魯迅受了兩派爛文章影響，一個是日文，一個是古文，他兩個都受到影響，尤其是日文，用日文跟德文表達思想是很壞的語文，邱吉爾在二戰回憶錄裏面批評日文轉換得慢，我們說me、我、you、你，I是我，日文我要用四個字（哇達枯西）表達，太慢了，所以日文轉成情報語言就慢，所以日本人打敗仗跟它的語言有關係，當你學日文學會了，你的中文就不好，（笑）魯迅不知道，所以他中文不好，大陸那些笨蛋不知道，說魯迅文章好，所以我是第一個拋棄這個傳統的，我開玩笑，他們是唐宋八大家，我是民國一大家，他們文章不好嘛，唐宋八大家裏面文章好的只有歐陽修一個，其他都不好，都可以改的，不是我說的，是黃庭堅說的。

你是怎麼把文章寫好的？

第一是先發現別人文章不好，然後對於死的句子，你要活用它，我最近寫了一篇，我說共產黨社科院對於台灣並不了解，他們被台灣的爛人騙，才相信台灣。我舉一個例子，共產黨自己革命是真的，跟國民黨鬥爭二十八年搶政權，其中二十四年是打仗，因為自己的經驗真的，所以以為別人也是真的，台灣台獨是假的，它不知道，以為它是真的，所以連別人騙它，也相信，社科院對台灣的研判是錯誤的，因為台灣都投機取巧，沒有革命經驗，所以我寫文章說，三種人被騙：第一龜頭黨中央、第二狗頭台研所、第三豬頭陳雲林（曾任國台辦主任）。這文章為什麼好？它諧音的，龜頭、狗頭、豬頭。其次，你看起來很粗野，可是用得非常巧罵你。

能不能給年輕人一些忠告？

年輕人沒救了，沒救的原因就是過去我們統一年輕人的思想統一不了，靠著教條，年輕人不喜歡，可是現在有工具了，就是電腦，年輕人看一樣的書，接受一樣的資訊，年輕人的思想千篇一律，所以辨別能力變弱了，很容易被騙，並且窮，變成月光族（每月的錢花光光）。

你怎麼看蔡英文？

蔡英文跟蔣介石一樣，《蔣介石日記》我看了一部分，人家質疑他為什麼抓權，他說別人無能，別人無能是你用的，你要負責任，你抓權之後呢，你也無能。蔡英文就這樣子，她無能，抓權抓得很緊，蔣介石時代不敢修改憲法，用「動員戡亂臨時條款」代替，凍結憲法，李登輝修憲，原來總統的命令，行政院長要副署，不副署，命令無效， 但李登輝時代把副署權取消了，行政院長來去由我決定，立法院不能決定，這是變成總統制，袁世凱也不敢幹這種事，蔡英文現在就這樣，總統有那麼大權力嗎？蔣介石都不敢，你們敢！

你能不能分別對台灣跟大陸提出一些忠告？

台灣應該清楚知道自己，第一、你們嚴重的被蔣介石污染，他騙你們，蔣介石反攻大陸二十六年沒有成功，可是還是吹牛、欺騙，今天（前民進黨立委、台獨理論大師）林濁水還在說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是因為漢賊不兩立，害了台灣，民進黨這些智庫根本不及格。事實上，蔣介石沒有漢賊不兩立，（前外交部次長）楊西崑親口告訴我，蔣介石要兩個中國，共產黨不肯。現在民進黨的思路是撿了便宜還賣乖，可是你賣乖要符合正義標準。

為什麼我不諒解現任駐日代表謝長廷？當時我們在黨外時代，謝長廷寫了一本書《黨外黨》，將來我們成立新黨要跟國民黨不一樣，英國式或美國式的，結果搞了一個小國民黨出來，這就說明台灣不可能有民主，因為不論國民黨或學了國民黨的民進黨，都是列寧式政黨，它的結構都是列寧式的，國民黨跟共產黨學，民進黨又跟國民黨學，列寧式政黨怎麼會出現民主政黨呢？所以都是假的。國民黨比較細膩，蔣介石帶領那麼多壞人，革命失敗了，把政權給兒子，壞人不講話。

為什麼不講話？

殷海光告訴我，蔣介石一次秘密談話時耍流氓，他說沒有我，你們都沒有飯吃，他跟他們是命運共同體。

你對自己沒有加入任何政黨很自豪？

不加入政黨不稀奇，你還要能興風作浪，我講言論自由好了，我講的比任何教授都好，所謂言論自由是speak and to be heard，如果你speak沒有人聽到，那是你自己在家裏發表言論，如果亞洲週刊不登你，就沒有媒體願意登你，那就表示言論自由受限制，你們在政治學的教科書裏看不到這個定義，所以我的「立德」是可以留給世界的，台灣對我太小了，中國對我也太小了，就像愛因斯坦說甘地一樣，說下一代的子孫無法想像在他們前一代怎麼會有這樣一個血肉之軀出來，在我死後，很多人會覺得怎麼會出現像我這樣一個怪咖（怪傑）。

你覺得自己有什麼值得年輕人效法的？

我從來不鼓勵別人效法我，我是半叛徒，有一天受苦受難關在牢裏你才知道空間多麼小、時間多麼長，那不是玩的，那是硬碰硬坐在那裏，這是害人嘛，不可以！我從來不鼓勵別人做叛徒。

這輩子所有夢想都實現了嗎？

很接近，因我本來就是耍筆桿的，就是鼓動風潮、造成時勢，只是它們現在不讓我鼓動，封鎖得很緊，可是我自己還有本領把八十五本大全集印出來。

過去八十幾年，你最大感想是什麼？

也虛此生，也不虛此生，環境的力量太難掌握，它打不敗你，可是你把它消滅也很難，滿街攔路虎，國民黨抓你，還滿街過街鼠，你走過去，連老鼠也變得很可怕，鼠輩橫行。■

 

 

 

陈文茜：这个时代被李敖奚落了 但他的情绪是挫败的

 

他愿意为自己的价值舍生取义，让自己活得这么困难。歌德讲，一个人幸福的泉源就是他不幸的来源。李敖是了不起的，但他自己为之做出的牺牲、别人对他的批评就会成为他另一部分扭曲的来源。

口述：陈文茜，采访：刘周岩，实习记者：刘馨遥

他选择了蜀道独行

在他告别我们之前，多数人早已告别了他。而我至今仍无法提笔，写一篇悼念他的文章。你们让我谈，我就来谈谈，一个跟很多人想象中可能不太一样的李敖。

李敖的生日是4月25号，他如果活到84岁，我们就相识整整41年了。我二十一二岁的时候认识他，那个时候他已经坐牢出来。如果换作其他人，已经吃了这么大的苦头，坐牢出来后一定会想办法低调，该受的教训已经受了，接下来得想办法生存下来。

可他不是，他没有想办法讨好谁。他在《文星》杂志时期写了《老年人与棒子》等很多重要的文章，在台湾已非常有名。如果他愿意做一点点妥协，以他的才华与知名度，可以通过著作拥有很高的收入。李敖不愿意这么做。美国的大学邀请他去做访问学者，国民党不让他出去，但蒋经国方面也派人希望能够跟他和解，让他去做东亚研究所的合作研究员。他绝不向体制妥协，因此，他不得不做很多人不屑做的事情。
 

 

他不想被国民党拉拢，但又必须维持生活，他想到了什么办法呢？台湾那时很穷，他就想办法“勾结”（我讲他就用他的字眼）美军顾问团里的人，把美国进口的二手冰箱、冷气机拿出来卖。他卖的时候会把价格抬高，这是他赚钱的第一个方法。他赚钱的第二个方法是，谁惹了他，他就告谁。从那时开始，他变成一个很爱告别人的人，动辄兴诉。别人从这里看到的是鄙夷，我刚好相反，看到的是佩服。因为我知道他的不肯妥协。

在他50多岁之前，他所有的书籍和文章全部被查禁。我23岁的时候，担任台湾《中国时报》美洲版副刊主编，我想可不可以找李敖来写文章。因为他坐牢前写过一本《传统下的独白》，非常轰动，那我想约他写一个《独白下的传统》，谈他对传统的反思。我以为谈传统比较不牵涉时政，所以很可能过关。结果，登报的第一天，台湾的警长就来了。可见，李敖连一篇文章都登不出来。

现在的人，对那样的一个年代里李敖经历的事情很难感同身受。所以如今的台湾社会只好用虚弱的方法，来讨论一些不重要的事情。李敖1985年开始最后这段婚姻时，他还处于经济上负债的状态。他从来没有真正拥有过财富，直到台湾解严，可以让他上电视节目，他的书能够在台湾正常出版，他才开始有比较稳定的收入。

这是我自己经历过的年代，很多评论他的人，从来不曾为他们想要的开放做任何奋斗。有的人懂得在体制里如何生存、得到名声，获得理所当然、正正当当的金钱利益。李敖选择了一条很困难的“蜀道”，选择攀爬最困难的峻岭，所以他的生存方法就非常特别，也因此引起很多人对他的非议。

所以，我与他友谊的建立基础之一是这条主轴。如果没有这条主轴，我可能落入与凡夫俗子一样，只看到他的怪异、刻薄、阴暗面，甚至有时不近人情。当你没有一个大环境，看不到他这个人的主轴时，就会继续去看他的那些古怪。可是，你要了解，当一个人走蜀道的时候，他的气是喘的，他的肌肉是酸的，甚至他的人格会有一定的扭曲。我属于家境比较好的人，我知道做那种倒卖生意，还有经常起诉别人，会真的快乐吗？其实是不快乐的。
 

李敖曾经谈到，最不舒服的是人们常常把他跟龙应台相提并论。所以龙应台比较倒霉，她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他就写《大江大海骗了你》。除了他对龙应台的学问不以为然之外，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龙应台在那个时代是一个比较懂得妥协的文人，她的写作诙谐，文字洋洋洒洒就能引起很大的共鸣。李敖觉得这种人得到掌声，在当时的环境下就是取巧。所以，我只能说“攻击龙应台”是一个现象。他骂龙应台，多少有不服气的成分。在他不服气的时刻，是不是表示，他认为这个时代的掌声，给了不应该给的人？这个时代被他奚落了，但他的情绪是充满挫折感的。

李敖一方面显得很幽默、快乐，另一方面则是“虽千万人吾往矣”，在蜀道上独行的孤独。知识分子的基本形式是从“五四”开始的，李敖承继“五四”那一群人的精神。所以，在李敖的身上一直贯穿着两个因子：一是“五四”所代表的自由主义、爱国主义；二是梁山泊式的侠义。已经有人用“东邪西毒”来形容他了，这可能比较符合大众的口味，可我觉得李敖好像不完全是这样的人。他会做梁山泊的人才做的某些事情。比如台湾乡土文学的倡议者高信疆，他是《中国时报》的副刊主编。如果没有他，当时很多的乡土文学，包括陈映真的书籍都很难出版。高信疆后来与《中国时报》的老板闹翻，就去了北京，发展也不顺利。后来他得了癌症，又回到台湾，潦倒到连找到一个好坟的钱都没有。李敖拿了70万台币给他。这是近10年前的事情，李敖那时自己也并不富裕。

他的前几任女友都说他看钱看得太重，包括胡茵梦也这样讲他。他既需要钱，又很爱钱，可仍然没有一件事情比他在乎的信仰来得更重要。《李敖有话说》这个节目既没有广告，又总是触犯底线，人们劝他不要讲这些。他去找刘长乐，动不动就说“我跟你们凤凰缘已尽了，我要跟你们‘翻了’”。刘长乐说：“我们可不要跟你‘翻了’，我们讲的是长久的关系。”刘长乐常常让我传话给李敖，请他珍惜凤凰这个平台。但因为李敖坚持某一些事情，他非讲不可，最后他就说：“那我不要做节目了。”凤凰卫视是他最重要的收入，他这么爱钱的人，立刻就不要钱了。所以，我也想问那些批评他的人，你们会为在乎的价值、信仰做到不要钱吗？

活得不一样

李敖坐牢的经历，实际上给了他很大的创伤。坐牢之前，他已被软禁，每天都有人跟踪。那时他有一个女朋友，这个女孩家里非常穷，李敖自己也很穷。在那种情况下，他有梁山泊式的侠义，他拿钱把女孩的一家人统统带到台北，给他们租房子。他觉得那时所有的人都跟他划清界限、保持距离，只有这一家人还一直愿意跟他往来，所以他心里充满感激。

后来李敖去坐牢，10个月后第一次被允许看报纸。你知道他看到的消息是什么吗？这个女孩的结婚启事。这个女孩家里太穷了，没有李敖照顾他们，一家人在台北活不下去。所以10个月后，女孩嫁人了。她嫁人那天，在报纸上草草登了一个启事。启事登出的当天，狱警就叫李敖了：“哎！你今天可以看报纸了！”李敖好高兴，然后看到那个报纸，他终生难忘。
 

 

难忘到什么程度呢？难忘到他得了脑癌，在最后一两个月快要死的时候，他几乎是完全昏迷的，他夜里做梦还会叫那个女孩的名字。他讲话已经口齿不清晰，照顾他的特别护士第二天问他的太太，说他晚上一直叫一个名字，这个人是谁？他太太立刻就知道是谁。

这代表那个女孩是他难忘的女性吗？我不这样认为。这个女孩后来在一个规模很大的律师事务所上班，我算是间接认识，所以我就问李敖，要不要安排他们见面。按道理，李敖不受男女之情束缚，如果他还爱那个女孩，他也不会在乎别人的看法。但他跟我说：“不要了。”

对他而言，往事是不回头的，这个女孩在李敖被软禁的时候一直陪着他，后来嫁人也是不得已。他那时一直觉得，要用全部的意志力来对抗社会的体制和媚俗的时代，他付出的代价不是只有我们表面上看到的坐牢、失业、穷、负债、用变相的方法赚钱，不是只有这些东西。他付出的代价，其实还包括了一个人幽微的感情。后来他告诉我说，他必须承认一件事情，看到报纸的那一刻，他彻底地被国民党打败了。

有些人批评他，他们在叙述某些事的时候，他们从来没看到，李敖本身是一个斗士，而他们是妥协者。作为斗士，李敖有不同的逻辑和不同的身份。比如，他在“立法院”戴着防毒面具喷催泪瓦斯，因为他看到国民党跟美国人勾结在一起，他觉得无力回天，这是他对抗社会的方法。如果你把他的大前提看清楚，你会发现，他把自己搞得像小丑一样，是一件非常凄凉的事。他一方面很凄凉，一方面是斗士。其他人根本就是懦弱者，他们可能西装笔挺，看起来很有风度教养，可背后包含了多少妥协、懦弱和伪善。

他的一生给我们这个时代带来惊喜，怎么可以有人把自己折磨成这样，就为了对抗、证明某些东西？他折磨自己的绝对没有比折磨别人的少。对我而言，他的存在是一种鼓励，鼓励我可以活得跟别人不一样。我觉得我可以成为现在的我，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叫李敖。
 

我20岁出头的时候认识他，那时的我把头发染了七个颜色。你可以想象，在那个保守的社会里，李敖看到我就觉得，这个人在搞什么鬼？后来他请我吃饭，讲他换女朋友、遇到的事情，我就挖苦他，他听到后觉得我把他挖苦得很好，他嘻嘻哈哈地觉得特别好玩。我心里也有对他的崇拜和肯定，但我们之间不是晚辈与长辈的关系，而是我奚落他、他奚落我。

从我个人来说，我作为一个跟别人活得不太一样的女性，已经比一般人辛苦很多，更何况他呢？很多人将我视为“有争议的女性”，我不偷不抢、一生正直，我争议什么？我只是和一般女人活得不一样而已，或者说，我跟他们希望的样子不太相同而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定位”是社会体制对人的压抑，就像《1984》里的老大哥，不是政治议题的压迫，而是以无形的方式，压制你在每一个细节里不可以与众不同、不可以活出精彩。

一旦你做了不同的选择，别人不会理解你、佩服你，反而会在你身上挑毛病。那李敖之于我的意义是什么？他就是我的门神，他站在我前面，他千夫所指，我百夫所指。他挡在我前面，做我的盾。我每次觉得被压力压迫到不能呼吸的时刻，我只要打一通电话给李敖，属于我的生命就回来了。

周到的朋友

说到我跟他的友情，基础也正是我对他的“了解”。不论李敖有多少的争议，他为信念所做的，对我而言，我做不到。这就是我对他的佩服。至于其他的一些争议，他身上的缺点、阴暗面、男女关系里的自私，比如说他对女性的不够尊重等等，那些事情对我来说，是属于他缺点的一部分，但有些事情构成人生的主轴。

他对待朋友，是很周到的。在我的生日，他每一年3月25号早上8点半送礼物到我家门口，每一年都送，而且一定是早上8点半。我总是说：“李大哥你搞错了，我是11点57分生的，所以请你11点57分过来。”他说，他做这件事，人家都会感动，而我这个没有良心的家伙，还跟他说应该是11点57分。

我跟他对历史的兴趣都比较深。他英文资料看得比我少，我中文资料看得少。他就对我讲：“千万不要告诉民进党的杜正胜，因为陈文茜证明一个人可以不要练文言文，文章也好。”我就对他讲：“我是被你毒害的，因为以前《文星》杂志你们提倡全盘西化，那我就相信你啦，我们今天没有你的中文造诣，除了你很优秀外，还有你留下来毒害的种子，我应该向你请求精神赔偿的。”所以，我们花时间的地方不一样，会彼此分享见解。他看不到的，我看到了，我讲给他听，他会觉得有趣。他看到的，我是不懂的，他会讲给我听，我觉得特别逗。
 

我每次住院他一定都来看我，专门负责来讲笑话。我很爱养狗，我的狗就是我的小孩，狗死了我就哭，哭到两三条街外都听得见。他觉得我只要狗死了，我就快死了，他就会来看我。他看我的方法很滑稽，他觉得人不应该停留在伤感，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大把钱，都是白花花的现金往地上甩，还一直说：“我们挣了10万块，可以买一只狗，可以买两只买三只狗，你不要哭了！”一个人养了18年的狗刚刚死了，哪有兴趣去买狗？但是呢，你又会觉得他很可爱。

他八十大寿的时候，我要送他礼物让他挑，就跟他说：“李大哥，我要买瓷器给你。”他很喜欢瓷器，事实上，他是一个品味很好的人，他以前宁可饿肚子，也要买很好的东西，希望有好的生活品质。他喜欢英国的东西，刚好Wedgewood出一套纪念款的瓷器。另外，德国Meissen的瓷器也很好。我给他讲，中国最了不起的就是瓷器，欧洲最开始烧瓷都是软瓷，没有硬瓷。德国的泰勒神父来中国传教，在景德镇发现了烧瓷的秘密，他回去后，德国皇室把全国的瓷人都召集到一起，像监狱一样把他们关起来，逼迫他们烧瓷。有些瓷人半夜从高墙中跳出去，有的摔死了，有的摔断腿。英国知道德国烧出硬瓷后，找到断腿的瓷人，后来烧瓷就不再是什么秘密。我对他讲，德国Meissen的瓷器太贵了，如果要买的话，我只能送他一个壶和一个杯子，另一个可以送一整套。那我问他要哪个。结果，李敖就说：“我两个都要！”那我就都买给他了。所以，千万不要在李敖面前卖弄历史知识，你会下场很惨。

他转念不过来

李大哥并不是与我没有任何冲突，其实是有过的。比如，他很讨厌连战，但我跟连战在“立法院”里的合作关系是良好的。他后来又和小孩子吵架，还骂大S的婆婆。我就说：“你怎么这么无聊，骂人家婆婆干什么？”其实，他真正的原因是不喜欢《康熙来了》。他认为，《康熙来了》教坏了年轻人。他其实很疼爱蔡康永，觉得蔡康永很有才气，但是堕落了。他以为，一个社会的开放不应该是每天教你听一些低俗的东西。

我已提到，一个人想要对抗时代，会有某些人格的扭曲。他觉得他坐牢那么久、努力那么久、对抗那么久，争取来的自由被这些人搞成低俗。所以，很多人不能理解他为什么去踢馆《康熙来了》，我是可以理解的。这个世界上失败的东西太多了，我承认失败后就会转念。所以，我现在说自己是住在台湾台北阳明山的村民，其他事与我没关系。我关心地球，关心全球变暖、中美贸易冲突、难民问题等，但我不关心《康熙来了》。李大哥虽然有幽默感，但他是斗士，转念转不过来的。

他骂大S婆婆的时候，他很生气地问我：“你怎么可以不跟我站在一起？”我就说：“因为你自己神经病，谁要跟你站在一起，我人生就三个原则。第一，我绝对不会得罪厨师，因为厨师可能会在你的饭菜里吐一口。第二，我绝对不会得罪医师，因为我生病要靠他。第三，我不会得罪殡葬师，因为人死了躺在那个地方，你不知道他要怎么对待你的尸体。所以，这三种人我都不得罪，你自己要得罪，你自己去。”他听完就哈哈大笑，他觉得我是对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可以跟他有交情。

李敖是个跟伪善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人。在他与《康熙来了》有一点冲突的时候，有一次我坐飞机刚好碰到蔡康永，他就过来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就跟他讲，他听后很难过，康永是个很善良的人，他以为李敖这几年过得很好，没想到他过得这么不好。为什么他会觉得李敖过得很好？除了没有往来之外，康永很难意识到李敖这种人对台湾的希望，包括一切从政治到文化现象的希望，而最后这个希望变成愤愤不平。
 

李敖要竞选台湾“立委”，是发现患前列腺癌之后。那是他第一次意识到，疾病会打倒一个人。他是一个非常重视养生的人，他每天一定在他们家前面健走一个小时，他总是对我讲：“文茜我告诉你，你有一天会躺死。”我就说：“我没听说过躺死，我听说过走死。”我们就这样经常吵架。

他一生都在控制他的体重，他对我这种好吃、迷恋巧克力什么的很不以为然。当他患前列腺癌之后，这对他的打击是双重的，一个是癌症的面向，一个是男性的面向。我去看望他的时候，问他：“我不要再当这个‘立委’了，请问你要不要当？”他就说他想想看。

有一天，我主持《文茜小妹大》出来后，一堆记者围过来，我想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说：“李敖刚刚宣布参选‘立委’，还说你是他的总干事。”他要参选也不跟我讲，以我和他的交情，他不需要和我讲的，可我的回答是什么？我回答说：“我不是李敖的总干事，我是他总干事的妈。因为李敖送给我一只狗，那只狗的名字就叫‘李敖大哥大’，他的总干事是我的那只狗。”后来，李敖去登记的时候叫我陪他去，我就带着那只狗上电视，人家拍的都是那只狗。李敖就说：“你完全模糊焦点了！是我要选，怎么最后变成你的狗在选？”

我们两个人的交情就是这样，我了解他这个人跟世界上其他所有人不同的、令人佩服的价值。歌德讲，一个人幸福的泉源就是他不幸的来源。李敖是了不起的，但别人对他的批评、他自己做出的牺牲就会成为他另一部分扭曲的来源。我充分了解这些事情，在我们这个社会，第一，多数的人不敢牺牲；第二，要牺牲就要变成圣人，但可能连教堂里的圣人都经不起检验；第三，不牺牲的人讲风凉话。所以，我觉得，信念差别太大。

最认真的写书在50岁之前

李敖发现他身体不好后，就搬下山来住。不过，他认为，“他身体不好”是错误的医疗信息。他是很注重养生的人，他觉得自己要活到100岁。那时，我举办了一个青年论坛，隔一段时间我们的公益项目会找娱乐明星、文化名人来，周杰伦、蔡康永、张忠谋等人都来过。我找李敖过来的时候，我秘书去接他，回来告诉我说“他不太会走路了”。我那时常常离岛，大概一两个月没有见过他。李敖对我说，他觉得脚像踩在棉花上一样。我就说：“你今晚讲完话，明天我们就去医院。”在那天晚上的讲话，他还说：“我告诉你们这些年轻人，我这个人的脑袋是最后一个可以打败电脑的人脑。”

第二天，我就把他带到我最熟悉的台湾骨科权威那里，医生判断可能是脊椎压迫神经，最不好的情况可能是脑出了问题。于是，我们立刻找了脑神经医学中心的主任，最终判定是脑瘤。此后，他每三个月去复诊，但他仍然不肯请外佣。以他的身体状况是一定要请外佣的，他绝对不准。他跟他太太讲：“你要用，我就跟你离婚。”他这个人就是这么固执，那我就打电话跟他讲：“李大哥，我告诉你，你如果走了以后，我就是你的发言人，因为这世界上没有人认为我不能代替你发言了，所以你死了也没办法起来反驳我。你只要走了，我就说李敖这个人是怎么死的？他是笨死的，因为他不肯请一个外佣来照顾，所以就死了。”他就只好说：“好，我同意，我接受。”

到了生病的第二阶段，他吃了太多激素，全身的抵抗力都变零了，脑瘤还没有恶化，很快就变成了致命性的肺炎。没过多久，他就开始呕吐，他的癌细胞已压迫到他的吞咽功能，最后只能插胃管。等到第三阶段，他有一段时间肺炎控制得比较好，他在医院吃了很多苦，曾经短暂回家。我去看他，拉着他的手，他跟我谈了一些话。

李敖很疼自己李戡和李谌，他担心自己走了以后，他们能不能过得很好。但他又不愿意跟家人一起过年，他在某些部分很不传统，我也不是很懂。他有很深的家庭观念，他可能有妻子还交女朋友，但他还有一个非常深的传统，就是“我太太就是我太太”。另外，他跟他妈妈处得并不好，他妈妈个性很古怪，大家都不敢照顾，可是他一定要照顾他妈妈到终老。他帮他妈妈的房子做很多细心周到的设计，是专为老年人用的，一个用人可以住在那里，开门正好可以看到老人的情况。我对他讲：“我觉得很奇怪，你每次讲这些，是很孝顺的。”他就说：“你搞错了，我不孝顺。”他绝对不承认这件事情，可是我明明白白就有看到。
 

李敖知道自己得脑瘤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文茜，明年我要去北京办一个藏品展，把我与胡适字画几十年的浮生之缘，一个个地写出来。”之后，他就开始收集资料，从那时开始，我就请我的秘书每个礼拜三不要来我这里上班，去帮他剪贴、找资料，中午扶着他出去，在外面有尊严地吃一顿饭。后来，他跟我讲，那段时间是他最快乐的时光，他以为他可以完成这本书。他说：“文茜，我们说好明年去北京，李小姐（秘书）也要陪我去，我们是一起的，不要忘记我们一生都是一伙的。”这就是他面对脑瘤的态度，他预计只剩三年可以活，他要怎么样活到分分秒秒都是值得的。

他还告诉我：“我没有想到这么快，我为了赚钱花了太多时间。”他的儿子还没有念完博士，女儿才刚刚开始读硕士，他还要每个月提钱给大女儿。他疼爱孩子的方法就是给他们钱，所以他养家的压力很大。

他从59岁开始才可以做电视节目、出版书籍，可以有比较高的收入，所以他花费太多的时间在电视上，花太少的时间在著作上。他对我讲：“文茜，你没有我的困扰，不要重蹈我的错误。我虽然著作等身，可是我最认真写书的时候是在我50岁以前。60多岁的时候，我可以写更好的作品，但我花太多时间在电视上了。”所以，他得了脑瘤后就每天写下去，写到什么程度呢？我的秘书跟我讲说，写到他站都站不起来。

从他知道得了脑瘤开始努力写东西，到病倒下来，不到6个月。他原本是希望把那个文物展办在北京，把他人生的缘分、文物背后的历史写成一本书籍，也做成一档电视节目，这是原来全部合起来的构想。李敖去年曾宣布要做《再见李敖》这个节目，跟仇人、朋友告别。优酷找他签约的时候，他以为他还可以，他要好好地做这个节目。

不过，他做节目不是要跟各种人见面，他想把北京藏品展里的文物考证、故事讲清楚。后来因为他病倒了，他们就想可不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邀请来宾制造话题性。因为他已经签约了，就变成他的经纪人去授权，可能那时他们不愿意让外界知道他已患肺炎。那篇《再见李敖》不是他的文笔，可能经过他点头同意，但不会是他操刀的。他不会那么无聊，把自己最后的人生花费在这种事情上。他想好好做的就是北京藏品展，可是壮志未酬，老天连最后一点愿望也没有给他（时间去实现）。

注定孤独

他晚年其实很孤单的，他本来就不爱与人来往，社会的走向更让他感觉到世态炎凉。孤独是内心的题目，不是单指人际关系，他觉得他的一生是一场空。你看他在《北京法源寺》里写：“这就是祖国、这就是群众。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黑暗时代，他们在看我们流血。我们成功，他们会鼓掌参与；我们失败，他们会袖手旁观。我们来救他们，他们不能自救，如今又眼睁睁看着我们亦无以自救。在他们眼中，我们是失败者。但是，他们不知道失败者其实也蛮痛快，因为失败的终点，也就是另一场胜利的起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李敖内心，他就是这样看待这个世界和他的关系，就是我一开始告诉你的那样，这是一个蜀道上的千山独行者。
 

现在的台湾社会“媚俗虚假”，“媚”是指谄媚成功者；“俗”指的是，我们其实已经没有文化深度了，现在是狗仔化的社会；“虚”是讲所有的东西都是空洞的、无聊的；“假”，大声喊的口号都是假的。这样的社会怎么会纪念李敖？纪念一个人首先是要理解他在大时代里提醒了你什么，这个社会还有很多人怀念他，但是有权力、资源的人怎么可能觉得李敖提醒了他什么？

早在2007年的时候，我听说有人要给他做一个纪念馆。当时的文化局长是我的好朋友李永平，他曾是李敖电视节目的制作人。当时，他对李敖无微不至、照顾有加。李敖就跟我说，他真的是非常体贴，每天都会接李敖，各方面细心，比我好多了。可是节目做完以后，这个人就跟他不再往来，在李敖生病、去世以后也没有怀念他。李大哥讲得很极端，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要完全拆出来，否则是会伤人的。当时台北市拨了一个房子要给他做李敖纪念馆，就叫“李敖书房”，李敖也很有兴趣，跟我们到处看房子。但最后，他们就是不愿意，因为李敖充满了太多政治不正确，即使在那个年代跟他最有交情的人当上了文化局长，手中有权力，也不愿意。

现在，民进党当权，有人要给他褒扬令。李戡问我：“怎么讲我爸爸好话的，反而都是民进党的人？”他问我这个事情怎么解决。我说：“不管是谁，你爸爸不会接受褒扬令，因为他一生都站在权力的对立面。”这是属于他父亲的高度。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站在权力的对立面，不是要对抗，而是我与你隔着一条河的距离。你做得很好，我可以隔河给你掌声；你做得不好，我可以隔着一条河批评。但是我永远不会和权力百分之百站在一起。

他的人生，有想尽办法快乐的一面。可是其中的主轴，其实是一首悲怆交响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