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届高考生比交白卷生多几分

七七届高考生比交白卷生多几分

《高考》盛事，几乎每一个经历过高考的学生、每一个曾经供养高考生的家庭都为此付出过巨大代价。当然除了第一批七七、七八届及之后的几届之外, 因为当时处于社会转变之机,  即享受到社会主义的免费社会福利,  上几年学后国家还统一分配工作, 工作后有了工作经验后就享受到私有化的好处。所以最初几届的上了大学后都很快成名获利发家致富当官发财了。这几届大学生就开始吹自己有多了不起。每一个都念念不忘邓小平的好。

然而，高考这道晋升的大门也在一点一点慢慢被特权阶层所管控。如今教育之弊，半世纪以前已经被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然而这些问题时至今日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在一步步地扩大、蔓延。其实中国之弊病，未能防微杜渐的又岂止教育这一项呢......

1977年的高考不是在夏天，而是在1977年冬天，中国五百七十万考生走进了高考考场。当年全国大专院校录取新生二十七点三万人。1978年，六百一十万人报考，录取四十点二万人。七七级学生1978年春天入学，七八级学生秋天入学，两次招生仅相隔半年。1977年冬和1978年夏的中国，迎来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考试，报考总人数达到1160万人。

一九七七年当时教育部以“来不及改变”为由，决定仍然维持“文革”中推荐上大学的办法，并刚刚将方案送出上报中央。这引起了邓小平邀请的三十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的反对，纷纷揭露这种办法的弊病，并主张立即恢复高考，建议如果时间来不及可推迟当年招生时间。这些意见得到邓小平的支持，邓要求教育部立即把报告送中央的报告追回来。邓小平的明快果断，当即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但一九七一年在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上通过的《纪要》，是毛主席圈阅“同意”，并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全国的，“推荐上大学”这种招生办法是形成了法律的。然而邓小平一句话否定了。而且当时邓小平还是一个付总理, 上有中共中央、中央主席、中共书记、国务院、教育部等很多头头。但邓小平就是说了算"法律"的。

走资派官方各种文件网站报刊上都吹捧邓小平"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不仅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尤为重要的是为我国在新时期及其后的发展和腾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不仅具有很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文革后的1973年由基层各用人单位推荐考大学即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时, 有个考生考试结果为：语文38分，数学61分，物理化学6分。被称之为"交白卷。而走资派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考生570万中被录取27.3万学生中, 其中有一考生语文85分,  数学12分。前者毕业后回乡村。后者毕业后离开乡村。

"这个1977年，25岁，在湖南衡阳一个小学担任老师。1968年初中毕业，69年下放到农村，在农村一共呆了4年10个月。1973年上师范学院，毕业后回到原小学任教。真没想到1977年还有一次机会考大学。当时要上课，还担任班主任；基本没有复习。后来集中精力复习自己能够得分的那几门课。当时没有请过一天假复习。考了语文、政治、数学、历史、地理。历史和地理两门课算一科，大概算四门课。因为一直做老师看拼音写出汉字拼音基础比较好，看了这一题心里就定了很多。记得拼音注字是：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这句话我一看就读出来了，写了出来。考语文心里就很踏实了，刚进考场的时候开始还是慌张的。其他还有改病句、改错字等题目。其实那时候题目不是很难，按现在的标准是很容易的。因为从小喜欢历史和地理，所以考得不错，记得我拿到85分的高分。最差的是数学，因为我们那时候基本没有学过。还算对了一道代数题，拿了12分。当时非常高兴。

我们那时候高考志愿以服从分配为主。同学中年龄小的17、8岁，大的有34、5岁有两个孩子。年龄差距很大。有的是老三届，66年的高中毕业生，有的是应届高中毕业生。我们是师范学生，国家有生活补贴。我们班有个同学，年龄比较大，有两个孩子。他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他却来读书了。他就把每个月的伙食费省下来寄回家里。我们毕业的时候是第一届大学毕业生，很多单位抢着要，后来都成为工作上的骨干。应该说是圆了我的一个梦，一个大学梦，而且改变了我的人生。通过学习我能让家庭和生活过得更好。毕业后，被留校任教，后来又被送到其他大学去继续深造，做了大学老师。如果不是邓小平当年拍板恢复高考，我应该会在那个乡村小学工作一辈子。当年上大学靠推荐，我们是第一批凭自己的本事考进大学的，所以都很骄傲和自豪。在那样的氛围里面，我们当然更加自豪。像之前靠推荐上大学，我这样出身不好、家庭成分有问题的人是没有机会的。（73年是怎么上大学的?）高考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复辟资本主义的旧式《高考》之后，几乎每一个经历过高考的学生、每一个曾经供养高考生的家庭都为此付出过巨大代价，因为高考被看作是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一条至关重要的通道。

然而许多有识之士发出的批判文章时有见诸谋体,  例如《高考制度从来不公平，也无法再做社会公平的遮羞布》分析道：高考这道晋升的大门也在一点一点慢慢被特权阶层所掌控独占,  成为特权阶层管控人们之工具。

如今教育之弊，改开后出现了许多新的行业。这种新行业，虽然没有被改开特权集团列入他们“巨大成就”的栏目内，但倒真的搞得不坏，正在以很快的速度“发达”起来。例如“私人授课”业。“代人考试”业。“论文出售”业。“毕业证书制造”业。......

这种行业为什么如此兴隆，那就要看看改开后的教育制度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改开后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都己产业化，也早已成为有钱阶级进入特权上层社会的阶梯。“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许多材料证明，大学文凭是选拔干部的决定性标准。

只要一进了高等学校，或者干脆只要设法捞到一张大学文凭，那就能够得到高官厚禄，就有飞黄腾达的时机。要是进不去呢，那就对不起，只能“永远”当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执行者”。许多人为了达到“高升”的目的，当然就只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于是各种稀奇古怪的行业都应运而生了。

可不能小看这种新行业。特权阶级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禄传给他们的子女，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通过教育一途。而这样做，没有上述行业的帮助，就有点儿难处。有了上述行业，资产阶级新贵们就不怕。他们有的是钱，可以雇请“家庭教师”，或使子女进各种学费昂贵的私人“补习班”之类。这样把子女塞进高等学府以后，总算放心了吧？可是还不行，有些公子小姐们一向吃喝玩乐，谁愿去死啃书本？不能毕业怎么办？还得依靠上述行业。

在“教育市场”上，只要不惜重金，什么毕业论文、毕业文凭，甚至“副博士”之类的头衔都可以买到。有了这些玩艺儿，就可以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了。不难看出，教育领域的新行业，完全是适应特权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的需要而产生的。

“有钱，就可以进入高等学校”，这是一句很难得的真话。当然，统治者“标准的提法”可不是这样。因为这么说，他们那个冒牌的“社会主义”不就露了底？劳动人民既没有那么多的钱去雇请“私人教师”，又没有那么高的地位来得到同僚们的“照顾”。他们的子女，无论在分数面前，还是在其他什么面前，怎么能同那些公子小姐们“一律平等”呢？

何来“一律平等”？学校商业化，知识商品化，这完全是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给教育带来的必然结果。既然“知识”、“文凭”、“学衔”都可以用金钱买来，那么，这些东西一旦到手，当然就要立即投入“周转”，以谋取更大的利润。亏本的生意谁会去做？这种腐朽透顶的“教育”，是一个黑色染缸，别说特权阶级的子女，就是少数劳动人民的子女进校后，也必然要受到腐蚀和毒害。它只能培养那种以赚钱赢利为人生哲学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即培养特权阶级的接班人。

改开后教育领域这种新行业，闹得乌烟瘴气，真正敢于揭露这种丑恶现象社会根源的是在《文革》中，半世纪以前已经被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然而这些问题时至今日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在一步步地扩大、蔓延。其实中国之弊病，未能防微杜渐的又岂止教育这一项呢......下面虽是毛泽东半世纪前对教育问题的论述之节选，然而其中所提却无一不戳中当今教育的痛点。

毛泽东说:我早就说过，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劳动。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试试点。

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架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作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

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美国的佛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卖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

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课程讲的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

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五分，就有那么一些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地去学。把那一套看透了，学习也主动了。

据说某大学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试时得三分半到四分，可是毕业论文在班里水平最高。在学校是全优，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优。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优点真才实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

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讲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讲稿还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才让学生抄，把学生束缚死了。

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点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答百分之五十，其它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

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如何请酌。

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么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如今的大学生证实了这种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