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之一
- 北京，开局坎坷
三年前（1986年），二十二岁的崔宗闲从南方著名Z大学获工学硕士，专业管理，因发表了十几篇专业文章，而小有名气。最后那一学年，他一个人独自在专业杂志发表的文章数量，占领那个国内排前三的管理系的半壁江山，遥遥领先所有人。系领导觉得，咱们出了个小天才。人家毕业申请就业单位时，送去的是带公章的成绩单，他却是一串自己写的发表文章的列表，没有公章，也不需要公章。
毕业时被不少单位哄抢，上海的复旦和交大，还有他家乡的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都派人来和他导师拉关系，联络系主任。系主任是五十年代交大的硕士，国内相关领域的权威，人到中年的导师也大名在外。主任一再的劝导他的导师，想办法将他留下来。
文革十年浩劫，中华大地处处缺乏有知识的人才。七七、七八、七九新三届收录培养的大学本科生不足百万，被誉称为新百万雄师。他们是来自一千五百万考生，十几亿人口大国的幸运儿。七九年有幸进入大学的不足二十八万，来自接近五百万的考生。七七年恢复高考后，前三年招收的研究生，全国加总不到八万人。每一个获得机会的，都是被精挑细选后的幸运儿，每一位的培养背后，都是无数纳税人血汗钱的巨大付出。
他深知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对待遇没概念也没有太奢侈的要求，就想要个安安静静的学习环境，有机会尽可能多的接触海外文献。为此，他特别的选择了北京，觉得这个舞台最好最大。
读研时还修了德语，每星期百个单词的记忆要求，淘汰了不少的人，他却坚持了下来，代价是好几次被点名抽查，结果，多次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老师罚站四十五分钟。好在能够容纳三百多人的阶梯教室挺大，被罚站的不止他一个，久了也就习惯。
羞辱成为动力，动力带来进步。
毕业分配时，导师问他愿不愿意留校？他说肯定不。导师问原因？他说，我从武汉到这里，单程至少得一天多，太不方便。从武汉坐船到上海，顺流也得三天三夜，逆流则是五天五夜。我受不了。
那你去上海，社科院，复旦，交大都有机会？
上海也不想。那里的自来水味道，我实在是无法习惯。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矫情。
福建来的同学选择去正在开发之中，百废待兴的深圳。他不想继续南下，想去北京。
行，北京就北京。导师挺将就这个年轻人。没有多说。
不久之后，早期毕业于人民大学的导师告诉他，自己昔日的同学在人民大学教书，想要你过去，你愿不愿意？
他说，好呀，人大也成，在哪里都是教书、读书、写书。我只要一张平静的书桌。
就这样，他觉得自己的未来单位已经被轻松搞掂，在人家都还没有开始的时候。那个假期随后的几个月，他就一门心思的花在钻研围棋上，意在两个月后击败他的同室好友，两个人有赌约。几天前，好友离开回家前夕，刚刚让他六子还是将他打的落花流水。他不服，他得赢！
七月底时，大家都陆陆续续的拿到了分配通知，唯独他没有消息。痴迷于围棋的他，倒是成功的赢了赌约。正在志得意满之时，朋友提醒他：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折腾这个。
意识到确实是有点不对劲的他，去系里打听，办公室主任让他去校办公室询问，结果他获得的回答是：你的人事档案，早就送去了国家计委数量经济研究所。
这就奇怪了，人大人了，档案却去了计委，直到现在还没有分配通知发来？
那时候的他们，就像静待闺中，等着依媒妁之言命运降临的小女人：自己对毕业去向，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好在可以待价而沽，需、求双方在尽力对抗。
原本计委给了他一个很不错的职位，领导对他充满期待，保证让他前途无量。那个位置实际上是最适合他的，但是，他却选择了放弃。原因就是来自人民大学领导的关心和承诺，结果是最不靠谱的那部分。一波三折，原本最受欢迎的他，到了七月中旬却还没有落实单位，成为全校唯一的一个没单位“要”的主。他向导师抱怨，导师说，有什么担心的，系里还求之不得呢。乐天派的导师，每次见他都是笑容可掬，更像个慈母，满满的关怀，鼓励和鞭策。
他想了几天，觉得自己不可以这样坐以待毙。随后他又找到导师，问能不能给点钱，说自己想去北京看看，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个无理要求，导师却很干脆的答应了。
第一次到北京，出了火车站就是一头雾水。
好不容易寻觅到计委所在地，在计委办公大楼一个阴暗狭窄的走道尽头的人事处长办公室，接待他这个不速之客的处长说：既有良好的数学基础，又有西方经济学背景的研究生，今年我们费了好大的力，在全国才找到两位。你来这里，一定会前途无量。只要考过英文，就立马外派留学，而且去的还是剑桥、牛津，甚至是哈佛，耶鲁这些名校，代表咱们的国家水平。我们这里一直有很多留学名额，却缺乏足够英文和数学过关的。
数学是他的本科专业，他四年读完了七年的内容，完成了硕士需要的“学分”，最终却拒绝了导师的挽留，转行学管理工程。他对留学没兴趣。三年前，在数百名考生中力拔头魁，专业课位居第一考进研究生时，他也曾拒绝过留学机会。放着这么好的机会在面前，不识趣的他，却坚持着要去人民大学，说是自己先行答应过，必须信守承诺。而计委的霸王硬上弓，却属意外。
自己不喜欢的事不做，这种内在的固执，他没有说出来。随后，他又找去了人民大学，只是想问问对方：为什么说好要人，却又不要，还不预先告知自己？他的意思是，那么多单位想要，我选择了你，你却不要，结果自己没有单位！为什么做事这么不靠谱？他的人生坎坷，算是从这时开始。
那天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六点多，通常而言，这时候办公室已经没有人在。他却运气好，在门口碰到刚要锁门而出的办公室主任。院长办公室主任老牛，胖乎乎的还有三高，整天笑容可掬，看上去却很假。在请示院长后他说：不是不要，是抢不过部委。既然你这么说，我们也给你承诺：一个月，一定办好转批。
随后，主任给他介绍，办好了学校的招待所，让他先行住下，在北京呆几天看看学校和北京的情况。招待所在校门口附近，就是一个平房里面的几间简陋的房间，放着几个木板床。那天夜里，他遇到的室友居然是小白，后来的同事。对方也是专程出差，前来看看情况的：被雇佣者前来面试雇主！
在北京呆了几天后，小崔没有回家，而是回到学校继续等待。余下的日子，他全部花在钻研桥牌上，水平也是日日见长，从完全的陌生变成不错的打手。那段时间，整个研究生宿舍，除了桥牌就是围棋，外加宿舍前操场上跑来跑去的汉子们。
牛主任没有失言，八月底前，他硬生生的通过国家人事部，将自己的档案从计委收回到教委，再亲自派人去拿回到人民大学人事处。为了自己的事，主任专程跑了一个月，计委、教委、人事部，应该还有北京市的相关部门，在好多部级领导之间周旋，不遗余力。期间，他自己还累的病倒，被送去医院呆了几天，都是因为小崔。
知道实情后，小崔很感激，想在专业上好好干番成绩来：士为知己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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