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
在路上
从行政区域上划分，这里应该算作城市，因为它属于市区；从居民的身份上看，这里也应该算作城市，因为他们多是工厂里做工的；可是从外观上看，这里无论如何不像城市，因为除开那条通往火车站的东西马路是柏油路以外，其他的就只有沙石路，或者像鲁迅先生说的那种“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的路。这是南八里岗子，不通邮，只通十四路公共汽车。
深冬的季节，大水泡子冻得吭吭作响，水面裂开了口子；好像水泡子要呼吸，鼻子不通，张开了嘴。地也冻得吭吭作响，地面也裂开了口子，好像泥土也要呼吸，张开了嘴。
由火车站开往南八里岗子的最后一班车是在晚七点钟，但它从来都不在七点钟来。有时候它像害羞的少女第一次与情人约会，迟迟不肯露面。这样还好，至少只要你耐心地等，它总是来的，尽管有时会让你感觉自己将会被冻死在这冬夜里。终归没有人冻死，它还是来了。
而有时，它像心急难耐的乡村野妇，早早的跑掉了。而你，并不知道它已经舍你而去，傻小子等老婆一样，眼巴巴地等，踮起脚，伸长脖子。。。。。。走吧，怕它来了；不走，又怕它不来。这样踌躇的晚上，在我读书的年代，是每天必经的功课。这功课，我做了六年。
无论如何，你等到它的时候是多的。远远地，你看见它的红头顶，因为车身是白的，而车头和车顶是红的，你的血液就开始沸腾，心跳开始加快，比我长大后第一次与异性牵手，拥抱，接吻都更为兴奋。所有等车的人，都作好冲锋的准备。因为那车子必定已经很满了，所有的人已经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贴近着。而车站这里，至少还有几十个人要加入这罐头的行列。挤，再挤，再再挤，就是实现上车大愿的唯一办法。
那可怜的车，真不知道它是不是用橡胶或弹簧做的。总之大部分人都上来了，老弱的，没有挤的历练的，只有望车兴叹，辛苦他们的脚了。我的脚也曾无数次地被辛苦过，而今却已经不记得是怎样的感觉。人类终归是健忘的，能忘记也是一种幸福。
最懊恼的莫过于远远地看见车来了，你拼命地跑，喊叫，招手，就在你赶到车门下时，它开走了。高傲地，大摇大摆地，把尾气喷在你的身上。你看得见车里面人的脸，得意，嘲笑，没有同情。人生的车站，追车的经历太多了。
晚上七，八点，街上已经一个人也没有了。我走在从汽车站回家的路上，没有同伴，没有街灯。影子细长，明月如水。我每天走在这条路上，我认识每一块街边的石头，水洼，土坑，工厂的围墙，和那仅有， 由公共厕所改建的住家。女厕所住的是我小学同学李花，弟弟李树和他们神经病的父亲。男厕所住的是一个孤老婆，驼背。过了这住家，我就已经走了一半的路，再有一半就到家了。
十四路公共汽车站叫火磨。在那条唯一的柏油马路上。车站正对着炼油厂的大门，厂门冲北门，永远关着，院内没有一点声音。炼油厂的围墙是黑的，厂房上面高耸的烟筒，永远吹着黑烟。
听说油厂的职工可以在过年的时候分到油焦，是炼油时的下脚料，可以用来炒菜，像从猪板油提炼荤油时剩下的油渣。还听说油焦可以用来炸油条，我都没有吃过。但我确实希望过，父亲或者母亲可以到炼油厂去工作。
柏油路的北面，是连天盖地的苇子和大水泡子。这里人不懂得美言，否则可以叫做芦苇荡或什么什么湖。苇子在冬天都黄了，在风雪中飘摇。风姿绰约的芦苇，在夏威夷岛可以做成妖冶的服饰，可以伴着皮手鼓的节奏，随着佳人的腰身翩翩起舞，在这就只能在寒风中婆娑了。
制粉厂，就是火磨，在炼油厂的东边，厂房真美，是深褐色的，高低错落，有各式各样的管道连接着。储粮的大罐和磨粉厂房之间有天桥，高高的，站在上面，一定可以望得很远吧！厂里时时传来舂舂的声音，沉闷有力。
我希望有一天可以做那里的工程师，带着安全帽，手里卷着图纸，在这根管子上敲敲，到那个大罐子上看看。所有的工人都用羡慕，期待的眼睛看着我，我骄傲地说，都好了，你们继续生产吧。而最重要的，是站在那天桥上，试一试能不能看见火车站的大钟。
可是老人们说制粉厂是日伪时候建的。老人们还说，制粉厂不让女人进去，因为那里的工人都是男的，而且工作的时候一丝不挂，因为太热。我不能相信，冬天也不穿衣服吗？！我问过父亲这是不是真的，父亲他不知道，因为他不是本地人。我问母亲，母亲把手指戳在鼻尖上，深思了半天，说她不知道，因为她也是外地人。外地人的父母亲，什么也不知道，我小时候常常这样想。
过了制粉厂，向南拐弯，走沙石路，路的左面就是针织厂了。
针织厂的院墙黑暗，而且太高了，里面在干什么，一点也看不见。只看见院墙上退了色的语录，“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后来又有了“从快，从严，从重打击刑事犯罪”。我不喜欢针织厂。
在针织厂大墙的尽头，就是厕所住家了。驼背老婆的家在此时永远是黑的，她睡了吗，她在黑夜里害怕吗，她有儿女吗？每一次经过，我都问自己，到我长大离开，我都没有得到答案。
李花的家有昏暗的灯光，有时候她或她的弟弟，或两个人一起会站在街边上。他们不等什么人，也不看什么景致，只站在那里。我就知道，他们的爸爸一定又在打人，砸东西了。其实，那个厕所的家，已经没有可以砸的东西了，除开他的两个孩子。
李花看见我总会跑过来，拉我带着棉手套的手。她不说什么，只是笑，笑的时候左颊上有个酒窝。我们都知道她家境困难，因为没有母亲，父亲又疯着。可我奇怪，她的气色总是那么好，粉红的脸，黑亮的眼睛，而且多冷的天也总是穿着那么单薄的衣裳。
“你的妈妈死了吗？”我曾经问过。而她只记得父亲和弟弟。他们小的时候，父亲疯的好像没这样重，现在连她和弟弟也不认得了。
如果我有，就会送给她一块糖、巧克力或者半块面包。她便飞跑去，喊着她的弟弟。第二天我再经过时，她的弟弟一定会在街边等我，见到我怯怯地塞给我一块软而热的东西，新蒸的饼子。我不吃，厕所人家的东西能吃吗？！但我也不敢仍在附近，害怕被他们发现而伤心。我总是拖着这块饼子，走到家的附近，丢给开水井的二黑家的大黄狗。我天真地送书给她，以为那是她所需要的。她大概也丢掉了吧，或者用来引火了吧，像我一样忐忑着，希望不要为赠与者知道吧！
再走过一段漆黑的长路，前面隐隐约约有了灯光。路的东面是纺织厂俱乐部，是由几只彩色灯泡装饰着的一座电影院。在那里看过的最令我感动的片子是印度电影《流浪者》，当时我十二岁。爱情，从那时起作为一个正常词汇进入我的世界。而更多次的，我看过《烽火少年》，《卖花姑娘》，《草原英雄小姐妹》，当然还有样板戏。
如果电影院有晚场电影，这时候该散场了，我就会夹杂在人流里了。如果没有，我会听见电影院对面纺织厂的厂门里那个打更的老门卫，我的朋友的咳嗽。
咳，咳，咳，嗓子里含着痰：“丫蛋儿，放学了！”
“爷爷好！”，不用看，我准知道他穿蓝棉袄，当腰用绳子打了结，头上戴着旧警帽。我还知道，他抽烟袋锅子，烟气，哈气在他的胡子拉碴的脸上挂了冰。这老者，从我第一天经过他已经老了，在我离开时他还老着。他还在吗！有暗问过自己那丫蛋儿上哪儿去了吗？
我并不向老更夫走去，我向东转，上大坡，沿着更黑的，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的小路。过拐了腿儿韩家，听他家的狗叫；过二黑家的水井，踩在厚厚的冰溜子上，打着出溜滑，大黄跟着我摇头摆尾；经过垃圾堆，再绕过另一幢公共厕所改建的住家，在一排砖瓦房当中，我看见一扇银灰色的大门。
后来的故事，只好等后来在告诉你了。因为我要进去了，银灰色的大门里面，温暖，有爱。
2004年4月10日
马来西亚，吉隆坡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