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之殇（50）-- 段干钺论宗教

第五十章

段干伯父尊鉴：

　　这次到京见到伯父甚觉高兴与宽慰。前日辞京，已达蓝屿。幸承明教，一启蓬心。蒙赐大著，灿若河汉。伯父言及中华民族乃无宗教信仰之民族，愚以为释儒道三教绵延近两千年，中国应为有宗教之国家，只是中国人的宗教观念比较淡薄吧。

　　勿劳赐复，敬颂冬安。

　　　　　　　　　　　　　　　　侄儿陆远征叩上

　　　　　　　　　　　　　　　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五日

侄儿远征如面：

侄儿言及宗教问题，就此谈些想法，信马由缰，深浅由之。

人或人类为什么需要宗教或信仰，这个问题就象人活着为什么要吃饭一样。只不过一个是物质的粮食，一个是精神的粮食。想初民时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类在奋斗中即会产生对大自然和人本身的赞美与恐惧。人类无法摆脱忧患和恐惧，继而对冥冥中的存在顶礼膜拜，崇信这个存在为万物之主宰，这就有了宗教。宗教规范人类的道德行为，是必须的。马克思说：“宗教是被压迫心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里的同情心，是没有灵魂的处境里的灵魂。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这一被奉为圭臬的论断实际上被极大的歪曲了，这种歪曲首先来自列宁。列宁说：“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马克思的这一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现代所有的宗教和教会、各式各样的宗教团体，都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来捍卫剥削制度、麻醉工人阶级的机构。” 马克思生活的十九世纪，人们把鸦片看成药品，一种很好的止痛剂。同样，宗教也可纾缓人们的痛苦。“鸦片”一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伏尔泰说，“即使没有上帝，也要创造一个上帝。”人是要有所畏惧的，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人一定要有敬畏之心，不能无法无天，尤其是统治者。“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无所畏惧的”，这句话是很危险的，这句几乎可以说预示着灾难。宗教是人、人类的必须，区别在于，你究竟是信一个好的宗教还是信一个糟糕的宗教甚至邪教。至于完全不信仰一个宗教，一个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神，那你反而更容易接受一个世俗统治者的观念，他很可能是专制魔王。

宗教对人的自由来说是重要的，黑格尔反复强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基督教，而是新教才是现代人自由意识的基础。中国没有形成基督教式的普遍的人格神宗教，更没有发展到立足于人的自由意识的新教。中国是无宗教国家，这是中华民族的巨大缺陷。所谓“儒释道”，首先，儒学不是宗教。宗教有几大必备要素：一、有一个（或几个）神；二、有一本（或几本）经；三、有宗教建筑和宗教仪式；四、有基层组织和神职人员；五、有广大信众，尤其是社会底层的信众。儒学并不具备这些要素，儒学是中国人的文化传统，是中国人长久以来的亦好亦坏的精神家园。汉代以后的统治者“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把儒学当作一种文化，一种思想，一种“术”。儒学不是宗教，甚至连原始的宗教都不是。

道教算是中国人自己的土产，但是道教不是自然而然生长的，而是在佛教传入后，在这个外来宗教的刺激下仿造出来的，是中国文化与异域文化相抗衡的结果。

公元初年佛教传入中国，140年后张道陵创立道教。道教没有自己的教义，近两千年没有一本经书，封老子为“太上真人”，封庄子为“南华真人”，又拉来民间传说中的“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各类魔怪，混乱不堪。所谓“八仙”，更是把不同朝代和传说中的人物拉扯在一起，相当于关公战秦琼。道教与世界其它成熟的宗教相比，完全没有对彼岸的精神追求，有的只是无信仰的实用文化，对现实人生的渴望和追求。它的追求方式也不是对内心的僅守，而是炼丹、服药、御女等等野蛮荒诞手段。所以道教是相对粗放和原始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

佛教在中国这个没有宗教传统的土地上，经历了长期的从抗拒到适应的过程，从东汉延续到宋代，大约一千年。这中间不停地毁佛，又不停地建庙，文化的抵抗相当强烈。直到禅宗确立独尊的地位，佛教才与中国文化和平相处。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以简化或取消修行的过程而取悦大众。中国人真的信释迦牟尼吗？真的信观音菩萨吗？表面看，一些中国老百姓信佛很虔诚，但这是中国式的信，求平安，求健康，求生子，求发财，求升官，求子孙鸿运高照。典型的功利心态，交易心态，不是去信奉，而是去和神讨价还价。每一声祈祷都包藏着个人的私欲，每一注香火都燃烧着人间的愿望。因此佛成了受贿赂的对象和实现私欲的帮工。

据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研究，在人类有史以来的26个文明中，除了已经衰亡或解体的和正在衰亡或解体的，只有一个“西方基督教文明”还存在和兴旺。以“两希”文明为基础的“西方基督教文明”转变成为今天的工业文明，这“两希”就是以《圣经·旧约》为基础的希伯来文明和以希腊神话为基础的希腊文明。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宗教分布和社会综合发达程度和先进性而言，基督教信仰和现代性有一种相关的性质，现代文明国家都为基督教国家。

基督教是最为平民化的宗教。自从耶稣创建和宣讲基督教以来就不断受到迫害，直至君士坦丁将之奉为国教。在整个基督教的发展过程中，也不是没有走过弯路，也不是没有灰暗时期，特别是教会组织和神职人员获得了不可控制的权力时。基督教改造的最后成功是欧洲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是资产阶级叩响近代社会大门的思想解放运动，怎么评价也不过分。

宗教改革是更广泛的文艺复兴的一个类革命，在马丁·路德之前就有一些宗教改革，只不过马丁·路德更广大更有影响罢了。宗教改革的直接的原因是罗马教会发放赎罪券。路德宗教改革的基本要求是摆脱罗马教皇的控制，建立一个服从本国世俗政权的“廉价的教会”。路德在《95条论纲》中质问道：教皇是一切富人中最富有者，为什么不用自己的钱来建教堂，而非要花费信徒们的钱呢？他主张教徒直接与上帝交往而不必经过神职人员的中介。经过马丁·路德的改革德国社会大变。海涅讲到新教改革所带来的新气象：“禁止牧师结婚的制度废除以后，教会界人士的淫乱和修士的邪恶也随之消失。在新教教牧人员中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最有德行的人，连古代斯多噶主义者对他们也要肃然起敬。”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更为彻底。加尔文认为，只有圣经是“上帝的话”，一切宗教的真理都包含在圣经里面。加尔文的基本教义是预定说，即认为上帝早已认定谁是“选民”并得救，“选民”最后被引申为最积极进取最有道德的人。新教一般不排斥勤劳致富而是主张它，从此基督教称得起是一个奋发有为进取向上的宗教了。

马克斯·韦伯总结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正相关的关系。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发生在基督教国家特别是新教国家，而未能产生于儒家文明或伊斯兰国家？韦伯认为，资本主义依赖于自由劳动。公民这一概念在西方之外从未存在过，资产阶级这一概念在西方之外也从未存在过。从十六世纪以来，古老的帝国中一些经济最发达，自然资源最丰富，自然环境最优越的地区，都转向了新教。从宗教派别的分布来说，与天主教相比，新教徒受的教育较高，受到训练的技术人才和工商人才的比例更高。但同时，清教徒的典型特征恰恰是与纵情声色背道而驰的，消费而不奢侈，克制而不禁欲。新教徒是克勤克俭的，一定的克制和强烈的进取，以宗教式的虔诚来从事经济活动，这就是新教的伦理。在这里，一种异乎寻常的资本主义商业意识和一种渗透着支配着整个生活的极其狂热的宗教虔诚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极大的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

“原罪论”和忏悔成为基督教徒的重要的内省行为，成为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原罪源于《旧约·创世纪》：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因被蛇引诱，违背上帝的命令，吃了伊甸园的禁果，这一罪行遂传给他们的子孙后代，成为人类与生俱来的的原始罪过，并成为人类一切罪恶与灾难的根源。这里我想说一说俄国作家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在其作品中体现了伟大的宗教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即忏悔意识和救赎行动。高尔基评价说：“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两个最伟大的天才，他们以其天才的力量震撼了全世界，使整个欧洲惊愕地注视俄罗斯，他们两人足以同莎士比亚、但丁、塞万提斯、卢梭和歌德这些伟大人物并列。”托尔斯泰是俄罗斯文学中宗教意识非常强的作家，是伟大的基督教人道主义者，他提倡非暴力地抵抗。

《战争与和平》中，不信神的安德列在奥斯特里兹战场上负伤了，仰望天空。想到“我怎么先前未看那个崇高的天空呢？我终于发见了它，我是多末快活呀！是的。除了那个无限的天空外，一切都是空的，一切都是假的。”显然他已经产生宗教情绪了。这使人想起康德墓前的铭碑：“有两件事充盈性灵，思之愈频，念之愈密，则愈觉惊叹日新，敬畏愈益：头顶之上的繁星，心中的道德律令。”《战争与和平》的另一个情节：道洛号夫勾引彼挨尔的妻子，彼挨尔提出决斗，并打伤前者，随后彼挨尔无比懊悔。“发生了什么呢？我杀死了她的情人，是的，我杀死自己妻子的情人。是的，是这么回事。为什么？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安德列欲与勾引他未婚妻娜达莎的阿那托尔决斗，后安德列见到受伤截肢的阿那托尔，表现出怜悯和爱。“对兄弟们的爱，对于爱我们的人的爱，对于恨我们的人的爱，对仇人的爱。”这个爱就是大爱，就是普世的爱，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要爱你的仇敌的爱，是真正的泛爱。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的整个心灵背上了负罪感，在离家出走的过程中不断地忏悔。她在病危的时候，唯一的心愿是向卡列宁忏悔：“饶恕我，完全饶恕我，我坏透了。”在她临死的那一刻，她还在忏悔着：“上帝呀，请饶恕我的一切吧。”《复活》是反省意识是最强烈的作品，聂赫留朵夫在法庭上见到玛丝洛娃，“这一切都很可憎，同时也很可耻。真是又可耻又可憎，又可憎又可耻。”

托尔斯泰对高尔基说：“少数人需要一个上帝，因为他们除了上帝之外什么东西都有了；多数人也需要一个上帝，因为他们什么东西都没有。”多么深刻啊！托尔斯泰每看到俄罗斯人民所受的苦难，真诚地流下怜悯的眼泪。1881年民意党人刺杀亚历山大二世，五个参与谋杀者被捕。托尔斯泰给即位的亚历山大三世写信，要求赦免他们。1894年亚历山大三世病死，儿子尼古拉三世即位，举行隆重加冕礼，又是托尔斯泰“不合时宜”地给沙皇写信，要求沙皇放弃专制。1904年沙皇在中国东北发动日俄战争。托尔斯泰给辜鸿铭写信，把自己的国家称为强盗：“一些强盗的得逞，引起别的强盗垂涎，赃物成了纷争的对象，并将毁灭强盗自身。狗是这样，堕落到动物水准的人也是这样。”

费尔巴哈的爱也是一种泛爱，一种无条件的爱。恩格斯嘲笑说：这“只是一个老调子：彼此相爱吧！不分性别、不分等级地互相拥抱吧，——大家一团和气地痛饮吧！”泛爱不好吗？总比你恨我我恨你要好，总比你斗我我斗你要好。“八亿人民，不斗行吗？”这是毛泽东晚年的昏话，当然也是他的世界观。雷锋说“对敌人象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这就是实行一种“恨的教唆”。正相反，意大利亚米契斯小说《爱的教育》，父母和孩子都应读它。没有任何豪情壮语虚伪说教，小说宗旨就是一个字：爱。如果说，爱像一个娇艳的鲜花必须精心呵护，那么，恨，放纵它就会象豚草蔓延疯长。十几年前四川发生一起命案，14岁少年刘文学发现“地主分子”王荣学偷摘生产队田地的辣椒，当即大叫“老地主偷辣椒啦！”上去与之搏斗，于是几个辣椒送掉两条人命。地主偷辣椒，小英雄受的教育告诉他，这是敌人，必须与之斗争。斗争和专政的理论使一桩够不上盗窃罪的小事变成凶杀案，也使一桩刑事案变成“反革命杀人案”。圣经曰：收获不要“割尽田角”，要“留给穷人和寄居者”。《礼记》：“是月也，农有不收藏积聚者，马牛畜兽有放佚者，取之不诘。”60年代的儿童读物《党的幼儿——刘文学成长的故事》，第一个标题即为“仇恨的种子”。这种“仇恨”的基调，贯穿了有关刘文学宣传的始终。
　　基督教相信“原罪说”，从吃了智慧果那一刻就有了。孟子认为人性皆善，荀子认为人性皆恶。黑格尔说：“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性善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性恶时，是说出来一种更伟大的思想。”天主教认为人七宗罪：色欲（Lust）、贪食（Gluttony）、贪婪 （Greed）、懒惰（Sloth）、愤怒（Wrath）、妒忌（Envy）、傲慢（Pride），忏悔论即产生于此。马克思所指出的：“羞耻已经是一种革命”，“羞耻是一种内向的愤怒。如果全民族都真正感到了羞耻，那它就会像一头准备向前扑去而往后退缩的狮子。”孟子讲廉耻。“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孟子的话与基督教的忏悔和赎罪差几近之。

世界三大忏悔录，即奥古斯丁的、卢梭的和托尔斯泰的。卢梭在他的《忏悔录》中忏悔自己为了混口饭吃，背叛了自己的新教信仰，改奉了天主教。忏悔（Confession），古典拉丁文本作“承认、认罪”解，是“一种宗教上具权威性的言说：赞美上帝、责备自我、认信信仰”。卢梭不失为一个真正的人，他能够把“严重的缺点”完全向世人袒露出来。《忏悔录》的第一段就这样宣布：“我现在要做一项既无先例、将来也不会有人仿效的艰巨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他又说：“当时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写成什么样的人。当时我是卑鄙龌龊的，就写我的卑鄙龌龊。当时我是善良忠厚、道德高尚的，就写我的善良忠厚和道德高尚。万能的上帝啊！我内心完全暴露出来了，和你亲自看到的完全一样，请你把那无数的众生叫道我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让他们为我的种种堕落叹息，让他们为我的种种恶行羞愧。”

卢梭说到做到，他把自己不能见人的隐私公之于众，承认自己说过谎，行过骗，调戏过妇女，偷过东西，甚至有偷窃的习惯；年轻时常常到幽暗的小路或隐蔽的角落里，远远地对着异性亮屁股，以至于被乡下人追赶。他忏悔自己在一次偷窃后把罪过转嫁到女仆玛丽永的头上，造成她的不幸，忏悔自己为了混一口饭吃而背叛了自己的新教信仰，改奉了天主教。《忏悔录》的坦率和真诚达到了令人想象不到的程度，这使它成为一部奇书。在卢梭的身上，既有崇高优美，也有卑劣丑恶，既有坚强和力量，也有软弱和怯懦，既有朴实真诚，也有弄虚作假，既有精神和道德的美，也有某种市并无赖的习气。正如卢梭在篇前引拉丁文题词所言，他的忏悔是“深入肺腑和深入肌肤”的。卢梭的《忏悔录》是托尔斯泰非常喜欢的作品，他非常称赞卢梭的诚挚和真实。

中国既没有一个正经八摆的宗教，于是中国就充满了悲剧却绝少悲剧意识。中国的悲剧意识建立在儒家文化“出世”的思想之上，但佛道思想消解了这种悲剧意识。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使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冲突消解于西方的极乐世界。禅宗的“我心即佛”、“立地成佛”更是消解了我与世界的认知关系。悲剧精神是在困境中的进取精神，是强烈的发展欲望，而“四大皆空”恰恰是这种精神的反动。

一个没有羞耻心和悔罪感的民族，在它的历程中自然充满了罪恶，却无罪感意识；悲剧在不断发生，悲剧意识却被种种无聊的吹捧、浅薄的诉苦所冲淡。有控诉却没有反省和忏悔，使罪恶得以重复和扩大。悲剧不能转化为悲剧意识，再多的悲剧也不能净化民族的灵魂，使这个民族在歧路上走的更远。这才是悲剧的真正悲哀！在这片乐感文化而不是罪感文化的土壤上，只有野草般的“控诉”疯长，却不见“忏悔的黑玫瑰”开放。一个民族只知控诉，不知忏悔，于是就不断上演忆苦思甜的闹剧。从前是目不识丁的底层大众，现在则轮到知识分子，这个大师那个权威。他们中的很多人终生念叨某年某日某人某句话曾加害于己，却拒绝回忆自己远比红卫兵更早就使用红卫兵的手段伤害优秀的同类。而闹腾得最凶的红卫兵却绝少检讨自己的打砸抢行径。隐瞒自己的罪恶，以至于连一些真相都弄不清。更有甚者推诿于他人或推诿于环境，而少从自己的主观找原因。这一类的“控诉”实质上是一种可怜的补偿要求，而不是高贵的正义之情。他们的内心没有一丝一毫赎罪的愿望，所以，他们从来只控诉别人对自己的不公平，却绝难承认自己对别人的不公平，尤其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有些人不成样子羞羞答答的有选择有意遗忘的反省，充其量仅仅是后悔。因此，在这个拥挤的国家里，你绝难看到有左拉式的人物左拉式的控诉——为素不相识者的冤屈而控诉，为社会良心的沉默而控诉。那才是真正的控诉。什么时候能听到有我们自己的左拉，在十里长街长啸一声“我控诉！”什么时候这个国家才真正有拯救的希望。

林彪用“四个伟大”称颂毛泽东，毛泽东本人也认为他的一生有两次伟大的革命，正如托尔斯泰所说：“在没有质朴，没有善，没有真的地方，也就没有伟大。”辛亥之后战乱频扔，建国之后灾祸连年，彻底的无神论和几千年无宗教的历史，是给了中国人彻底的惩罚。

兴之所至，一吐为快，姑妄听之。

　　顺祝文祺，春安。

　　　　　　　　　　　　　　　　　段干钺示

　　　　　　　　　　　　　　　　一九八三年三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