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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郁达夫(41)

寻找郁达夫(41)

博客

41、知识阶级

 

——达夫先生,在去年,也就是世纪末的2000年,中国人有幸获得诺贝尔文学。这是中国作家第一次获得此奖。

——是何人有此殊荣?

——此人姓高名行健,江西赣州人氏。获奖的小说《灵山》、《一个人的圣经》,皆为描写中国大陆60至70年代,也就是“文化大革命”时代。瑞典皇家学院认为,《灵山》是一部心灵朝圣和自我反思的小说,而《一个人的圣经》则是为“文化大革命”算总帐。

——高氏的小说有何高妙之处?

——无甚高妙。高氏试图创造新的叙事模式,却仍是写实的手笔。他对那一段历史痛心疾首。在70至80年代,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写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等小说。这个作家在西方名声鹊起,因为他写政治,他是共产国家的叛逆者。他的小说有两个主题:政治和性。高氏也是叛逆者,也有两个主题。昆德拉没有获得诺贝尔奖,因为东欧发生了大变化,所有的欧洲共产国家在一夜之间消失了。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我的时代,也有提名鲁迅先生的,可惜鲁迅先生壮年而逝。东方的获奖者,我见过印度的泰戈尔。泰戈尔两次到中国,第二次,我和徐志摩君到十六舖码头接他——有趣的是只有我们两个人。泰戈尔是慈祥老人,有金子一般的心。印度乃佛教发祥地,生出泰戈尔和甘地这样伟大的心灵。

——高氏虽然以中文作品获奖,他却声言耻于作中国人。因为他只能用中文写作,他不得不用中文写作,他不得已而用中文写作。高氏的话令人惊诧。达夫先生,您是怎样看这个问题,您认为生为一个中国人,幸还是不幸?

——从一个人的角度看,还是从四万万中国人的角度看?

——可是达夫先生,您生活的年代“四万万同胞”,如今中国早已是十四万万同胞了!

——啊呀呀,不得了!了不得!中国的一块土地,如何容下如此人口!圣经上说,“上帝只给乌鸦一小块乾酪。”我们的几万万同胞,在最近的200年中,实在是相当的不幸,外族入侵,内乱不断,天灾人祸。

——先生不知,20世纪下半期,中国发生了两次几千年未曾有过的大灾难,一次是发生1960至1962年的大饥荒,饿死的人以千万计;一次是发生在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人,为人类历史之最。大地震是完全的自然灾害,大饥荒主要是人为的原因。在1958年,人们简直热昏了头,彭德怀元帅有诗云:“谷满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不是没有粮食,而是丢在地里。

——晚生,你说的这两件事闻所未闻,令人浩叹。可是从五千年看,中国的同胞却是相当的幸福。中国的历史上有那样多盛世,那样多辉煌。汉唐之际,多少夷蛮向往中央之国!中国人享受发达的古代文明之际,世界上大多数民族仍是刀耕火种,胼手胝足。即是十七八世纪的康乾朝,中国人在世界上仍有相当的威风。

——康乾时代,中国已落后于欧洲,只是在亚洲尚有霸气,可以武力征服高丽和西域小国。先生,您说200年,在这200年中,中国知识分子命运,应是如何评说?

——国家不幸,知识阶级怎么会有好日子?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知识分子不是一个阶级,而只是一个“阶层”。毛泽东把知识阶层形容为“毛”,附在皮上的毛,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样一来,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没有了,自由的思想空间也没有了。

——毛先生自己不也是知识分子吗?中共的精英人物,哪一个不是大知识分子?没有一个精英的团队,如何成就大业?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有两个理想,两个最好的前途。第一个理想就是做官,“学而优则仕”嘛。

——第二个呢?

——第二个理想,哈哈,就是当作家呀!魏文帝曹丕随父在马上成就霸业,他说:“男儿生有七尺之躯,死为一棺之土,唯立身扬名以为不朽,其次莫若著篇籍。”两个理想,不是说的明白吗?曹氏父子两个理想都实现了。有的人,文学上有了巨大成就,仍不满足,仍想做官,李白、杜甫就是这样。李白巴结韩荆州,嘻皮笑脸地说:“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杜甫呢,幻想“致君尧舜上,能使风尘淳。”但是他们没有官运,只能做小官。真做了大官,也不一定有做大官的本事。还有做了大官的就要弄文学,所谓“附庸风雅”,这些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当了皇帝的人,还想在文学上留下痕迹。比如乾隆皇帝,到处写诗题字,却是才气不足。毛先生不也弄文章写诗词吗?毛先生的才气可就大多了。中国历史上作家地位太高,实在不是好事。知识分子都去弄文字,没有人研究科学技术,所以中国落后了。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聪明用错了地方,是集体无意识吧。但是无论哪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都需要自由的思想空间。没有这一点,科学技术搞不好,文学也搞不好。

——自由皆有限度,不过有的时代松,有的时代严,全看当权者态度。

如果闹起“文字狱”来,书生们就倒霉了。

——20世纪的“文字狱”,50年代最为严厉,从“胡风事件”开始,至“反右运动”达到高潮。

——胡风先生我认识,他难道入了大狱?

——他在狱中度过28年,只因为写了“万言书”,提了一些善意的批评。打成“右派”的有五六十万之众,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先生,您的红颜知己丰小姐不也在其内吗?丰小姐在成为“右派”后,又因“反革命罪”入狱三年,她的遭遇,正是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缩影。“反右派”是变相的“文字狱”,大部分“右派分子”并不入狱,而是贴上标签放在民众之中,众目睽睽之下。到了60年代,就是“文化大革命”,以文定罪,以言定罪,被整肃的人难记其数。“文化大革命”整肃对象扩大了,不再限于知识分子。在这些所谓的“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承受的最大痛苦不是在肉体上,而是在精神上,是对他们人格的无所顾忌的侮辱。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有尊严的,有几千年根深蒂固的观念,所谓“士可杀不可侮”。这本来是中国知识分子自恋的一面,却被现实无情地摧毁。从50年代的“批判”、“交心”,到60年代的“游街示众”,“士可侮不必杀”。丰小姐受到的精神创伤同样是有代表性的。

——在我15岁的那一年,有辛亥革命,国体从帝制走到共和。但是专制的祸根并没有消除,有专制便没有民主,没有宽容。

——毛以后的时代是邓小平时代。在80年代,经过几番争斗,中国的统治者渐渐懂得了宽容的必要和重要。民主也许是遥远的目标,而有了宽容,人们便会逐渐接近那个目标。

——这就是中国知识阶级的大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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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胡小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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