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郁达夫（41）

41、知识阶级

——达夫先生，在去年，也就是世纪末的2000年，中国人有幸获得诺贝尔文学。这是中国作家第一次获得此奖。

——是何人有此殊荣？

——此人姓高名行健，江西赣州人氏。获奖的小说《灵山》、《一个人的圣经》，皆为描写中国大陆60至70年代，也就是“文化大革命”时代。瑞典皇家学院认为，《灵山》是一部心灵朝圣和自我反思的小说，而《一个人的圣经》则是为“文化大革命”算总帐。

——高氏的小说有何高妙之处？

——无甚高妙。高氏试图创造新的叙事模式，却仍是写实的手笔。他对那一段历史痛心疾首。在70至80年代，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写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等小说。这个作家在西方名声鹊起，因为他写政治，他是共产国家的叛逆者。他的小说有两个主题：政治和性。高氏也是叛逆者，也有两个主题。昆德拉没有获得诺贝尔奖，因为东欧发生了大变化，所有的欧洲共产国家在一夜之间消失了。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我的时代，也有提名鲁迅先生的，可惜鲁迅先生壮年而逝。东方的获奖者，我见过印度的泰戈尔。泰戈尔两次到中国，第二次，我和徐志摩君到十六舖码头接他——有趣的是只有我们两个人。泰戈尔是慈祥老人，有金子一般的心。印度乃佛教发祥地，生出泰戈尔和甘地这样伟大的心灵。

——高氏虽然以中文作品获奖，他却声言耻于作中国人。因为他只能用中文写作，他不得不用中文写作，他不得已而用中文写作。高氏的话令人惊诧。达夫先生，您是怎样看这个问题，您认为生为一个中国人，幸还是不幸？

——从一个人的角度看，还是从四万万中国人的角度看？

——可是达夫先生，您生活的年代“四万万同胞”，如今中国早已是十四万万同胞了！

——啊呀呀，不得了！了不得！中国的一块土地，如何容下如此人口！圣经上说，“上帝只给乌鸦一小块乾酪。”我们的几万万同胞，在最近的200年中，实在是相当的不幸，外族入侵，内乱不断，天灾人祸。

——先生不知，20世纪下半期，中国发生了两次几千年未曾有过的大灾难，一次是发生1960至1962年的大饥荒，饿死的人以千万计；一次是发生在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人，为人类历史之最。大地震是完全的自然灾害，大饥荒主要是人为的原因。在1958年，人们简直热昏了头，彭德怀元帅有诗云：“谷满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不是没有粮食，而是丢在地里。

——晚生，你说的这两件事闻所未闻，令人浩叹。可是从五千年看，中国的同胞却是相当的幸福。中国的历史上有那样多盛世，那样多辉煌。汉唐之际，多少夷蛮向往中央之国！中国人享受发达的古代文明之际，世界上大多数民族仍是刀耕火种，胼手胝足。即是十七八世纪的康乾朝，中国人在世界上仍有相当的威风。

——康乾时代，中国已落后于欧洲，只是在亚洲尚有霸气，可以武力征服高丽和西域小国。先生，您说200年，在这200年中，中国知识分子命运，应是如何评说？

——国家不幸，知识阶级怎么会有好日子？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知识分子不是一个阶级，而只是一个“阶层”。毛泽东把知识阶层形容为“毛”，附在皮上的毛，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样一来，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没有了，自由的思想空间也没有了。

——毛先生自己不也是知识分子吗？中共的精英人物，哪一个不是大知识分子？没有一个精英的团队，如何成就大业？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有两个理想，两个最好的前途。第一个理想就是做官，“学而优则仕”嘛。

——第二个呢？

——第二个理想，哈哈，就是当作家呀！魏文帝曹丕随父在马上成就霸业，他说：“男儿生有七尺之躯，死为一棺之土，唯立身扬名以为不朽，其次莫若著篇籍。”两个理想，不是说的明白吗？曹氏父子两个理想都实现了。有的人，文学上有了巨大成就，仍不满足，仍想做官，李白、杜甫就是这样。李白巴结韩荆州，嘻皮笑脸地说：“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杜甫呢，幻想“致君尧舜上，能使风尘淳。”但是他们没有官运，只能做小官。真做了大官，也不一定有做大官的本事。还有做了大官的就要弄文学，所谓“附庸风雅”，这些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当了皇帝的人，还想在文学上留下痕迹。比如乾隆皇帝，到处写诗题字，却是才气不足。毛先生不也弄文章写诗词吗？毛先生的才气可就大多了。中国历史上作家地位太高，实在不是好事。知识分子都去弄文字，没有人研究科学技术，所以中国落后了。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聪明用错了地方，是集体无意识吧。但是无论哪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都需要自由的思想空间。没有这一点，科学技术搞不好，文学也搞不好。

——自由皆有限度，不过有的时代松，有的时代严，全看当权者态度。

如果闹起“文字狱”来，书生们就倒霉了。

——20世纪的“文字狱”，50年代最为严厉，从“胡风事件”开始，至“反右运动”达到高潮。

——胡风先生我认识，他难道入了大狱？

——他在狱中度过28年，只因为写了“万言书”，提了一些善意的批评。打成“右派”的有五六十万之众，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先生，您的红颜知己丰小姐不也在其内吗？丰小姐在成为“右派”后，又因“反革命罪”入狱三年，她的遭遇，正是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缩影。“反右派”是变相的“文字狱”，大部分“右派分子”并不入狱，而是贴上标签放在民众之中，众目睽睽之下。到了60年代，就是“文化大革命”，以文定罪，以言定罪，被整肃的人难记其数。“文化大革命”整肃对象扩大了，不再限于知识分子。在这些所谓的“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承受的最大痛苦不是在肉体上，而是在精神上，是对他们人格的无所顾忌的侮辱。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有尊严的，有几千年根深蒂固的观念，所谓“士可杀不可侮”。这本来是中国知识分子自恋的一面，却被现实无情地摧毁。从50年代的“批判”、“交心”，到60年代的“游街示众”，“士可侮不必杀”。丰小姐受到的精神创伤同样是有代表性的。

——在我15岁的那一年，有辛亥革命，国体从帝制走到共和。但是专制的祸根并没有消除，有专制便没有民主，没有宽容。

——毛以后的时代是邓小平时代。在80年代，经过几番争斗，中国的统治者渐渐懂得了宽容的必要和重要。民主也许是遥远的目标，而有了宽容，人们便会逐渐接近那个目标。

——这就是中国知识阶级的大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