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泉石上流-我的父亲母亲（24）

二十四　大饥荒

   　一年之后，一切偃旗息鼓，所谓“三年困难时期”，说白了就是“大饥荒”来了。

　　第一件事是发粮票。发多少呢？班上有两种标准：老育才生32斤，新育才生30斤。育才学校从58年开始招收天桥一带普通市民的子弟，打破干部子弟学校的框框。老育才生是从小学升上初中的，都是干部子弟，新育才生是市民子弟，这就造成了不平等。第二件事是吃“代食品”，如野菜、榆钱、树叶和人造食品。孩子们正在生长发育，没有肉没有油没有菜，只靠32斤粮是不夠的。第三件事是停止剧烈的体育运动。我在宣武区少年队参加北京市少年足球比赛后，不再踢球，先农坛体校也停课了。

　　母亲从涿鹿县调到邻近的怀来县，怀来县的县城叫沙城，在官厅水库边上。沙城的“沙营葡萄”最有名，形状如同新疆的马奶子葡萄。80年代初，沙城建立长城葡萄酒厂，生产出中国第一瓶乾红葡萄酒。但是在大饥荒的年代那里没有葡萄酒，虽然离北京不远，却是穷乡僻壤。母亲回来的次数多了，给我们买“高价饼干”。“高价饼干”十块钱一斤，母亲的工资从196元降到138元，而右派“摘帽”之前，只发几十元生活费。一年前聋叔叔领我到前门外“老正兴”只花一块零几分，一年后的“高级饭馆”，一个普通炒菜15到20元。这样的通货膨胀只有战争年代才会发生，可是它发生了。我们到大同酒家吃古老肉，大同酒家从东四搬到华侨大厦，华丽的餐具，做工精细的菜肴，统统不见了，人们为买一个菜一块点心排起长队。有一次我在大栅栏买到两罐猪油罐头，特别高兴，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罐头！

　　关于大饥荒的历史，许多专家都有研究，饿死的人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这是一场人为的灾难。

母亲病了，先是腿上浮肿，按下去一个坑，后来是黄胆性肝炎。母亲写道：

“食堂的伙食越来越差，一两粮票一大碗粥，尽管那粥里是糠、菜帮子和苞米杆子面外加一点苞米面，可誰也不肯放弃。吃干粮就是糠窝窝，一两粮票一个。所谓‘苞米秆子面’，是一种新的创造。那就是把苞米秆剥干净叶子，砍去头尾，用中间的一段，带皮磨成面。你想想，在粮食中苞米已经是营养较差的了，秆子还有什么营养？可是它还有一点粘度。有粘度的东西就可能有营养价值，所以各个食堂雷厉风行，都这样做，至少它还可以起到撑肚子的作用。

“有一天，我们去食堂吃饭，未进食堂门，远远就闻见一股苦味。有人说：‘这是煮的杏树叶儿呀！’我问：‘什么杏树叶？’那人说：‘你可没吃过，比药还要苦哩！那是榆树叶被吃光了，没办法才吃的。’到食堂一看，果然是杏树叶粥。

“大家看到杏树叶粥脸都焦黄，显出不能下咽的样子。当我端着一碗枯黄的，汤不汤水不水的东西上桌时，一股苦味直往鼻孔里钻。我低头细看，真是杏树叶儿，圆圆的，我在水沟村见得太多了，不过那是绿的，这是黄的。这就使我想起了杏如何甜，在水沟村时，路上要是遇见有人往家挑杏儿，都要停下来，抓一把塞给我说：‘尝尝我这杏儿甜甜？’尤其是那回水沟儿的大娘和芦四给我的印象太深，他们留给我的‘大红袍’和‘象牙白’，多么甜！情意多么厚！我再也不想吃世上的其它杏儿了。杏儿这么甜，杏叶怎么会这么苦呢？我不相信。

“也许碗里的杏叶粥已经不冷不热，也许是由于我太饿了，我便将碗里的杏叶粥一口一口地喝下去，连汤带水都喝光了。

“……我的身体又坏了许多，瘦和浮肿不用说，又加上一条：肝区隐隐作痛。这种痛并不厉害，但是痛起来是全身性的，四肢疲软，不能做任何事，而人是极度的清醒，感到自己是透明的，如同水晶，而意志却极度的消沉，好像死了一般。”（戈扬：《大饥荒的日子》）

不管怎么说，我家的经济条件算是好的，瘦死骆驼比马大。三年大饥荒，全家买吃的买粮票，父亲买毛皮上北大荒，再多的积蓄也经不住花呀。母亲是劳累过度才得了病，她是工作狂，即使戴着右派帽子，即使做微不足道的工作。母亲得到的回报，就是在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

父亲在北大荒，三年的大饥荒是非常难熬的，特别是那些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右派。父亲患胃溃疡，却一次到镇上出差吃掉四斤死马肉，确是饿极了。

李锐在回忆录中写到胡考：

“跟我同时，被打成右派的王怀安和画家胡考在850农场劳改，两个人有一天来看我，我就把大姐寄来的饼干分给他们吃。王怀安到现在还记得这件事，感激莫名。他们的生活比我还糟糕。右派刚到北大荒，没有房子住，就在野外搭帐篷。冬天来了，零下三十几度，滴水成冰，劳动还要表现好。”

父亲晚年的一首诗写到北大荒，是他诗中唯一写到的北大荒：

竹筯新尝鹦嘴菠，素檐赶筑燕泥窝。岭南风势绿杨少，极北流边白桦多。既恨年华易逝去，复愁时日难消磨。人生自是长矛盾，今苦幽居昔奔波。

“极北流边”，那是多少右派的苦难日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