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泉石上流-我的父亲母亲（5）
五 参加世界妇女大会
母亲1953年随中国妇女代表团到丹麦参加世界妇女大会。代表团的团长是蔡畅，团员有张晓梅、陆璀、雷洁琼、白朗、瞿希贤。母亲在2000年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
“一九五三年夏天，饶漱石夫人陆璀到编辑部来找我，要我随全国妇女代表团出国，到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参加世界妇女大会。我没有出过国，当然很高兴。再说丹麦是童话家安徒生的故乡，我更想去看看。陆璀是我在新四军军部认识的，她曾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一二九运动’时，军警封锁校园，她从大门下缝隙中爬出来参加运动。她又是‘校花’，一时轰动中外。以后她赴美留学，回国后嫁给饶漱石。我认识陆璀的时候，新四军担任什么职务，我不知道，只知道饶漱石是新四军政委、华东局书记。”
陆璀阿姨这个北大“校花”，在出国访问的照片中，她是那么高雅漂亮，可是她们回国不久，“高饶事件”爆发了，高岗自杀，饶潄石几年后病死。张晓梅做过周恩来的秘书，她的老公是统战部长徐冰。雷洁琼是民主人士，北大教授。白朗是作家，瞿希贤是作曲家。“白朗当时正红，她写的《为了幸福的明天》得了‘斯大林奖金’，她是女作家中唯一的‘文艺一级’，因为丁玲不拿工资，而冰心还在受压制。瞿希贤也很红，她的‘胜利的旗帜哗啦啦地飘’，唱遍了全国。”
在苏联（左起：陆璀、瞿希贤、戈扬）
瞿阿姨的这首歌我也会唱，叫《全世界人民心一条》：
胜利的旗帜哗啦啦地飘，
千万人民的呼声地动山摇：
毛泽东，斯大林，
斯大林，毛泽东，
像太阳在天空照……
在代表团里，和母亲最要好的是瞿希贤，在最严酷60年代她写出温情的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至今还在传唱。她也写过“山连着山，海连着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那样大气磅礴的歌。母亲曾带我去瞿阿姨家，在大佛寺街的一座大杂院里，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除了一架钢琴和一张床，什么也没有。瞿阿姨黑而瘦弱，戴一副深度近视镜，寡言少语。
这次出国，在莫斯科遇到一位戈家的亲戚，这就是戈宝权。母亲是这样写的：
“火车到达莫斯科，李富春到车站迎接。因为‘蔡大姐’是我们的团长，李富春就被大家称为‘李大哥’。中国驻苏大使馆也派人来接，其中有戈宝权。我们东台戈家在二三十年代出过一个名人，即戈公振。他是新闻记者，写过一部《中国报业史》，也是中国第一部新闻史，一九三五年去世。戈公振曾带侄儿戈宝权出国，把侄儿放在苏联。戈宝权精通俄文，成为中国有名的文学翻译家，有普希金诗和高尔基小说等译著。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和斯大林初次见面，带了一批翻译，戈宝权为师哲以下的第一名。以后，戈宝权便在中国驻苏使馆当文化参赞。
“大家见到戈宝权，笑着对他说：‘我们都是你的“老姑奶奶”，你来接一车的“老姑奶奶”啦！’
“宝权也笑了，因为他比我低两辈，我是他的‘姑奶奶’——这是从家谱说。如果从年龄说，宝权比我大几岁，人都以为他是我的哥哥。他的女儿问他叫我什么，他说：‘我都没有办法叫，你们还叫什么!’”
父亲带小米小林送母亲出国
东台戈家还出了一个名人，即著名医生戈绍龙，他是母亲的本家哥哥。戈绍龙是留学日本的医学博士，第一个介绍苏联巴甫洛夫学说到中国。30年代他开辟了广西省的医疗事业，是广西省医学院院长。50年代他任南通医学院、苏州医学院副院长，著名教授。大约是1952年，戈绍龙到北京开会，住在刚建成的新侨饭店。母亲带我到饭店看他，回来对父亲说：
“戈绍龙住的饭店一天20几块钱，不得了！”
50年代初，这个酒店价格是北京最贵的了，当时对于专家、权威、学者十分尊重且待遇优厚。“文化大革命”初期搞“大串联”，我到苏州想看看这个舅舅，可是他被打倒了，关在牛棚里，看不到。
再说母亲出国。她这次出国时间很长，先到苏联，乘火车横跨西伯利亚。在莫斯科住了一晚，代表团继续前行，经柏林前往哥本哈根，这是母亲向往的地方。
“到达哥本哈根是夜间十二点钟左右，商店都关了门，但橱窗里亮着灯，花花绿绿的颜色，一眼望过去，活像是童话世界，我们坐在很长的面包车里，街景一闪而过，马路不宽也不窄，两边没有高大的楼房，也是花花绿绿的各式各样的房子，毕竟是安徒生的故乡啊！安徒生的童话，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差不多叶君健翻译的他的作品，我都读过了。”
第一次来到西方，那里的风俗人情叫母亲觉得十分新鲜：
“丹麦人对客人很热情，可是他们自己人之间，有的事情叫我觉得很奇怪。比如母亲和儿子到饭馆吃饭，各付各的账，这是怎么回事呢？那时候我对西方世界一无所知，不了解那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还有一次，一位老太太来看亲戚，是房东家的姑奶奶，带来一快牛排和两块面包，自己在锅里煎，煎完自己吃了。她煎牛排的时候，我在她旁边和她说话，由于语言不通，互相比划着也就懂了，只是不断地哈哈大笑。”
在哥本哈根开会以后，母亲和张晓梅、雷洁琼、余志英（翻译）四个人组团去英国，张晓梅是团长。母亲和张晓梅是在重庆认识的，当时张是邓颖超秘书，晥南事变后，张晓梅代表邓颖超安排母亲“打埋伏”，最后把母亲送到新四军。在哥本哈根，耿飚大使答应为四个人办理去英国的签证。当时中国和西方国家没有外交关系，朝鲜还在打仗，她们等了几天，没有等到签证。
“我和余志英一道，过了夜间十二点钟，便去使馆打听消息。但又不愿意让人知道，只得脱下鞋，把鞋拿在手上，屏住呼吸出了门。坐在台阶上穿上鞋，到使馆去。丹麦的夜，就像陀斯妥耶夫斯基描写的圣彼得堡，是淡淡的明亮的夜，既看不见月亮，又看不见星星，只有明亮的夜光照满大地。大使馆的门和所有的门一样，关着。我们上了靠近门的第三级台阶，席地而坐，好像就是为了欣赏夜光来的。”
欣赏了美丽的白夜，可是团长张晓梅病了，血压220。这下英国去不成了，怎么办？只有听耿飚安排。“人到了外国，本事也大了，耿飙当了北欧三国大使，学会了开汽车。当时国内会开汽车的干部，一个也没有。耿飙开着车带我们出去玩，让张晓梅在家里休息，可说是一举多得的事。
“果然，张晓梅的血压降了许多。看看她可以起床了，耿飙便和我们一起坐飞机到瑞典去。我们在斯德哥尔摩的机场坐车去中国驻瑞典使馆，一路上只见厚实的楼房和巨大的雕刻，它和海上娇小玲珑的哥本哈根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