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故事（二十九）—— 大舅公的儿女们 （下）

果仁来到幺舅公家时正赶上秋季开学，他上了小学一年级。他读书很认真，像大姐东仁一样，学习成绩非常好，个人能力强，被推举为班干部（体育股长），这干部一当就是四年。

日子过得很快，在1959年他小学毕业了，由于家庭成份不好，东仁已经升了初中，他就不能上初中了。后来他去重龙民办中学读初中，这里百分之九十的学生都是所谓的“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子女。在这里，除了上课，每周有两个半天勤工俭学，全校师生要参加挑煤、挑沙、挑石子等体力劳动，为学校增加收入；每学期有一周的农忙假，到农村参加挖红苕、掰甘蔗、收小春作物等。

在他读初中二年级时，这所民办中学停办，他辍学了。他没有闲着，找些事情做，去拣炭花（没烧过心的炭渣）、割草养免子、挑河沙、到五金厂学锻工、到骨角刊刻社学做牛角梳等。一年后重龙民办中学复课，直接上初中三年级课程，学生一年后参加高考。他没有去重龙民办中学复学，自学一年后直接去报考高中，他居然考了全县第三名。可惜，由于家庭成份不好，他无缘上高中，又落榜了。

在1964年9月，果仁十八岁，像大哥一样，赶上知识青年（简称知青）上山下乡，或叫城市减员、压缩人口等，到农村去了，他终于可以离开那个整天要听幺舅婆唠唠叨叨、毫无温暖可言的家了。当时资中县有121名知青，分三批下到龙江区孟圹公社的杨家、柏莲大队，月山公社的石砰大队，他被分配到柏莲大队四小队。

自从他下乡到了这里，因家庭成份不好，无论他怎样表现好，也不能入团、入党、参军、招工、上大学等。他吃苦耐劳，从不偷奸耍滑，是一个诚实向上的好小伙子。公社党委书记彭代安，很为他惋惜：多好的优秀青年，全让家庭成份给害了。由于他表现好，又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公社就安排他在孟圹小学代课。因为他的课教得好，又被派到离孟圹场镇十五里路远的一所分校叫德兴大队水口庙小学。

这个分校有一间寝室、一间教室、一个操场、一个四年级的班，共有二十余名学生，这些学生很不好教，己经气走了好几个教师，也没有新的教师愿意来这里教书。他来到这里后，与学生交朋友，了解他们的兴趣，对他们善于引导、循序渐进，他不仅开设原有的语文和数学，还增设了体育、音乐、绘画等，调动了学生们的学习热情，活跃了学校的气氛，师生关系融洽，再也没有发生师生矛盾冲突要公社党委彭书记来解决的事件了。

由于果仁在这所小学卓有成效，第二年，公社决定将他转为正式教师。可是，他不愿成为教师。他从小到大，看着幺舅公教了半辈子书，在外听领导的，在家听幺舅婆的， 迂腐至极，凡事不会变通，明明收养了东仁和果仁，却不让姐弟俩的家庭成份改为他的自由职业成份，害得姐弟俩上学受限制、招工没份儿。他把这个四年级的班送到小学毕业后，他又回到了最初下乡的柏莲大队四小队。

他回到生产队后，与农民打成一片，亲密无间。他担任过司秤员、记分员、会计、蚕桑员、农技员、毛泽东思想宣传员等，农活中的开沟、打眼、车水、挑担、无所不能，练就了一副好把式。也练成了一身好体质，五十斤的石锁单手轻松举过头顶，挑上一百五十斤的担子一口气能行五、六里。他每年只回城三次（幺舅公夫妇的生日和过年），每次回城，都挑上粮食、红苕、自养的鸡、鸭、鹅等百十来斤重的担子，轻松负重急行七十余里，只在中午吃饭时才歇一歇脚，一点儿也不累。

不过，有一次遇上一头发脾气的水牛，险些丧了命。队里有一头牛在挂田时耍起了牛脾气，犁耙匠跑来找正在水车旁干活的社员帮忙，果仁等一行八人赶到时，只见挣脱了枷担的水牛正趾高气昂地在田里。他和一社员一起下田枷牛，那社员拿枷准备给牛套上，果仁抓住牛鼻绳，可牛使劲将他推坐在水田里，接着用角打他，遂用头顶他，将他整个身体压在水田里。这时田埂上的人见水田里没了人影，惊呼一声：完了，他没命了！水牛见水田里的人没了动静，不再使力。大约一分钟之后，他抓住瞬间即逝的机会，一个鲤鱼打挺，翻身站起，两手提着牛鼻绳高高举起，牛头被举起后，再也没了威风，被他完全制服了。他直挺挺地站在水田里，毫发无损，可站在田埂上胆小的人当场被吓哭了。

果仁是全公社知青中每年出勤率最高的，有文化，口才好，在1970年元月，他被推荐出席了“资中县首届知青、再教育工作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大会上，他滔滔不绝地讲述知青在农村的先进事迹。知青与农民一起挣工分；科学实验种田，选育优良农作物种；首次创建沼气池；以及守夜捉贼、改土放炮、勇止械斗、深冬淘井、巧安抽水机、与打人牛共舞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增长，身边的知青因招工、参军、回城、结婚等，一个个离开了生产队。在知青中有一位默默无闻、俊秀文静的女知青，她的父亲是资中县龙山糖厂（原复兴酒精厂）的代厂长，可她的大伯是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成员，去台湾后又移居美国。由于这层海外关系，她与果仁一样，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朝夕相处的同伴一批批离去。也是同病相怜，心有灵犀，他们恋爱了。

在果仁下乡的第十一个年头，那是1975年，幺舅公夫妇年事已高，挑水采买等有些吃力，身边需要人照顾。就这样，果仁以“养父母年老多病无人照顾”为由，根据政策规定办“特困”，回到了资中城里的家。第二年，他的恋人也托关系办了“病残”回城了，后来以补员顶替退休的父亲，到资中县合川糖厂（原龙山糖厂）参加了工作，成为一名正式职工，当上了化验员。

他回城后没有工作，除了照顾幺舅公夫妇，也去建筑工地做钢筋工、拉架车运货、到丝厂当炊事员等。后来幺舅公退休，按政策他顶班了，分配到资中县红光路小学，与我的小姑妈在一个学校当老师，最终还是成了教书匠。

果仁和他的女朋友双双有了固定工作，生活总算安定了下来。在1978年8月，他们结婚了。果仁之妻不是幺舅婆介绍的，她很不高兴，不过，她掌控这个家一辈子，可这事儿她说了不算。在1980年2月，他们的儿子蔡晶出生了。

岁月不饶人，留给树的是年轮，留在脸上的是皱纹，幺舅公夫妇逐渐老去。不管怎样，老俩口对东仁和果仁姐弟俩有养育之恩，姐弟俩至少比那些无家可归的孤儿强多了。果仁知恩图报，夫妇俩对老俩口孝顺侍疾，为他们养老送终。幺舅公卒于1990年，享年88岁。幺舅婆于2001年终老，享年92岁。

果仁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专一行，到学校报到后的第二天就登上了三尺讲台，第一堂课就得到了该班班主任的赞许，迫不及待地要求校长将他留在该班任教。在以后的教学工作中，他担任过县级数学公开课，在教具制作、电化教学、鼓号队比赛、队列表演、体育球类、田径类各项比赛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两年后他升任教研室组长。在1984年8月，被授命为重龙镇西街小学副校长。

在升职之前，领导叫他递交一份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书，让他突击入党，果仁对领导说：“我的亲生父亲在土地改革运动中被镇压了，家庭成份不好，不能入党。”

领导去了资中县档案馆，调查当时被镇压人员的资料。好几个工作人员帮着查阅，也没有查到大舅公被镇压的记录，在被镇压人员名单中也找不到他的名字。这就是说，大舅公根本不在被镇压人员行列内，或者说他被农协会草率枪毙后，压根儿没有记录和上报。

最后领导对果仁说：“你父亲回到金带场，承袭了他父亲的田地，他的成份应划为地主，自食其力养活自己。他不是反革命，被错杀了。你的养父成份是自由职业，你的成份也是自由职业，当然可以入党了。”

当年大舅公被定一个“反革命”的罪名，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且，他这个莫须有罪名，一直伴随着姐弟几人，直到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家庭成份取消，才算摆脱了影响他们大半生的阴影。

果仁成了一名共产党员，全身心扑在工作上。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他用法律手段收回了该校二十五年久拖不决的校舍产权；第二把火：他开设校办企业，为学校创收，成为全城区最富有的小学；第三把火：他改革教学方案，使各年级各科学生成绩卓越，在全城区名列前茅。他还为学校作词写了第一首校歌《为中华崛起》，该校歌由周铁城谱曲后先后在成都、四川、中央广播电台等播出。

果仁自幼勤奋好学、吃苦耐劳，成人后乐观进取、坚韧不拔。无论日子多么艰难、无论岁月多么蹉跎，他都能朝气蓬勃、生机盎然；无论是逆境还是顺境，无论做事还是做人，他都能风声水起、刚正不阿。果仁夫妇的独生子蔡晶也长大成人，结婚生女，小夫妻开办了一家婚庆公司，生意兴隆。果仁后来提升为校长，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工作到退休。休息了也不闲着，忙着编写、整理蔡氏宗亲族谱；组织老知青、老校友聚会；编撰同学纪念册；照看孙女，享受天伦之乐。

 

西仁是二姐，出生于1944年。在她十七岁那年，从金李井乡下小姨婆那里离家出走，母亲和舅舅都找不到她，亲戚朋友都揪着心。其实她离开小姨婆的家，是因为听说要把她许配给一个瘸子，她不愿意，决定要去资中县城里找收养了东仁和果仁的幺舅公为她做主。

那个清晨， 她从乡村的山坡羊肠小道、田埂小路走到大路，终于上了成渝公路。在选择往东还是朝西走，她犹豫了。不过，她隐约记得资中城是在东边，就没有多想，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快步走去。

她到了水南街瓦窑坝，这里是成渝公路公共汽车的资中站，当时的水南街不大，就几排平房一条街，看不出是一座县城，她有些慌了，以为自己走错方向了。一打听才知道，水南街和资中县城在沱江河的南北两侧，由一座浮桥连接，从浮桥过了河，才是资中县城。

她找到了县城嶺南中学幺舅公的家，没有见到东仁和果仁，只有幺舅婆在家接待了她。她向幺舅婆说明来意后，幺舅婆对她说，她管不了这事，幺舅公不在家，去内江开会去了，要半个月后才回来。她没有停下脚步，心急火燎地去内江找幺舅公。

她曾听人说过，铁路比公路直，不走弯路，更容易到达目的地，当然，火车比公共汽车跑得快。所以，她乘渡船过了沱江河，来到资中火车站，买了一张火车票，当天就到了内江。当她走在内江城的大街上，突然意识到：没有问清楚幺舅公在哪里开会？若大的内江城，到哪里去寻找他的影子。一个从未出过远门的小姑娘，举目无亲，四顾茫然，就此流落街头。

她东转西转又回到了内江火车站，又饿又累、精疲力尽，稀里糊涂地到了候车室，这里人多，她在一墙角蹲下、头放在膝盖上睡着了。也不知睡了多久，她被人叫醒，睁眼一看，已经是第二天上午了，候车室的人少了许多，一位车站工作人员招呼她跟着一队人走了，她被带到了收容所（现民政救济中心）。

这里大大小小有几十人，都是无家可归的青少年。这里有几间大屋，屋里安放有简易的床铺；早晚有稀粥喝，中午是菜汤。在这大饥荒年间，有住有吃真是太好了，她再也不用漂泊流离、饥寒交迫了。她很能干，在这里手脚勤快，也肯吃苦，收容所的人都喜欢她。

在这里的人都要一一登记注册，填写一张履历表，比如姓名、年龄、家庭成员和住址等。西仁不想再叫这名字了，父母给她姐姐取名东仁，为她取名西仁，现在她俩东一个、西一个，都是名字闹的。她为自己取名“碧春”，象征着她的人生春天就要来临了。她忘了自己的出生年月日，胡乱写下出生于1948年6月初6，她认为这些数字吉祥，这个日子能给她带来好运，可她这出生年月日竟比弟弟果仁还小两岁。家庭成员：无，是真正的孤女。家庭住址：不知。这些记录一直伴随着她。

 

不久，收容所安排她进了内江市莲花山精神病院(现资阳市脑科医院)当了一名护士。她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在资阳火车站工作的小伙子，他俩很谈得来，终于水到渠成，他们结婚了，第二年他们的儿子呱呱落地。夫妇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儿子，一家三口忙忙碌碌，小日子过得平平安安。

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一开始，西仁被造反派揪了出来，罪名是隐瞒地主、“反革命”家庭成份。她被医院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开除了公职，那时她的儿子刚满一周岁，没有工作，就没有了工资，只能靠她丈夫的微薄收入，来维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

她性格倔强，认为医院剥夺她的工作权力，对她是不公平的！她绝不轻易放弃自己热爱的护士这一职业，她开始上访求助。背着儿子，徒步、乘公共汽车、搭火车等走访相关上级部门；她丈夫也利用轮休时间，陪她一起去反映真实情况。

她那车轱辘话翻来覆去向领导们讲述她的经历。 不到十岁她的父母双亡，先被送到金带场乡下龙家湾一位远房表叔（表叔公）家，他不愿收养她，在他家没呆几天，就被大姑（外婆）接到了在金带场镇上琏君姐（母亲）家。在那里过了几年温馨、快乐的日子，可在1961年生活困难时期，随大姑（外婆）去了志均哥（舅舅）家。可大姑（外婆）因长期饥饿、突然吃了难以消化的炖牛筋，患了急性坏死性肠胃炎，突然去世了。她又被小姑（小姨婆）带到了金李井乡下。同年小姑（小姨婆）的第二任丈夫（蒋光棍）要把她许配给邻村的一个瘸子，她不情愿，就悄悄离开了那里，去内江找幺叔（幺舅公）。人没找到，流浪街巷，被人送到了收容所，...。她住过几个家，可都不是她的家；有至亲姐弟，可都被亲戚收养。家和家人都没有，哪来家庭？家庭都没有，哪来家庭成份？

她持之以恒地走访了三年，终于遇上一位好心的领导，了解了她的经历后，调查属实，指示相关部门、单位马上落实政策，最后院方纠正了对她的错误处分，恢复了她的工作，并为她补发了三年的工资。

她重新工作后，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一切，更加努力工作，积极进取，使自己的护理能力和技术大大提高。为了晋级评职称，她开始学英语，夜以继日地背“A、B、C、...”，家里墙壁上贴满了英语单词。通过她的刻苦用功，顺利地评上了护士师，取得了中级技术职称，她称心如意、心满意足了！

由于她在收容所填写的履历表中，她的出生年月比她的实际年龄晚了四年，她延迟了四年才退休。就是这四年，国家飞速发展，职工的工资大幅度调整、上涨，她的退休工资与同龄早四年退休的同事高出很多，她这是因祸得福了。

她已是古稀之年，丈夫始终不渝地陪伴着她，儿子媳妇很孝顺，唯一的独孙女也考上了大学。后来母亲感慨地对我们说，尽管西仁一生坎坷，归宿还是好的，让人宽心。

 

当年大舅婆猝死在她的三弟（三舅）家中，留下最小的儿子立仁，他出生于1947年4月，那时只有五岁。当时三舅曾捎信到蔡家，如果蔡家想要立仁回去，就把他送到成都，蔡家可到成都来接他；反之，蔡家不接他回去，他就收养他，一定把他抚养成人。当时幺舅公收养了东仁和果仁，外婆身边有西仁，小姨婆带着自己的三个儿女随蒋光棍去了金李井乡下，也不知是祸是福。就当时的情形，立仁留在他三舅家也许是最好的安置。因此，蔡家没有派人去成都接立仁，他留在了三舅家。

三舅夫妇已有十个儿女，加上他一共大大小小十一个孩子。三舅一家原本家底丰厚、富裕，在近解放时，做了几笔大买卖，赔了，倾家荡产，一贫如洗。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三舅的成份划为贫农。三舅收养了立仁，视为己出，为他改名换姓，取名为江先教，“先”是江家的辈字，他的家庭成份也随了三舅的贫农，他父亲的地主、“反革命”成份，从此与他没有关系了。

三舅、三舅妈和十一个孩子，每天起早贪黑，勤耕细作，只为一家十三口人能填饱肚子。在六十年代初生活困难时期，三舅夫妇想方设法让立仁有食裹肚，家里如果仅有一勺粥，也会让给他吃，可他们的十个孩子中有两个孩子活活饿死了。

三舅家由于孩子太多，立仁只读到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了。他一生务农，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种地的好把式。他与邻村的一个姑娘结了婚，他们养有一儿子。儿子长大成人后，结婚生子。也赶上了农村改革开放的好时代，农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他们一家五口人生活宽裕，立仁上了年纪，老有所依啊。

写于2019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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