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彬的可疑与可敬——评顾彬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

按语：转了一篇顾彬评高行健与莫言的文章后，引起了一些爱好文学网友的反响。有人同感，也有一些反驳，不认同。不过可以说，顾彬是对中国文学最感兴趣，多有评论的老外专家。今再转一篇国人评顾彬著作的文章，让大家对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有更多的了解。

顾彬的可疑与可敬——评顾彬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ZT

罗四鸰

2006年底，顾彬一句“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见2006年12月11日《重庆晨报》，顾彬后来一再澄清说，媒体歪曲了他的原话，他只说过棉棉、卫慧这样的“美女作家”的作品，不是文学是垃圾）深深触动国人神经，也让这位从事了30多年汉学研究一直不为外界所知的德国汉学家，顿时成了公众人物，赞者视之为中国文学的国际权威，诋者则称之为胡说八道，但二者似乎都有取其片言只语，借其口制造话题之嫌。若要看其言论价值几何，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看看其最新在国内翻译出版的学术著作《20世纪中国文学史》（顾彬著，范劲等译，李雪涛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

一  可疑的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

在公众眼里，顾彬最引人瞩目的是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不过，顾彬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是《论杜牧的抒情诗》，获得教授资格的论文是《空山——中国文学中自然观之发展》，而这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也仅是他主编的十卷本的德文版《中国文学史》中的第七卷，除这部文学史外，由他亲自执笔的还有诗歌、戏曲卷以及散文卷中的将近半部。即便在这部422页正文的20世纪文学史的中译本中，也仅有112页论及包括台港澳文学在内的、小说与诗歌为主的中国当代文学（在顾彬的文学史中指1949年之后的文学）。可见，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在他的学术研究领域中仅属于边缘地位，而近年来引起争议的一些言论则多集中在后面两个部分：人道主义文学（1979——1989）和20世纪末中国文学的商业化，大致与国内学界所说的新时期文学的范围一致，这部分内容只有65页的篇幅。从表面看，这些论点比媒体报道似乎更具有学术性和说服力，然而仔细阅读，却仍有失严谨和过于草率，有着过多的主观判断而无有力的论据和严谨的论证。

首先，顾彬的阅读是非常有限和片面的，且不说他挂一漏万的其他重要诗人和作家（其对1985年之后出现的“第三代”“非非”“莽汉”“他们”等一些诗人群体的忽略以及对1990年后中国文学的陌生都是显而易见的），单就其论及的重要小说家，如高晓声、张洁、王安忆、邓友梅、汪曾祺、贾平凹、阿城、莫言等人，其书中注释让人怀疑，其阅读材料多是二手的，甚至是这些作家的作品，也多靠德译本或是中译本，且仅仅还是一部分作品；而且，除张洁、翟永明、杨炼等少数几位作家诗人外，顾彬对许多作家作品的评价几乎直接转手或是转借于其他学者的文章，这种现象越到后面越严重，到了论及新时期文学时，注释的内容几乎与正文相等，几乎要成为资料的累积。如一段不到15行的论述汪曾祺的文字，其注释就用了4条15行来说明（第332页），其中第一条是为《受戒》这个题目的注释为：“收入尹虹、葛柳南和梅薏华编《考察16位中国小说家》252-272页。原文见陆健华主编《汪曾祺文集》小说卷1，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158-179页。英文版见Wang Zengqi：《饭后的故事》（Story After Supper），北京：熊猫丛书1990年，75-103页。汪曾祺散文的英译见《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rture）1999年秋季号65-83页。关于作品阐释和汪曾祺作为沈从文的模仿者见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80年代中国文学中沈从文的遗产》（“Shen Congwen’s Legacy in Chinese Literature of the 1980’s），收入魏爱莲、王德威编：《从五四到六四：小说和电影在二十世纪中国》，82-90页。汪曾祺对于他的老师沈从文的看法见《中国文学》1985年秋季号，219-231页。关于文革中的汪曾祺见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又如韩少功名字下的注释为（338页）：“关于他作品的发展情况见梅仪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意识形态、权力、文本、自我呈现和农民‘他者’》，201-210页；刘绍铭（Joseph S. M. Lau）：《韩少功1985年后的小说中过去的显现》（“Visitation of the Past in Han Shaogong’s Post-1985 Fiction”），收入魏爱莲、王德威编：《从五四到六四：小说和电影在二十世纪中国》，19-42页；Karl Rospenk:《寻根——实验主义——荒诞：韩少功（中华人民共和国）》（“Wurzelsuche—— Experimentalismus——Absurditāt. Han Shaogong（VR China）”），载于《文学信息》（Literaturmachrichten）43（1994），7-10页。在韩少功《文学的“根”》下的注释为：“代表性的是韩少功的短篇小说《空城》（“Die Leere Stadt”，1987）中，载于 Marin 和Hammer 编：Die Auflōsung der Abtilung，136-146页。中文原文见《韩少功自选集——短篇集》：《归去来》，作家出版社1996年，91-100页。在此要顺便指出Wolf Baus 的一个德文新译本：《谋杀》（“Mord”），见《东亚文学杂志》（Hefte fūr ostasiatische Literatur）31（2001），52-71页。）

从这几条随手挑出的注释可以明显发现，顾彬即便看过中文，但更熟悉的似乎是英译本和德译本；其次，对作家的评论多倚重于其他学者的文章；第三，他的一些资料来源的权威性和有限性似乎很值得怀疑。比如，注释中两次提到的《中国文学》这本杂志，顾彬在书中其他地方也多次提到，在正文中还将其1979年办刊方向的变化视为1979年中国文学从公众意见转向个人声音的外部标志。这本由1950年创刊，2001年停止运行的官方杂志，开始由中国文学杂志社出版，后中国文学出版社成立，统由出版社负责，1984年其英文版由月刊改为季刊，50年共出590期，内容虽以文学为主，但实含文学和艺术（刊内还有古今绘画等）两部分。文学部分虽以当地部分为主，但也译载鲁迅以来的现代文学作品和自《诗经》以来的古代作品，另外还刊载选自国内报刊和书籍的文艺评论。文革期间，杂志受到极“左”思潮严重损害，70年代末，除了恢复适量选译现代和古代的优秀作品外，开始译载新时期的作品。不知道这是否就是顾彬所指的1979年中国文学转变的外部标志？如果顾彬是以此杂志作为他考察中国当代文学的主要窗口，那其资料的来源与权威似乎都要打个问号。

类似这种长达两三百字的注释在书中并不罕见，在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文学部分，不少作家如铁凝、陈染、陆文夫、残雪、张抗抗、张贤亮等，几乎都是用这种注释一带而过。好在顾彬都会诚实地告诉我们，正文出自或是参考了哪一篇或是哪几篇文献。可惜的是，他在引用王家新“被陈思和称为除了翟永明之外最重要的90年代诗人”（第367页）时，却没有注释这句话的出处，文中仅有两首诗不到一页的分析评价也难以说服人。

因此不难惊讶地发现，顾彬对于当代中国作家的许多评价，几乎没有分析，只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或是来自他人的判断，无论这个判断是否客观是否准确，似乎都难以说服读者，更难以用学术二字来评判。如“王安忆的写作是神经质的，根本不能停笔。自1979年以来，没有人能像她那样写出这么多值得严肃对待的作品。她就像是必须通过写作来摆脱某种梦魇，所以笔下始终在写同一样东西”、“苏童的主人公们是作为已定型了的人物上上下下。生物性完全支配了他们，以致情节进程带有一种必然性，第一事件都是可以预料的。无论男女，生活仅仅演出于厕所和床铺之间。苏童追随着世界范围的‘粪便和精液的艺术’潮流”等评价，让人怀疑顾彬是否读了他们的全部作品。而文中出现的“张贤亮是《锦绣谷之恋》的情人原型”的流言（第322页），以及在一个注释中将贾平凹的家乡弄到山西（第341页）的错误，似乎更是一本严谨学术著作所不应出现的。而这个有些陌生的“三突出”——“优秀的（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更为优秀的群体（干部、党、中央委员会），优秀群体的核心人物比其他所有人更为优秀”——让人又有隔靴搔痒的感觉。

由此可见，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的整体评价是非常可疑的。

不过，虽然顾彬的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过于草率和主管，不太“平稳”，且固执偏见的可爱，却恰恰给正在垃圾化的文学史写作提供了一个写作的范例：以个人的历史观和文学观来构建文学史，并以此来评判作家作品。虽然有“盲人摸象”之嫌，但顾彬孩子般的“真话”却教会读者如何阅读：不要被作家的名声和评论家的杀声捧声吆喝声所欺骗，而失去了自己的阅读判断。虽然有时他的“真话”有些逆耳，却是忠言良谏。如其以胡风《时间开始了》等作品为例，对颂歌式的文艺作品的批评；以李准《不能走这条路》等作品为例，对用文学作品为党的路线方针作注解的创作方法的批评，并惊讶“中国作家居然直到90年代初始终坚持这种创作方法！” 后又借用海德堡汉学家的瓦格纳的观点，“否定了见过时期黄金岁月”的论以及以贺敬之、刘白羽、浩然为分析对象的对“文化大革命前夕硕果仅存的两种文学形式：颂歌和革命图解”的论述（292页）；此外他对文革时期吴晗、郭沫若的历史剧的批评；对“除了沈从文、钱钟书等人之外，1949年以前成名的大作家看来都决定了采取人云亦运的态度”的直接指出（269页）；对于伤痕文学过高评价的不满；对改革文学的评价的思考；对于巴金《随想录》价值的对比分析以及对于写作自由、文学与思想的分离等问题指出，可谓一针见血，虽有些过于主观草率，却也不失痛快和警醒！

而最值得重视的是顾彬对于遇罗锦、刘宾雁、高行健、陈若曦等这些陌生却又有文学史价值的作家的评价，或许不一定准确，但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忽略，以及忽略背后文学观念、文学史观念的差异和缺憾，而这正是一本文学史成功与否的标志之一。

二 可敬的“搬运工”

不过，读完这部文学史，我首先想说的却是：与其说这是顾彬五年半写就的文学史，不如说是海外汉学家与国内少数学者几十年来集体创作的一部文学史，顾彬在其中，甚至算不上是一位最出色的作者。虽然他宣称自己是“借文学这个模型去写一部20世纪思想史”，但实际上似乎更像借20世纪思想史来编一部海外汉学研究史。因此，与其说顾彬是这部文学史的著者，不如说是一位优秀而诚实的编者。

这只要认真翻阅这本书下面认真而严谨的注释和后面长达50页的参考文献目录（我只在其中发现两本参考文献属于顾彬编著）就可以发现这一点：大到贯穿整部书的理论（如在考察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时，顾彬的视角来自于海外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的执迷”说和捷克汉学家高利克强调的西方语境），某一历史阶段社会、政治、文学的分析（如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分析借鉴了李欧梵、王德威、刘禾等人的观点；对“五四”社会和文学的分析引用的是海外学者周策纵、林毓生等人的观点；对延安时期的政治和文艺分析，则来自汉学家杜博尼、普实克、麦斯纳、Robert Tung等人的话语；对新中国文学的评价，则多借助于海德堡汉学家瓦格纳等人的研究，以及陈思和的“民间文化形态”“共名与无名”等理论），小到对某一作家作品、社会文化现象的分析，甚至举例，甚至是用词，都不难发现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如对土改文学的分析，里面便引用了国内学者陈思和的“民间理论”，举的例子也是赵树理的《锻炼锻炼》，认为“陈思和以‘乡土’称呼这种隐含文本，即作者自身的经验自然而然地流露于笔端。”（第267页）而实际上，在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民间文化形态”与“乡土”这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而陈思和教授在分析赵树理的《锻炼锻炼》时，用的是“民间”一词，而不是“乡土”一词。这不知是顾彬先生的笔误还是翻译错误导致？此外，在论述土改文学时，他还借用了学者夏志清教授的观点，来分析张爱玲的土改小说《秧歌》。

这种引用、借用或是借鉴的例子在书中俯首皆是，其比例之大，组合之紧密，让我几乎难以从中找到完全属于顾彬个人独见的东西。事实上，眼拙的我，只发现几个重要评论基本属于顾彬本人的研究成果，如对上个世纪之交长篇小说的评论（这里还是依借了王德威的观点），短篇小说形式对于新文学的意义；对苏曼殊的评价以及对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叶圣陶、张洁、翟永明、杨炼等几位诗人作家作品的分析和评价。

不过，这似乎正是顾彬这本《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学术价值的最大所在：给我们集中展示了海外汉学家多年来对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成果，虽是管中窥豹，却颇有振聋发聩之效，如Erhard Rosner、司马涛等人对于文言文与白话文的研究，杜博尼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原貌的研究，普实克对于解放区文学的研究，瓦格纳对新中国文学与政治的研究等，就此而言，这部文学史的注释和附录的价值远远胜于正文。曾有一篇报道称顾彬为“一位搬运工”，多年来孜孜不倦地将中国文学搬运到德语界，而此次，顾彬似乎同样做了一次搬运工，只是方向相反，将海外汉学界的研究成果一次性地搬运到中国学界。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位可敬的搬运工不是简单机械的搬运，在倚重或借鉴的时候，始终按照自己的三个标准——“语言的驾驭力、形式塑造力和个体性精神的穿透力——来进行慎重比较，分析思考，然后再选择，并常常指出形同或不同的观点让读者进行自己的选择。如其虽然借用了陈思和教授的“民间理论”分析土改文学和赵树理的小说，但对于陈思和教授提出的“地下文学”和“抽屉文学”仍抱迟疑态度，因为他认为这些文学在当时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当时的主流仍是颂歌式与政治图解式文学；其次，他还提出“地下文学的质量问题，因为即使在不容艺术存在的环境里，地下写作方式本身也不能作为衡量文学质量的唯一标准（297页）。

不过，作为一个母语非汉语，而又未在中国长期生活的德国人，对于其对中国文化和语言的感受和判断，有时似乎也让人无法接受。比如，他在评论阿城的小说《棋王》时，先引用阿多诺的名言，认定小说主题是“一种对于无意义食物的意义赋予——无论如何对西方批评家来说是如此。”认为“《棋王》的胜利是灵性的胜利，依靠回复到人们从道家和禅宗实践中早已熟知的人定态度，这才成为可能。在这方面，阿城在世界观上没有提供什么新东西。”最后，还指出《棋王》的结尾让人“体会到某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出于共同的来源，人们有时会不觉想起了赫尔曼·黑塞和他的小说《玻璃球游戏》（1943年）”（343页）。显然，顾彬在这里既没有读懂《棋王》中所蕴藉的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精神，更没有看到小说在当时所显示出的超然大气与卓然独立，而一味地以西方小说为判断标准，简单粗暴地将阿城与王蒙以及其他作家归为一类，认为阿城“呼吁中国精神的传统力量，是为了不屈服于以宏大姿态言说的乌托邦，为了在困厄中也不沉溺于绝望。”更为可惜的是，顾彬对于《棋王》语言只字未提，或许，阿城那富有张力、炉火纯青的语言艺术，在他看来平淡如水，不过尔尔。这也让人不得不对于他的评判标准表示怀疑。

不过，正如顾彬在书中所说，“20世纪中国文学并不是一件事情本身，而是一幅取决于阐释者及其阐释的形象”，无论其阐释的形象如何，对于这位钟情于中国文学，并进行了长达30年研究的汉学家，都应该表示一份敬意。更何况，即便仅仅看其对苏曼殊、鲁迅、郭沫若、王实味等作家作品的精彩分析，也足以让翻看此书的人甘之如饴或是醍醐灌顶！

著作最后，顾彬套用北岛早期诗《彗星》中的一句做结束：回来，我们重建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