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俚语新解(1)歪歪灶对歪歪锅

俚语新解(1)歪歪灶对歪歪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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俚语新解(1)歪歪灶对歪歪锅

这个俚语,是上世纪湖北省黄陂县(现为武汉市黄陂区)农村人说的话。其语意不难理解,说的是百姓生活中“灶”与“锅”不可分离的关系,歪歪灶正好与歪歪锅配对,这是本义。它的比喻义就相当丰富了。

话说文革后期,我的一位亲密战友,师资短训结业后分配到武汉市某中学工作。作为一位中学语文教师,他能说会道,从小生活在武汉繁华的商业区,他的父亲是一个三轮车夫,言语之中世俗俚语总是随口而出,耳濡目染,练就了他的风趣幽默的口才。他的小学语文老师,严格的写字训练,让他后来不仅铅笔字、钢笔字、毛笔字写得非常好,而且在短训班两年,还练就一手漂亮的粉笔字。完全具备了一位优秀语文教师的“一口话一手字”的良好素质。

但是,他分到那个中学以后,领导发现他的最大优点是,不仅听领导的话,而且特别能吃苦耐劳。当然,这些优点也是从小受家庭熏染及父母教育的结果。他父亲每天早出晚归,踩着三轮车满街去拉客,为一家人赚生活费,他作为一个男孩子,从九岁多发蒙读小学起,放学回家就要为妈妈做力所能及的家务,年龄再稍长,家里挑水卖煤等一些重活都是他去做,养成了热爱劳动的好习惯。

于是,领导给他分配了一个非常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负责组织领导学校挖防空洞的工作,落实上级“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的任务。从此,他身先士卒,晴天满身灰,雨天一身泥,“战斗”在防空洞的工地。学校领导为了鼓励他继续努力,决定发展他入党。入党后,面对老朋友的祝贺,他笑称自己是阿尔巴尼亚的劳动党员。

学校党支部一致通过了发展他为预备党员。没有想到区教育局党委组织科要求学校党支部,进一步了解他父亲的历史及他的爱人(那个年代还不时兴称“夫人”)的家庭背景情况。

他的父亲解放前,被抓壮丁当过“国军”,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时,父亲逃跑回到黄陂老家。汉口解放后,到汉口六渡桥最繁华的商业区,当了一个三轮车夫,就在“武汉一男中”操场围墙外搭了一个简易棚子,一家四口蜗居在那里。当时他只有七八岁,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父亲早出晚归踩三轮养家糊口,妈妈外出打零工贴补家用,他在那个外边下大雨屋里下小雨的破茅房带着弟弟玩。

他的父母靠着中国农民坚持不懈的勤巴苦做和勤俭节约的精神,日积月累,终于将破茅草房变成了一栋简易的二层楼房了。

他出生在这样一个“伪军”家庭,又因为解放初期父亲顶撞街道办事处主任,而被定为“坏分子”,属于“地富反坏右”之列。1965年考大学,他理所当然“不宜录取”。因为高考成绩优秀,而被武汉市教育局录用为中学语文老师。在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培训两年期间,就开始与也是“不宜录取”的、如今白头到老的老伴谈恋爱。他比我们同届的同学大三四岁,短训结业分到学校不久,他就结婚了。他的爱人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遗憾的是一生钟爱画画的父亲1957年被打成“右派”。

她父亲被打成右派的原因,真是闻所未闻,可谓“奇闻”“奇冤”。直接后果是“一人被冤,全家受罪”。

她父亲原本在中国银行工作,月薪八九十元,但是,他感觉工作单调、枯燥,于是,“反右前两个月”调到某食品公司宣传科,从事宣传工作,负责创作宣传画,满足了他梦寐以求的兴趣爱好。她妈妈是小学老师,月薪四十多元。她与两个弟弟跟爸爸妈妈住在汉口繁华的金融街,家庭和睦,生活幸福,无忧无虑。

天有不测风云。反右运动开始,他父亲是单位新人,同事们只知道他的工资比公司一把手的高多了,是单位第一高薪;宣传科的六位同事,还知道他热爱画画,每天都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无暇也不愿参与闲聊。开会鲜少发言,因为初来乍到,不熟悉也从不议论单位的事情,更不妄议领导。谁知道,运动后期,公司按上级规定的指标3%上报时,还差一个,于是就把他父亲这个没有片言只语“右派言论”、新来的“高薪”人士也报上去,结果,他被打成右派。工资连降了三级,月薪只有40元。后来下放到郊区农场劳动改造。幸亏农场领导发现他的专长,让他劳动半天,还有半天到场部搞宣传,办“场报”。少受了许多“劳其筋骨”之罪。

但是,他的爱人在学校却受够了同事的冷眼歧视,领导的无端责难,忍无可忍,不得不愤而离职。幸福家庭顿时坠入社会底层,娘儿四个每月指望他的那点工资维持生活,苦不堪言。每到发工资之日,都是13岁的大女儿(就是长大后成为我战友的夫人)去郊区农场取回来。她当时非常害怕去农场,那个年代,还不担心路上遇到拐卖妇女儿童的坏人,而是每次去父亲那里,场领导都要找他谈话,要她与父亲划清界限,还要求揭发父亲的右派言论,提高认识。每当她谈到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时,她情不自禁地怨恨自己的父亲,他为了实现自己的爱好,而“害了我们一家”。

她从13岁起,每个月都要交给班主任一份“认识”材料,后来遇到一位初中党员班主任还要求她每周交一份。她还那么小,哪里能够“认识”右派的本质,进而无情批判呢?于是只将所有的怨气都倾泻给了父亲。

1978年父亲被平反,单位找不到一份她父亲当年的“右派言论”材料,倒是学校的党组织退还了女儿写的厚厚几本“认识”材料。

最大的遗憾是她饱受磨难的母亲,还没有等到父亲平反之日,就撒手人寰,去了永远没有精神折磨、生活磨难的天堂。

她母亲的丧事,全靠夫君一手操办,让母亲一路好走,一路走好。

再回头说她的夫君入党的事。

区教育局组织科负责人再三叮嘱学校党支部,对出生“坏分子”家庭的他能否入党,一定要慎重。但是,学校党支部深感,如果这样一位劳苦功高、所有党员一致同意他入党的同志,不能加入组织,实在不好开展党建工作,恳请组织科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批准该同志入党的报告。

组织科深入学校认真调查研究之后,基本同意基层的意见。决定在批准他入党之前找他个别谈话。

谈到他与她爱人的出身问题时,他说,如果当年武汉市教育局不把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集中起来,送到短训班培训,我们还真难相遇,她住在金融一条街的“富人区”,我住在学校围墙边的贫民窟。 

我们当年集中到短训班时,曾百思不得其解,国家一再强调各级学校要培养无产阶级的可靠接班人,但是,又集中一大批出身“地富反坏右”的“孝子贤孙”,培训以后去中学当老师,就不担心这些人把学生培养成资产阶级的接班人吗?这样明显的悖论,居然没有人给我们一个说法。

而我们在短训班的男女生到了恋爱季节,正逢文革“老子英雄儿好汉”横行一时,“老子反动儿混蛋”甚嚣尘上。所以“地富反坏右”子女连串联、到北京去参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基本权力都被剥夺了,还不能“星星惜惺惺”谈恋爱吗?而且全国都处在无政府状态,年轻人自由恋爱恰逢其时,于是“坏分子”的儿子与“右派”之女儿在短训班相识、相知、相恋,就水到渠成。他用黄陂家乡话对组织科那位领导说,我这个“坏分子”的儿子,娶了“右派分子”的女儿,这不正好是“歪歪灶对歪歪锅”绝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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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李培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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