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三道四（107）又到六四了
说三道四（107）又到六四了
近几天网上传来，因为疫情，天安门广场从5月25日到6月15日“暂停游人预约参观服务”。我们这些过来人，一看就明白。原来又到六四了！
我们这代人，只要还活着，怎么忘得了六四呢？
1989年，我们华中师大一附中还在武昌千家街，校区所处环境可谓“闹中取静”。大门外是武昌中山路，出校门左转二三百米，就是武昌交通枢纽大东门。从大东门沿着蛇山脚下的武珞路，西行二三千米就是中国长江第一桥，著名的黄鹤楼屹立在长江大桥桥头堡附近的蛇山之上，与汉阳龟山上的武汉电视塔遥遥相望。
从六月初开始，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的学生就开始游行，声援天安门广场上静坐绝食的北京学生。从武昌大东门经长江大桥过汉水桥到汉口，全是学生游行的队伍。闹中取静的校区，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了”！
当时，官方封锁新闻，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一派胡言乱语，睁眼说瞎话，完全不可信。于是，我决定去武汉军区李化民副司令家，了解北京的真实情况。到他家不一会儿，老同学杨利生也来了。李副司令的长子李小怀，是我们两人在华师一附中读书六年的同班同学，一生最好的朋友。自从1968年小怀的爸爸调到武汉军区以后，我们几个老朋友遵照他爸爸妈妈的嘱咐，不管小怀在不在家，都常去看望两位老人。
1989年6月5日晚上，我们在小怀家吃完晚饭后，跟着李伯伯到客厅去给小怀打电话。小怀是总参通讯部文职工程师，当时住北京军博附近的总参通讯部的公寓楼。那时“军博”正是风口浪尖之处啊！
李伯伯怎么都打不通电话，后来只好用军线，才接通了小怀家的电话。
李伯伯：“你们那里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小怀：“北京全乱套了！情况非常复杂，说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李伯伯：“你家冰箱里有多少吃的东西呀？够不够你们一家三口吃一个礼拜？”
小怀：“够吃一个礼拜。”
李伯伯：“那就好了！你们都不要下楼，一个礼拜就差不多了！”李伯伯放下电话，长叹一声。
我不合时宜地问李伯伯：“您跟赵紫阳总书记在广州共事那么多年，他真的有问题吗？”
“哎！你们不懂政治啊！”李伯伯说完，就与高阿姨出门散步去了。
李伯伯是开国少将，从大军区副司令位置上离休。战争年代为建立新中国，出生入死，和平时期为建设新中国，宵衣旰食，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面对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淡定告诫身处风口浪尖的长子，呆在家里一周不要下楼；对我们幼稚的提问，一言以蔽之，“你们不懂政治”！
我们看不到，更难想象天安门广场当时的情景。电视上天天都是新闻发言人那丑陋的马脸及其陈词滥调。
但是，身边发生的事，情况越来越严重了！
6月5、6、7三天，武汉大乱。从清晨到晚上，长江大桥全线被堵，大东门十字路口被汽车和游行的学生堵死了。
校园内依然如故，“闹中取静”。李水生校长在教职工大会上，对老师们强调两点：“一要坚持上班；二要保护学生。不要在课堂上讲一些自己还搞不清楚的情况和问题。”
这恐怕是校长当时采取的最适宜的对策吧。
老师们上课按教学计划该讲什么就讲什么，下课一回到办公室，谈的都是北京正在发生的事情。大多是转述从北京回母校的在读大学生讲的亲身经历。
我班上回来的五六个学生，到我家里玩了一天，一直聊到晚上九点多才离去。他们七嘴八舌谈北京天安门广场那几天的见闻，说：“李老师，我们现在不用您再讲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了！亲身经历让我们能读懂鲁迅了。”后来，我还问汪深同学：“88年暑假，你在北京大学参加化学奥赛集训时，就参加过一次大学生游行到天安门？就不怕取消你们参加国际比赛的资格吗？”
他笑着说：“当时化学奥赛集训队已经确定了，让我们四个同学代表中国去芬兰参赛。北大学生的爱国激情感染了我们，我们决定四人集体行动，跟着大学生去游行。法不责众嘛！而且比赛日期临近，换人重组国家队肯定来不及了！”我好佩服当代学生思维之缜密，处事之周全。
唉！上一代比我们有经验，下一代比我们有智慧。我们这一代呢？像他们这样大的时候，只知“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啊！
总之，那个假期，学生回母校与老师见面，聊的都是国家大事，都是他们的亲身经历。看到他们在成长，在成熟，特别令人欣慰。后来，到他们大学毕业时，只要有条件的，都走出国门读硕士博士了，然后，就在那里为人类科技事业做贡献，如今都是“知天命”、事业有成、家庭和睦、子女特别优秀的幸福的一代人了。
六四那几天，湖北省教研室语文教研员谭爱旭老师，收到海南省农垦总局教研室吴多雄主任的来信，再一次邀请省教研室组织几个学科的老师，暑假到海南讲学。
还记得吴多雄主任于1984年4月中旬，带十几个老师到武汉来听课，谭老师的领着他们，在上课前几分钟，来到我的教室门口，要求听课。我热情欢迎他们到教室后面坐下后，就开始上课了。
现在也记不清当时上课的内容是什么，反正我一贯坚持的原则是，不论谁来听课，我都按教学计划该讲什么就讲什么。下课以后，听课的老师们非常兴奋，谢谢声不断。带队的吴主任对谭老师和听课的老师们说：“我们这样突然袭击式的推门听课，听到的、看到的都非常真实。李老师教态自然，讲课要点清晰，重点突出，学生主动学习、思维积极、课堂气氛非常活跃！感谢李老师为我们上了一节很好的、非常真实的语文课。”吴主任握着我的手说：“请你在方便的时候，一定到我们海南来，给我们农垦系统的语文老师讲讲怎样上好语文课吧！”
自那年以后，每年暑假都发来邀请函，但是，因为我们试教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改革教材，工作繁忙，一直没有时间去海南。这次，吴主任特别强调，今年因为“六四”，全国各地都取消了会议，只有海南还可以开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于是，省教研室研究决定，由谭老师负责组织语文、英语和化学三科六位老师赴海南农垦总局讲学。
按计划，我们于7月12日抵达广东徐闻海安港，乘“琼州一号”轮渡到了海口新港码头。当时，海口港出入口处专设“学生通道”，严格审查上岛的大学生。后来，我们讲学的老师，住在农垦总局第四招待所，两次在深更半夜被警察查房，说是缉查北京来的学生领袖。当时，公安部在全国通缉21名学生领袖，恨不能一网打尽。
“六四”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没有“大数据”，谁也说不清，但我在六四之后应邀到海南讲学，却改变了我和我的两个女儿的人生轨迹。也因此，特别难忘六四！
接到吴主任邀请函后，谭老师安排好我们的讲学内容和行程。我从1982年执教人教社的改革教材以来，每年寒暑假都是只身一人为了工作东奔西跑，顾不上关心妻女。这次到海南讲学，又正逢动乱之时，与其分开，不如同行。妻女三人的往返旅费自己负责；到了海南之后，按讲学惯例，农垦教研室得给我安排一间客房，够我们一家住了，至于吃饭问题更好办了。于是，我们全家第一次“借光”旅游到海南去看海，两个正在读中学的女儿，别提有多高兴了。
一件小事，可见吴主任为人之厚道。本来，农垦教研室的邀请函婉言谢绝讲学老师带家属来海口，但是，我考虑多年都没有与孩子们共度暑假，这样的机会难得，我们也不要教研室报销她们的费用。我讲学，她们自己去玩、去外面自己吃饭就可以了。没有想到，吴主任一定要她们与我们来讲学的老师们一起吃饭，反复强调，多几双筷子而已！
讲学期间，借农垦中学的学生上示范课。没有想到赖瑞光校长听完课后，立即找我，一定要请我们一家，第二天早上去海口华侨宾馆喝早茶。赖校长以南方人待客的最高礼遇“请喝早茶”，招待我们。边喝边聊，再三动员我到农垦中学工作，被他的敬业精神和诚挚的邀请所感动，尤其被他介绍的海南省的高考录取政策所吸引。为赖校长的敬业精神，为我的两个女儿的未来，我紧握赖校长的手，真诚表示，我一定会考虑到海南大特区来工作的。
一周讲学结束之后，吴主任亲自带领我们一行十多人，让相关学科的教研员陪同，乘坐两辆进口面包车，从海南岛东线出发环岛游。
1989年，海南刚刚建省才一年多，百废待兴，没有高速公路，更没有高铁。我们沿着联接海南十九个县市、一百多个农场的“省道”前行。每到一个景点，吴主任和教研员都热情介绍其特点或相关典故。一日三餐，都安排在沿途各个农场招待所，真是餐餐山珍海味，天天穿行在绿色走廊之中，尽享旅游之乐！
东线，从海口出发，五公祠、文昌宋庆龄故居、琼海红色娘子军纪念馆、官塘温泉、海南第一山“东山岭”、兴隆华侨农场、猴子岛、三亚天涯海角、亚龙湾、大东海、鹿回头、大小洞天、通什（现为五指山市）、西线的东坡书院、解放军四野登陆海南岛的临高角、火山口、海瑞墓。不论是人文景点还是自然风光，可以说当时都是原生态的，都给我们留下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
就说最著名的天涯海角吧，那时没有大门，没有围墙，就几根铁丝网一拉，简陋的两扇木框里编织铁丝网的“大门”两边，烈日之下，站着两位海南人，头戴大沿草帽。每位游客收五毛钱，司机不交钱，也不收停车费。走进去，先看到的是印在二元人民币背面的“南天一柱”，再往前走，就是“三块石头两行字”，“天涯”和“海角”。
再说亚龙湾吧，那时的亚龙湾海滩那个美呀，让人都舍不得去踩踏哪怕一下，整个海滩像白面一样的细沙，绵延好几里！海边一排排高大的椰树，迎着海风摇曳，树下站着不多的远道而来的游客，极目远眺那一望无际的南中国蔚蓝的大海，陶醉在原生态的大自然的怀抱！
我们跟着吴主任环岛游一周时间，每天晚上住宿的农场都不一样，但是都一样满腔热情欢迎我们，特别是那些参加过听课的老师，更是高兴，晚上还要到招待所来找我们讨论教学问题，一直到很晚才依依惜别。
我和吴主任相识于武汉，从他推门听课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吴主任退休后回到灵山桂林洋老家，2018年，我们夫妇两从美国回海南，还特地去灵山吴主任的老家看望两老，看到他们幸福的晚年生活，非常欣慰！
感谢吴主任引领我在关键时刻，跨过琼州海峡，来到大特区，改变了我们一家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