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十年（22）教学渐入正轨，边教边学边思
我的文革十年（22）教学渐入正轨，边教边学边思
197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出版了一套初中《语文》（统编）课本。武汉市教育局及各区教育局都成立了教学研究室，集中了各科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老教师研究并指导各学校的学科教学，经常组织学科教研活动，藉此提高整体教学水平。此前，还调整新老学校的领导班子，从老校调一些中年骨干教师，到新校充实薄弱学科师资队伍。武汉市中学各科教学渐入正轨了。
当时，“水中”附近有两所老校，一所是历史悠久的园林式学校武汉第四中学，始建于1899年，由英国人创办的汉口博学书院。1928年至1952年为私立汉口博学中学。杰出校友袁隆平1946年8月到1948年1月在这里读高中。他说：“博学中学给予我的培养和教育，对我的成长起了决定性作用。”为弘扬博学文化，袁隆平院士于1995年在武汉四中设立“袁隆平奖学金”，激励广大学子奋发向上。文革十年初，武汉四中尽管受了重创，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在教学渐入正轨之时，教育局相继从四中调两位中层干部到“水中”当书记和校长。其中最难忘的是安大庭校长。文革结束，他主动带着我调到区重点中学武汉四十三中执教文科重点班，后来又倾情全力支持我调回母校——省重点中学华中师大一附中，送我走上语文教学专业成长的高速之路。此是后话，将在《我的语文人生》再详述。
与“水中”仅一路之隔的还有武汉市第十七中学，文革前的十七中是女中，四中是男中，都是武汉市的名校。从十七中调来的一位五十岁左右的语文老教师曹含章，他是文革前的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生。矮矮瘦瘦的曹老师住在十七中，走到“水中”上下班，大约十分钟左右。他每天到学校后，就在语文组办公室埋头备课、批改作业，不问其他。除了到教室上课或去洗手间，就一直坐在办公室到中午下班时间回家吃饭。下午准点上班来办公室，一直坐到下班。在办公室既不妄议政事，也不闲谈，不苟言笑，一心只管自己的语文教学。偶尔有同事请教教学上的问题，曹老师总是笑眯眯的，以商量的语气娓娓道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你看呢？”
曹老师从来不打听其他同事的情况，也从不谈自己的经历。同事几年，没有谁知道，他为什么会从区重点名校十七中调到“水中”这个新校来。也许是因为“水中”语文老师都是短训班结业的高中学历的年轻人，调一个文革前的大学本科老师来引领语文教学走向正轨吧。
后来又调一个中年语文老师来担任语文教研组长，调来不久，区教研室就在“水中”组织了一次公开课。让那位组长讲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这是区教研室在“水中”举行的第一次教研活动，学校领导高度重视自不必说，全体语文老师都去听课也是必须的。组长认真准备认真上课、学生积极配合，上完课后，区教研室领导予以充分肯定。然而，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组长讲到“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时，他似乎突发灵感，问了一句“为什么既有‘波澜’，而又‘不惊’呢？”学生和听课老师都期待他的答案。他却接着往下讲“上下天光，一碧万顷”。那节公开课就是他一个人从头讲到尾，我不喜欢他这样上课，但我欣赏他在有那么多人听课的课堂上提出问题的勇气。如果当时他能与学生互动，一起来分析讨论问题就好了。
自从被武汉市教育局录用为中学语文教师，到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语文短训班后，我知道胳膊扭不过大腿，尽管不情不愿，也只有走一步看一步。在短训班也学了一点“教材教法”，实习时还在老师的指导下备课、上课，但是分到学校后，连语文课本都没有，没有书可教，年轻人在一起，下棋打牌，谈情说爱，不知不觉到了谈婚论嫁时，就先成家了。
没有想到，林彪摔死之后，中学教育开始复活了。而已经结婚，有了漂亮女儿的我，似乎比年轻单身时考虑问题要成熟一些了。已经不再纠结当不当老师的问题了，而是为了我的家，为了女儿，怎么才能当一个合格的老师，“三十而立”嘛，也到了该“立”的时候了。
于是，只要走进办公室就像曹老师那样，专心致志备课写教案批改作业。回家还把刘书记当年送给我的，文革前的《语文学习》翻出来看看。那上面许多文章都是语文老师写的经验，边读还边想，如果以后再有这样的杂志，我也要投稿试一试，让我手写的文字也变成铅字！我虽然没有项羽“彼可取而代之”的霸气，但是，还有陈胜吴广那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勇气！
勇气固然可嘉，但要有底气。底气从何而来？
只有苦练语文教师的基本功，才是增强底气的唯一办法。怎么练？
初中《语文》课本中有一篇《论语六则》：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子曰：“思而不学则罔，学而不思则殆。”
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孔子这六则论语，既讲了学习态度，更讲了学习方法。我教学生的同时，也在教自己。要求学生背下来，自己先背给他们听。
备课写教案，上课一定要有教案，但绝不是背教案。每忆及此，感恩母校之情油然而生。
1963年，当我拿着武汉市结核病防治所的复查结论：“浸润型肺结核已钙化”，到学校复学时，教导主任告诉我，按学校规定，不能随原班学习，要重读一年高二。于是，我又有了一批高中学友。原来65(2)班的团支部书记陈全群同学，是我们学校唯一的学生党员，年龄较大，为了保证她将来能考上大学，学校团委准备让我到这个班当团支部书记。
那两年我当团支部书记，不仅锻炼了我的社会工作能力，而且磨炼了我的口才。每周要召开团支部委员会，间周要开一次团支部全体团员会议，我不仅要主持会议，还要在会上讲话；有些重大活动，事前要向上级团委请示，事后要汇报；平时，不仅要经常与班干部沟通，还要经常找同学个别谈话。我与初恋女友就是从“个别谈话”开始，逐步进入“谈情说爱”的。大量的说话实践活动，极大地提高了我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同时，团支部的实践活动，也帮我培养了许多良好的习惯，比如，写日记、记笔记、写提纲，即席讲话打腹稿等等，这些能力和习惯让我终生受益，特别是当我走上讲台当教师后，我的语言表达能力和班主任工作能力，让我很快从同辈人中脱颖而出，我更加感谢母校那两年对我的栽培。
孔子的六条关于学习的语录，条条都重要，但是一节课，只有四十五分钟，只能突出最重要的一条。我以为那就是“思而不学则罔，学而不思则殆。”“思”与“学”的辩证关系，如果从理论上讲，初中学生是难以理解的，为此，再给学生讲孔子的故事《两小儿辩日》：
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斗，问其故。
一儿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
一儿曰：“我以日初出远，而日中时近也。”
一儿曰：“日初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
一儿曰：“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
孔子不能决也。
两小儿笑曰：“孰为汝多知乎？”
由此思辨，讲到“思”之始，就是要敢问，让学生背毛主席语录“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水到渠成，自然而然。
那时候，人民教育出版社还出版了与课本配套的《教学参考》，在资料匮乏、通讯落后的年代，这实在是帮了老师的大忙。生字注音，难词解释，教学要点、重点和难点，乃至教学方法建议，详细周全，减轻了老师备课的负担。也因此，给少数不思进取的年轻老师一个偷懒的机会。有一次听课，只见那位老师右手拿一只粉笔，左手拿着打开的课本、《教参》、备课本，就像拿着扑克牌一样，边讲课边看课文、参考资料和教案，还要摘其要写在黑板上。一个人在讲台上忙忙碌碌，无暇顾及学生，如果没有老师在后面坐着听课，真不知道学生会做些什么。我当时就想，如果是我，也许就像在短训班那样与同桌在下面打扑克牌了。
教学开始走上正轨之日，恰是我“三十而立”之时。文革耽误了十年，如果减去十岁，正值青春年少时，立志做一个合格的语文老师还来得及，就看今后的运气如何了。我相信机遇总是偏爱有准备的人！我已经丢掉了沉重的包袱，为了美好的未来，时刻准备着！
最后还要说几句《我的文革十年》结束语。
我的文革十年，始于1965年，结于1974年。经历文革的每一个人，到了这个节点，或多或少感觉到“文化大革命”快进行到底了！大家原来每天敬祝“永远健康”的副统帅，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们失去的是精神的桎梏！总算有点明白了，这个地球离开了谁都照样转！
再就是认识到一介草民在社会上生存的第一要务，就是要像我的父亲那样“用心做事，以诚待人”。老父亲一辈子种花，终成“花匠”，我已决定一生教语文，期待将来成为一个优秀的园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