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十年（3）我还是我，且行且珍惜

我的文革十年（3）我还是我，且行且珍惜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特别讲究家庭成分。从北京传遍全国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让所有出身不好的学生胆颤心惊，不知所措。

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成立“文化大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学校的高中部、幼师部和短训班，三部分都要有学生代表参加，大概是因为短训班其他同学的家庭成分确实复杂，我可能是“矮子里面挑出来的将军”， 尽管我那“家庭出身可能是漏网地主”的档案,还在学校档案室，我还是那个大学“不宜录取”的我，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仍然被学校党总支作为短训班的唯一代表，被“选”为“革委会”的委员，其他十几个委员都是高中部和幼师部的，出身工人、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家庭的“天之骄子”。主任委员是高中部的夏国林，三代产业工人的后代，他主持全面工作，我负责宣传工作。我的日常主要工作是起草革委会的文件、大型活动的通知等；还要针对学校造反派的大字报的观点，予以驳斥；负责每周出版的《实师文革通讯》油印小报，还要负责学校广播站重要稿件的审稿。后来，全国“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我们也是学校的第一批“红卫兵”的负责人。

文革期间各学校开展“运动”的过程大同小异，而且，我们这个学校当时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许多事情都已经忘记了，但是当我和夏国林谈起“金条事件”时，都还记忆犹新。

“文革”初期，红卫兵“破四旧”。收缴、还有被“文化大革命”气势所迫，一些资本家出身的学生主动上交的金银首饰等，都由“革委会”派专人登记保管。我们这些工作人员谁都没有见过金条的，一次，收到了十几根金条，于是都争相一睹。原来，其色黄灿灿，其形如当时中小学生用的长方形橡皮擦大小。等大家看完之后，负责保管的同学收拾时，发现少了一根，这可不是小事。在场的五六个人折腾了一晚上，最后，终于在一个破旧藤靠背椅的竹子扶手里面找到了。也许就是在大家抢着看稀奇物的时候，不经意掉一根到那个破竹洞里了。大家虚惊一场之后如释负重。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接见全国红卫兵代表。我作为武汉市的红卫兵代表第一次到北京，被安排在天安门城楼下的“观礼台”上，有机会比较近距离地长时间地看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当时那兴奋和狂热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我们在观礼台上的红卫兵，比那些跟着游行队伍走几个小时才到天安门广场，只有十来分钟时间，边走边远距离瞭望城楼上毛主席的身影的红卫兵们幸福多多了！一时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个连上大学的资格都没有的人！甚而至于，又怀疑是不是大学招生的老师看错了我的档案！我还是我，怎么可以享受这样高规格的政治待遇呢？后来看新闻才知道，享受更高规格政治待遇的红卫兵，都是像宋彬彬那样的“红二代”。我们华师一附中同年级一班的孙鲁安，一位老红军的儿子。他至今还珍藏着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时，有他在城楼上的一张黑白照片。然而，我能上观礼台，还是百思不得其解。这就像让出身不好的人当中学老师，去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那个悖论一样，没有任何人给我一个符合事实、合乎逻辑的解释。反正我还是我，且行且珍惜吧！

自从1966年9月5日关于大串联的《通知》发表后，全国性的大串联活动迅速发展起来。我们学校革委会的成员和部分红卫兵骨干，承担了接待各地来武汉串联的红卫兵的任务，按上级指示，学校免费提供外地红卫兵的食宿。

1966年11月下旬，学校“革委会”又让我带一批短训班的红卫兵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最后一次的检阅。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短训班的红卫兵组织发展工作控制得比较严格。像我的同班同学、好朋友韩宪伟同学，出生革命干部家庭，也被“不宜录取”，运动初期也不能成为红卫兵，真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不过，他也懒得加入红卫兵，一个人出去大串联，跑了许多地方。直到退休后，我们水厂路中学的老同事一次聚会，我好奇地问韩宪伟，他还是那样憨厚地笑了笑，慢条斯理地说：“我不用看自己的档案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的祖父当年在山西省是著名的开明绅士，跟国共两党的领导都有联系。抗日战争时期，斗争形势非常复杂，后来被老家的抗日根据地政府给枪毙了。我的父亲就从老家跑出去参加了八路军，解放战争期间随军南下到了湖北随州，留下来当了县政府领导。因了祖父被枪毙而一直原地踏步。没有想到1965年高考，我也因此‘不宜录取’。所以，在短训班我学会了抽烟喝酒，到水厂路中学后，我就拉拉二胡打打球，百事不管不问！改革开放后，山西省委有关部门在《山西日报》公开为祖父平反昭雪，后来父亲也从随州调到武汉市一个国营大工厂当厂长，退休后享受离休干部待遇。我还能怎样呢？现在每个月八九千退休工资，很好了！女儿女婿一家四口在上海也非常好！知足了！”

我那次带了短训班大约二百左右的红卫兵去北京。那时不仅没有现在的各种银行卡，也没有大额的人民币，票面最大的就是十元。那么多人一周所需的钞票，满满装了一书包，而肩负保护并携带这笔“巨款”的，是憨厚老实的大个子魏人民同学，在红卫兵接待站，他每天晚上都是抱着钱睡觉的。白天，不论到哪里，他时刻都把书包斜挂在前面，用双手护着。我这个带队的非常感谢他为大家全身心服务的精神，更感谢他保证了我们大家钱财的安全。而他，直到几十年后我们再相聚，谈起往事，仍然憨厚地一笑，你们那么信任我，我当然必须负起这个责任呀！

我还利用这次赴京的机会，在“二轻部”找到了发小刘先旭。他与我，小学六年是同班同学，中学六年同学，都在华师一附中，他在三班，我在二班。

不论在小学还是在中学，先旭都是老师，特别是班主任老师最喜欢的好学生，好班干。他性格温顺、说话轻言细语、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学习刻苦、成绩优秀，还写得一手好字。憧憬读完高中上大学，掌握更多的知识报效祖国。

1964年高三下学期，还没有等到高考，先旭万万没有想到，被党组织保送上河北张家口机要学校。据说当时政审之严格比招空军飞行员还要严，他被万里挑一选中，并在高考之前就去报到了。

我们也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多月后，他坚决要求退学，一个人从张家口回来了！其实，在他回来之前，机要学校的领导已经到武汉了，分别与华师一附中的领导、他的班主任、同班同学及好朋友，还有他的父母亲做好了工作，一定要说服动员他回机要学校继续学习。一个从小听父母的话，听老师的话，性格温顺的青年人，在温柔的亲情和友情的“劝说”下，只有乖乖地跟着那位学校领导回去了。这次逆反，也许是先旭一生中唯一一次，非常遗憾地以他的失败告终。

一年多后，他被分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轻工业部给部长当秘书。从此，他就是北京人了，在国家机关当了一辈子秘书。1989年之后，被调到中南海中共中央机关秘书局工作到退休。

我们见面以后，他请我到餐馆吃大米饭，那次到北京，在红卫兵接待站好几天都没有米饭吃，那一餐饭是吃得最香的。他见我穿的是一双球鞋，就告诉我在北京冬天穿这样的鞋会冻坏脚的，又帮我买了一双棉靴，穿在脚上暖暖的，从心里感受到学友情深，发小义重，一生难忘！

等我从北京回到学校，只有“革委会”的几个人和十几个“铁杆”红卫兵，坚守在学校。夏国林主任决定抓紧时间，赶快让留守人员分期分批外出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