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三道四（64）“有争议”的人

说三道四（64）“有争议”的人 (2021-06-22 17:29:18)下一个

说三道四（64）“有争议”的人

中国历史上有争议的人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名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还有高居庙堂的许多文臣武将，名垂青史的文人墨客等。

不成想，我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高中毕业学历的老师，居然成了学校有争议的人。

1981年12月25日经武汉市黎智市长批示，市政府王千弓秘书长协调，市教育局人事处，终于将我的人事档案交给市长的秘书送到华中师大一附中。在武汉市43中安大庭校长和母校袁福校长的联手提携下，历时一年多，我终于顺利回到母校当老师了。

1982年春季开学不久，袁校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跟教导处吴主任研究后。决定让你举行一次全校性大型公开课，全校老师和所有领导都要来听课，届时，还要请华师大教育系肖宗六教授来评教评学。这是我们学校建校以来第一次大型公开课。你一定要在你们组老教师的指导下认真备课，积极准备，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语文组陈治平、刘友三、吴六林、汪厚铎等老教师课前集体研究了我的教案，提出修改意见后，刘老师建议先在他执教的班上试讲，再根据试讲情况集体研究修改教案。在老教师们的精心指导下，我成功地完成了大型公开课的教学任务，得到肖教授的较高评价，不负袁校长厚望。

学校教导处内部编印的《教学研究》发了一期公开课专刊。第一篇是根据录音整理的肖教授的发言稿和《荔枝蜜》公开课实录，《荔枝蜜》教案及《教学后记》，还有陈治平和刘友三老师写的评论等。

袁校长专门找我谈这次公开课的得失。他充分肯定了我备课认真，教学设计动了脑筋。要我虚心向老教师学习，记住肖教授评课时提出的课堂教学的基本要求，不断提高教学能力。他说：“我们这次让你担当学校建校以来，第一次全校性大型公开课主讲任务，也是为你今后承担教学改革重任鸣锣开道。”

教育部已经决定，明年秋季开学要进行一次建国以来规模最大、步子最大的语文教学改革实验。全国各省、直辖市必须在两所城市重点中学和两所农村重点中学进行实验，实验从1982年秋季开学的初一年级开始，连续六年，到1988年高中毕业。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全套实验教材，还负责组织参加改革实验的执教老师，每学年暑假集中学习教材，集体备课，总结经验。各省市教育厅局教研室具体组织实施这次语文教材改革实验。

最后袁校长告诉我，“学校已经向省教研室申请并被批准参加六年语文教改实验，经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让你执教这个实验班并担任班主任。你从现在起，要跟刘友三老师好好学习语文教改的有关内容和教法。”

孔子说“三十而立”，因文革耽误了十年，“而立”之机姗姗来迟，时不我待，唯有抓紧时间，奋力一搏了。

实在没有想到，急于想做点事的我，成功地上完大型公开课后，“轩然大波起，宇宙隘而防”。

袁校长和王主任又找我谈了一个多小时。他们说，确实有人要否定我的公开课，说什么“二十多年不搞公开课，一搞就要李培永搞”等等。我虽然在讲课之前估计有反映，但是，没有想到在母校还会有这一种反映！由此可见，十年动乱的后遗症多么严重。而且，今后我在学校的一举一动，很引人注目，都会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

今后，我要更加谨慎。待人处事太复杂了，一不小心就触雷，但我想，好人总是大多数吧！

我在母校成为有争议的人，始于这次大型公开课。

1982年秋季开学，我开始执教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实验教材《阅读》和《写作》。为了不辜负校长的重托，对参加实验的学生及家长高度负责，真是每天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兢兢业业辛辛苦苦努力工作，实在没有时间去听那些闲言碎语。每天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坚持写《教学后记》详细记载实验教学的得失；写《班主任日记》记录学生一天的活动、重点研究学生参加实验的心理活动；《日记》记录一天的大事小事、家事国事。哪怕只写下简单的几个词语，现在看到那几个词语，立即还原了当年的人和事、情与景。感谢上帝造人时予以人这种记忆功能。感谢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许多编辑和编审刘国正先生，一开始实验就鼓励我坚持写下去，这些资料将来就是取之不尽的宝藏。斯言诚哉！

现在想起来，自从第一次大型公开课后开始被人“争议”，我在母校工作十年，“争议”如影随形：

实验教学要经常外出开会、学习、听课、备课，于是有人说：“他呀！就是一个坐不住的人。”如果我不坐下来认真备课，怎么上得好课？还有我发表的那么多关于语文教学的文章，难道是站着写的吗?

于是问题又来了，发表文章多了，是不务正业；课上得好，接待听课的人多了，就是喜欢出风头等等不一而足。

没有时间理睬那些风言风语，也是问题，他这个人啊，不仅仅是骄傲，而且狂得很！

特别是在老校长退休之后，实验班试教几近夭折。幸亏人民教育出版社和湖北省教研室的领导鼎力支持，得以坚持到底，圆满完成，终成正果。

1987年开始评高级职称，“争议”就更大了，评职称工作逐步展开以后，我和我的高中同班同学游丽昭，两个人成了学校议论的焦点。按当时的政策，我们两个人都可以破格的，但是，一次又一次破格无望时，还真的感觉像朋友们说的那样，“他们两个就是一附中的‘两碟菜’，客人来了就端出来，客人走了就放到冰箱冰起来。”

中国的许多事情，特别是像评职称这样牵涉面比较广、涉及个人利益的事情，尽管领导以组织的名义要求，甚至严格要求参与评审的委员一定要保密。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特别是当有的评审委员自己都没有评上时，他们开会讨论的一些内容就会在群众中不胫而走。

我和游丽昭听说，华师大职评委员会给我们两个的破格指标被李校长挪作他用了。传说不可尽信，但又不能不信，据说，学校已经确定的名单中没有我们两个。为此，我们去找主持附中评职称的华师大邓宗琦副校长了。

邓副校长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说：“我非常了解你们两个老师的情况。我一辈子都在搞数学，因此，我知道游老师用项武义的数学实验教材取得的成果非常了不起。你是符合破格条件的！李老师的语文教改实验成果显著，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和湖北省教研室充分肯定了的，李老师还应邀参加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实验教材的修订工作，就凭你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这一本教材，在我们大学就可以评为副教授了。我们大学都没有几个人能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书啊！你们两个放心吧!给你们两个的破格指标是带帽下达的，李校长不会也不能挪作他用的。”

感谢邓副校长的关心，我们两个被破格评上了高级职称，但心却凉了。

1989年暑假，我应邀到海南省农垦总局，给中学老师讲教材教法，上示范课时，农垦中学赖瑞光校长听完课后，力邀我到农垦中学任教，回武汉与游丽昭商量，我们决定两家一起到海南去！她比我更果断、决绝，让喜欢争议的人去争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