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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看见鸡毛的人多,吃到鸡肉的人少.

重庆-看见鸡毛的人多,吃到鸡肉的人少.

博客

重庆的事情,鸡毛蒜皮的部分惹眼,实质的东西没有几个见的。大家都喜欢Gossip。这里节选2月份的几贴。供参考:


1。选自2月8日《凸子尘报:因为爱情,休假式治疗和三州初选》

接着传来成都和重庆的消息。有说打黑英雄王立军叛逃的,有说王立军实名举报薄熙来的,等等谣言五花八门加上重庆官博称休假式治疗。然后人们等着孔和尚出来评论了,但我不知道孔有没有胆子说点什么。不管他怎么说,那都是非专业选手跨行业竞争。孔和尚是个文学业者,或者说文化领域的东西他还可以说说。但是你让他评论政治那就靠近瞎掰了。还好没有人要求让孔和尚评论国家产业政策,那肯定纯粹瞎掰了。

中国社会搞政治的人,你在中低层面的时候,对立面不够广大的时候,政治的决定因素是站队和踩人。站队就必然踩人。决定站哪个队,踩哪个人一定要想好了,然后还要给自己留条退路。否则万一站不好踩不准的话,自己就得挂了。到了高层的时候,你仍然必须站好队,但是踩人的事却不要干,或者不能自己出手干。位子越高的人,社会关系就越广,越复杂。你踩了人家,即便是你踩得准,把人踩下去了,但是人家关系网里你不可能一网打尽的。这就是将来的后患。踩人的事低层的时候可以干,因为低层的人即使有关系的,也都还是有事就当替罪羊终极命运。高层人就不一样了。王立军干的这个活,就是个踩人为主的差使。他靠踩人这个业务升到省部级就超高了,超出他这个职业可以承担的风险级别了。这个可以说中国人社会的上层和中低层面脱节的另一个方面。

现在的关键是,你怎么理解休假式治疗这个问题。这说明王身上并没有可以曝出来的弱点,比如叛逃问题。否则现在直接就可以臭了他,让他的言行再没有公众价值。你看现在他工作过渡劳累才休假治疗的,那就是近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级别了。这说明党和政府是保护英雄的,将来英雄还有病好了出来的可能。否则的话,过两天再出来说他叛逃,这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子吗?要是定性叛逃,第一时间就得说了。你见过当年林副主席的事情党中央给他留余地了?要是贪腐或者生活作风问题,那倒是可以以后再说,那是需要慢慢调查才能查清的嘛!但是在王立军身上是找不到这方面的证据的。”

2。选自2月9日《凸子尘报:民主,稳定和中国政治》

社会构架的演化,一直处于一个类似阻尼震动的运动模式中。从左到右,再从右到左。振幅不断缩小,周期不断缩短。”

王立军的事情并不在于政治的黑箱还是白箱,或者英雄还是狗熊,再或者18大谁上谁下。最吸引眼球的往往是表面的故事情节。黑与白,是你看得懂还是看不懂的问题,你说美国的政治白箱吧,但是规则复杂五花八门,你很容易就不懂。你说中国政治黑箱吧,但是规则简单,懂得的人多呢。英雄变狗熊之说,是感情用事了。18大谁上下的说法,是惯性或者流行思维。

王立军的事情放在这个社会运动的大趋势之下,根本不会影响中国的未来的左倾运动方向。只看现在社会上的力量构成,市民数量超过农村人口。这么多的城市中产,再加上后面还有3亿农民等着城市化呢。一个王立军的命运,或者再加上一个薄熙来命运,根本不可能影响左倾运动的趋势。就微观上,王立军即使官方确认有事了,也不会影响薄熙来的命运。王立军出来了,休假式治疗了,薄熙来在18大上位就是肯定的了。王立军的社会形象会不会保住,就要看他将来的态度了。此人太过于急躁,处理问题不沉着。中纪委还是调查阶段,还没有定性呢。

中国现在不能深入搞政改,那样就相当于继续向右。向右30年以来,中国已经出了一大堆足以影响社会政治的寡头阶层。这个时候搞政改,获利的一定是这帮人。那样的话政治体制是改了,制度上看上去更民主了,但是结果会是人民惨了。这个时候可以左倾,收一收这些大既得利者的权利,然后在合适的时机上在来搞政改,就会有更好的结果。这个左倾的趋势,就是要疏导人民当中的不稳情绪,用以来打击那些寡头。这个阶段在中国做私营经济的可能会比较累倒是真的。但是咱也不能站在小我的利益上就跟国家大事过不去。生意可以不做,自己有的吃喝就行了。

社会的向左是肯定的趋势。所以薄熙来的上位就是毫无疑问的了。一中不上,还是二中、三中全会。总有的上的。王立军看不清这个,可能就莽撞了点。他的这个莽撞,当然还有个原因。就是他自己对自己以前的很多事干的都不是很安心。所以他需要心理上有一个强有力的支柱。这个支柱一旦在心里动摇了,行动上就乱方寸了。”



3。选自2月23日《凸子尘报:Roemer,罗斯福和薄熙来》

总结一下,即使民主体制下,也不会为代表大多数利益的改革者准备好他们所需要的社会条件。文化越完善,人口越多,当社会真得需要改革的时候,所需要的改革也就越复杂,复杂程度并非多数人所能理解的。这个复杂程度,经常需要每一个人放弃某种利益,换取另一种更大的利益。但是放弃的大多是眼前的,换来的大多是长远的。人类对于损失和获得所产生的心理感受是不对等的。一方面,损失的痛苦程度随着损失的大小呈加速增长,而获得的愉悦程度随着获得的多少呈减速增长。另一方面,当前的损失总是看的真切,因而巨大。远期的获得因为无法看到,因而微小。所以改革就越来越难进行,社会越民主,进行必须的改革反而越难。因为改革其实已经不是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是触动所有人的利益了。这就是美国如今的局面。

就中国当今的形势,30年前的改革已经进行了30年。这个时候继续要求改革的人,虽然说的是改革二字,但事实上就是要求沿着自由的方向上在多出更多的自由来。这属于保持既有政治方向的,就是右派,即强调继续做大蛋糕的人。而这个时候要求收紧以前放开的部分自由,也就是说已经创造的价值需要重新分配一下,劫富济贫向平均的方向发展一下,就是左派,即强调分蛋糕的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薄公的重庆模式,其代表意义于当今中国,就相当于罗斯福新政,或者王安石变法。而争取所谓政治体制改革或者继续做大蛋糕的人,其实都是过去30年的既得利益的代表毫无疑问了。

重庆以唱红打黑的面目开启一个变法的时代,其实于当今中国来看有种既正常又悲哀的意味。真正意义上的变法革新的人,没有办法在最需要变法革新的领域里直接入手,而是通过唱红打黑的形式对既得利益者先来点旁敲侧击。唱红打黑这中情感激励,手段极端的方式对于目前中国向左转的改革者来说,要算是最冒险,但也是最快捷的上位方式了。快捷,因为它站在道德的高度,不会有既得利益这敢于放明枪。冒险,因为它确实直接触动的是反对者的人身安全,这是个人的利益的最基本的层面。”



4。选自2月14日《凸子尘报:商鞅,王安石和张居正》

“历史上这个向左转的案例,经常是以变法的形式出现的。历史上有很多变法案例,有名的当属商鞅、王安石和张居正。这三个各有不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有死于非命的,有善始善终的。他们的共同之处,都是出于社会支配地位的大地主大资本集团的利益角度,以割舍本集团部分利益为代价,达到确保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从这三个古代案例应该看到的结论有二:

第一个结论是,人为的向左转,是一个社会是否可持续发展的必然。右向的运动,就是社会利益的自由发展,是人类社会的自然。你放开了政策,什么都不管,他们自然的就会这样走。但是这样走到一定的阶段,肯定就会有严重分配不均和不公现象。这时候社会自身是无法自行调整转向的,必须人为的力量加以调整,向左转。重新划定利益格局,回到良性的轨道上来继续走。向左转必须是人为的,向右转肯定是自发的。所以确立一个社会的架构,确立一个政权的长久,一个不可回避的任务就是要为这种不断需要的向左转提供可行机制。美国的制度是提供了这种机制的制度之一。历史证实,可以看看1933年的罗斯福新政。中国历史上的各朝各代,虽然没有提供这种政权内部的机制,只是在自然上提供了可能。皇帝总有老死,新皇帝上台就是换人换思想的机会,但不是机制。

第二个结论是,机制的设定,最主要的是要达到权威和实践上的有效统一。权威和实践统一,比如商鞅变法和张居正变法,变法就得以成功,社会可以回归良性发展。国家权威层和改革实践层的统一是改革得以继续的条件。王安石的失败就在于没有找到这个统一。张居正是通过耐性把自己培养成权威。但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制度本质上没有这个机制,在这个问题上是机会的,不是机制的。机制上的东西,少一些主义,多一点科学。比如,现在目前的中国政治体制里,领导人一届5年,一代10年,而他们的政治余热(卸任后的影响力)可能是20 年甚至更长时间。这个时间就过长了。向左转最好以较快、较迅速地时间完成,商鞅变法10年,王安石8年,张居正10年,如果一届领导人的本来就只有8-10年,但从机制上来讲,还必须与前任的余热共处的话,就不能保证社会有效的向左转。领导人两任八年制和卸任余热问题,是当前机制上应该尽快做的两件事。”

5。2月26日博客文章《王安石给薄熙来的信》

宋人王介甫与薄公熙来书

某启:新华六十三年春正月丁酉。悉公事有遐。既集上下变法者冥议,尤辨前后媒传者构闻。未及书者,耽此二事耳。

今构闻日淡,冥者议决。古今变法,有除贫弱者若商君。有救衰微者若张文忠。今公领新华变法,绸缪于未雨,其势与熙宁之时类。愿以熙宁事与说。然,共勉之。弗然,某心惴惴焉。

尝与神宗论朝事。曰,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何故也?以太祖独见明,太宗承聪武,真宗守谦仁,仁英二宗皆无逸德,享国可也。而宋事过于百年者,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少尧汤水旱之变也。虽曰人事,实天助也。累圣相继,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忠恕诚悫,此其所以获天助也。

观新华六十年,以毛公独见之明,外悍夷狄,内平中国,惩腐吏,躬简俭。其功虽唐宗宋祖仍不及也。及邓公,则承之聪武。平南越之变以复港澳之地,除苛止虐,终毛公之所失以开宽仁之经济。自此,民生国泰世无可及也。然以江公之守谦仁,胡公之无逸德,故其有天助可比宋耳。

凡新朝日久,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亲友群臣未敢议。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间;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成之法;以科名资历叙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课试之方。监司无检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转徙之亟既难于考绩,而游谈之众因得以乱真。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官,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虽有能者在职,亦无以异于庸人。农民坏于繇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兵不为之择将,而久其疆埸之权。宿卫则聚卒伍无赖之人,而未有以变四代姑息羁縻之俗。其于理财,更法滥而不行。故上者虽俭约而民不富,政者虽忧勤而国不强。秦汉唐宋皆如是,所异唯速数耳。

观尔世事,人民徙役以求生,仕吏忘公以逐利。劳勤制中产仍奴于居债,奸黠藐法度屡发于市盘。穷困者及病老无可就医,富贵者虽贪奸得以传名。求学者不见真知而趋势利,为师者只图资财而无德行。夷狄长据强理可越钱货,国民既承累赋且失生活。此虽弱宋亦莫可及也。依故宋事,今法之不变,国之不存可待也。

而变法者何谓?以当削权贵而给人民。欲给之人民,必先削之权贵。权贵不削,兼并不减,则库府见空,给民者亦无可继也。熙宁变法六年,出八法。以青苗、水利为领,均输、方田为宗。方田之宗,盖以明责兼并之实以减负佃民之累。公治于渝,扫黑锄奸则权贵无以张,平市助困则人民有以依。是为削贵实可证,给民尤可效。虽有否论,不足惮也。

昔商君人亡政存,张文忠人亡政息。各虽不同,皆终于人事。人事不调,盖变法之大忌。熙宁初,唐埛矫言争闻。某因荐对。赐进士,留为御史。数月见轻脱。上欲以为谏官。某使以本职同知谏院。埛果怒某易己,奏二十疏。不中出。因强请对。具六十条,盖以专作、擅权诬某,以乱朝听。轻脱者,重己私而轻国家也。是以国家之利有恒而己私之欲无常故也。轻脱者,言行必乱视听以潜行私欲。凡欲乱视听者,无不言之汹汹,具之凿凿,使夺人之声而行己之意。更有出规者,神宗既辞而唐埛强对也。司马君实尝谓某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唐埛之于君实尤不同也。君实之谓,其论虽误,其理尤正。唐埛之诬,其论即误,其理尤狭。今闻有王立军入外馆者,盖与其类也。故以埛旧事告,请为却志短而轻脱者,此变法之利也。

某尝书于司马君实。曰,人常习于苟且。而为官不恤国事,以媚俗为善者多哉。变法者必不以怨改其度,不以故见其悔,日省人事,膏泽斯民,则变法之事可成。华夏幸甚!

悠悠千载,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P.S.关于唐埛:

唐埛当官之初,言词坚定支持变法,他曾说,“青苗法不行,宜斩大臣异议如韩琦者数人”。韩琦是仁英二世的老臣。其在宋朝仁、英、神三世之间的稳定传承起过关键作用,可与70-80年间叶帅的作用相媲美。但韩琦也是王安石变法的最大反对者。当时王安石刚刚参知政事,唐敢说王安石都不敢说得狠话,可见这个唐埛想要拜王安石门下的决心有多大。王安石错误看重唐,任其为御史大夫。但后来唐因为被王识破其本性,没有让他出任有直接跟皇上说话权力的谏官。但王还是留着他做御史一职。之后,唐怀恨王安石,先后上20个奏折讨论变法时政,神宗没有理他。他就出奇不意在一天朝事后,长跪请对。神宗说改天,他就不起来非要当时对。于是他当庭职责王安石专作擅权,具列罪状60条。王安石为了证明自己,只好马上请辞。幸好当时神宗还能明辨人事是非,才没有让唐的阴谋得逞。

王立军今天突然越轨进入外馆,和唐埛在神宗不准的时候长跪不起非要请对,其实是一个性质。都属于志单具才能但志向轻脱者的出规行为,目的是图夺人视听。这类人多才少德,己利为上,但敢作敢为,用好了可以充一时之用,但时间长了总会弄出麻烦。古今这类人的例子也不少。比如三国时的杨修,明末的吴三桂,还有张国焘、汪精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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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贾平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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