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居（八）— 完

（八）

1978年二月，开学前的那个星期六，父亲在上班的路上帮我把行李送到了学校。我们一大早就出门了。我背着被褥，父亲提着脸盆和洗漱用具。在这之前，我已经去学校报了道，办理了入学手续。

我的宿舍在学三楼，一栋三层小楼。男生住一，二两层，女士住在最上面。按照父亲的嘱咐，我选择了上铺。把被褥铺好之后，跟已经入住的同学相互做了介绍就走了。

从学校出来，我并没有马上回家而是去了过去工作的工厂。我已经辞职，并且买了糖果，巧克力请过厂里的同事，朋友。跟我的两位师傅也郑重地道过别，致过谢了。张师傅很激动，他为自己的两个徒弟都上了大学而骄傲。

办公室里的私人物品也都拿回家了。去工厂是为了再见一见混的很要好的小姐妹们。大家都有工作，聊了一会儿之后，我和小卞走到工厂附近的峨眉酒家吃午饭，那是我们偶尔去打牙祭的地方。峨眉酒家的担担面至今让我怀念。

将小卞送回厂门口，我登上了15路公共汽车。

一进院子就感觉怪怪的，一股诡异的气氛笼罩着周围，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我的心头。

“你个死丫头，上哪儿去了，这么晚才回来？”母亲劈头就是指责。她的鼻子眼睛都是红红的，好像刚刚哭过。母亲是位非常坚强的女性，就算是最难过的日子里，我也很少看到母亲掉泪。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我不明白母亲为啥发火。

“对门出事了，出大事了。他们又中煤气了！这次可是闹大了，闹出人命了！L和静静都死了，D被送到医院去了。”说着，母亲的眼眶里又涌出了泪水。

我完全被这个消息打懵了，一时转不过弯来。

原来，那天早上九点左右，部里来了两个人。他们直奔D的家而去。不论敲门还是推门都没有人答应，来人问周围的邻居：“这家有人出来吗？D今天早上没来上班，也没请假。部里等着他开会，该不是出了什么事吧？”

众人摇头，于是，部里的人一拳打碎了门上的玻璃，把手伸进去拨开了插销。

只见D趴在外间屋的地上，昏迷不醒。里屋床上直挺挺地躺着两个人，是L和她的女儿静静，已经没气儿了。

大家努力把D抬出房间，放在院子里，他很快就清醒了过来。好在院子里有电话，马上就通知了急救中心。医生来之前，大家试图给L母女俩做人工呼吸。

红十字中心的急救车上下来两个医生。他们给D做了检查，马上决定将他送去医院。他们翻开了L和静静的眼皮，用随身带来的手电筒照了照，宣布这两个人已经死了几个小时了。他们说急救中心只负责救人，不负责已经去世的。随后他们就走了，那两具尸体被遗弃在家中的床上。

据说L的姑妈来了一趟，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做就走了。如果Ｌ还有亲人的话，他们都远在山西。D的家人在山东。壮壮可以住在幼儿园由老师照顾，但是这两具尸体谁来收呢？

“把她们停在屋里也不是个事啊！”母亲告诉我。我的祖父母，外祖父母都已经过世。那时候我还小，而且他们去世的时候都不在北京。对于去世的人，他们的丧事，我一点儿概念都没有。

母亲告诉我，她和院子里其他人商量，感觉把尸体就这么锁在屋里不是个办法。于是，他们给医院打电话，要求医院把尸体拉到太平间去保存，等到D恢复了体力，或者他们的亲人来了再说。

就在我进门前不久，L和静静的尸体被医院拉走了。我失去了与她们告别的机会。

母亲颤抖着嘴唇向我叙述了这所有的一切。“怎么会又中煤气了呢？不应该啊！咱们在这儿住了二十多年，还没听说哪一家中过煤气。再说，他们前一段时间不是才中过煤气吗？还喊着让你去救他们。”

母亲的话把我带回了上一次他们家出事时的场景。确实，这么大的一个院子，家家都用煤球，蜂窝煤取暖，没听说谁家中煤气，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居然发生了两次。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两个大活人就这么没了。我前一天还看见L在水池边洗着什么。还有静静，那个漂亮的小姑娘。她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人的生命真是这么脆弱吗？

“Ｌ穿戴的整整齐齐的，脸上还挂着微笑。一只手放在头边上，好像在跟谁打招呼。”母亲含着眼泪兀自回忆着。

开学后的第一个周末，我一进家门就听到了更加惊悚的消息。对门邻居家的故事出了另外一个版本，Ｌ和静静并不是煤气中毒致死，而是被D谋杀的。

因为煤气中毒被送进医院的D很快恢复了正常。当医生告诉他妻子和女儿不幸罹难的消息时，他哭得死去活来，痛不欲生。考虑到D的康复状况，医生决定留D住院观察。

对于D一家三口人皆然不同的结局，一位医生提出了疑问。按照医学常识，他们三个人中D的身体最好，肺活量最大，所以他吸入的煤气应该最多，中毒也应该最重。但是他只是昏迷，而同居一室的其他两个人则已经死亡多时。对于这个不合常理的结局，医生们决定进行调查，他们给D做了血液化验。

化验结果很快就出来了，D的血液中没有任何一氧化碳残留的迹象。这个结果证实，D并没有中煤气。医院马上给躺在太平间里的两具尸体做了检查，也没有发现任何残留的一氧化碳。看来煤气中毒而亡的事纯属子虚乌有，D有重大嫌疑。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事故，公安局的警察们化妆成病人，一个个住进了D所在的病房，以前的病友被换了出去。夜半时分，D接到了出院的通知。他似乎已经知道了一切，换好衣服，顺从地走出医院，束手就擒。

没有严刑拷打，威逼利诱，D竹筒倒豆子，对自己的作案过程供认不讳。根据他的交代，那个周五的晚上，他在妻子女儿的饭菜中掺入了安眠药。等到她们熟睡之后，D先杀死了妻子，后结束了女儿的性命。他用电线将电流通过了她们的身体，强大的电流击穿了她们的心脏。两个月前的那场煤气中毒事件给了D启发，他用煤气中毒来掩盖杀人的事实真相。过热的电线在Ｌ的颈部和脚踝处留下了烫伤，D只好给Ｌ穿戴整齐以掩饰伤痕。

D交代，春天就要到了，室内取暖即将结束，再不下手就没有了制造妻子女儿煤气中毒而亡假象的机会。他希望儿子壮壮能够活下来，因此儿子不能在场，否则他会给D的计划带来巨大的麻烦。壮壮在全托幼儿园，每星期六晚上回家，星期一早上被送回去。如果周末之前不动手的话就要再推迟一个礼拜。而且第二天必须是早晨有会的工作日，这样部里领导发现他缺席就会派人来找他，否则他就要在自家地板上躺不知道多久。推算来推算去，那个星期五的晚上是最佳时间。

两年前，为了用电不均，D跟一位邻居发生了口角。于是他给自家安装了单独的电表。那一晚，无论他断电还是合闸都没有影响到其他人，也就没有人发现他家的不正常。

这个消息使所有的人都惊掉了下巴，除了电线给Ｌ留下的伤痕，D的策划简直是天衣无缝。全院子上下议论纷纷。大家聚在院子当中讨论这不可思议的事情竟然就发生在自己的周围。其实D和Ｌ与院子里的邻居们接触并不多。除了他的同事和少数几个人外，无论是D还是Ｌ都跟院子里的人没什么来往，跟绝大多数人连话都没说过。

有人猜测D一定是有了外遇，为情铤而走险。有人怀疑D有同谋。有人后怕如果当时被人发现，D会不会闹起来以至于伤到院子里的其他人。也有人做事后诸葛亮，说早就看出D不像好人。

一位大妈演绎了另外一种解释，她说D和Ｌ住的那两间房里有冤魂。当年袁世凯的一个小老婆就是在那间房里上吊自杀的。她还说D正当门种的那棵柿子树不吉利，给他的一家带来了厄运。

我对所有的猜测和推理都没有兴趣，只是抑制不住心中的愤怒，打算去监狱质问D。我想问问他为什么杀妻灭子？如果说他厌恶自己的婚姻，他可以请求调动，远走他乡。如果他恨自己的老婆，为什么不能放过孩子？

父亲严厉地阻止了我的冲动。在他看来，我的想法愚蠢到了可笑的地步。“你既不是他的亲人，也不是他的同事，你也就是他的一个邻居。他是杀人犯，又不是动物园里的猴子，谁都可以随便去看看。再说，去问了他又能怎么样？他会告诉你实话吗？”

父亲的话虽然有道理，但是心中毕竟有疙瘩。D到底是怎么了？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如此丧心病狂的？

D的父亲从山东济宁赶来。他是来给儿媳，孙女办理后事，接孙子壮壮回家的。离开北京之前，老人来到院子里收拾家中遗留的物品，见见D过去的邻居们。

D在这个院子里住了五年半，他父亲从没来过。见了邻居们，D的父亲对大家表示了感谢。他感激邻居们几年来对Ｌ和两个孩子的关心和照顾。

“我有罪啊，我没把儿子教育好。他居然成了杀人犯！”老D痛心疾首。

“我把孙子带走。他今年才五岁，还不懂事。等他长大了，我一定把这个人间悲剧讲给他听。实在是太惨了。静静是个好孩子，跟我们住了六年，一家人都非常喜欢她。当年把她送回来，我们都舍不得。送她回来是为了让她接受更好的教育，亲近她的父母，弟弟。没想到她把命丢了，丢在她自己的爸爸手里。”说到这里，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捶胸顿足，嚎啕大哭起来。周围的人无不跟着他落泪。

那一年的秋天，D被正法。

被捕之后，D以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于是就一五一十全招了。但是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两条人命断送在他的手里，怎么可能从宽处理。按照当时的说法，“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司法机构和部里联合调查的结果显示，谋杀是D一人所为。所谓女朋友或同谋都查无实据。D很快被判处死刑。

D给当时的中央领导写信，对自己犯下的罪行表示深深的忏悔。他说自己还年轻，可以为祖国做贡献。他希望能有一个戴罪立功，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机会。后来狱警告诉D前去探监的同事，他的信根本就没走出过监狱。

据D的父亲说，D在监狱里受到了非人的待遇。比如将他长时间关进又短又矮的笼子，既不能站也躺不下。政府还组织了好几场群众大会，D被大家声讨，唾骂。

被枪毙之前，D接受了全面的健康检查。对此他非常开心，以为他可以逃过一死。其实，那不过是为了器官移植。D的父亲明确表示，家人不会来给他收尸，他的后事及尸体交由政府处理。

行刑那天早晨，狱警送来了两个夹着牛肉的烧饼。D已经很久没吃过这么美味的食品了。“这么好的东西，一顿都吃了怪可惜的。留下一个中午再吃吧。”狱警没理他，把他带出了牢房。他不曾得知，那是他人生最后一顿饭。

一声枪响打破了周围的寂静，一颗子弹穿过了D的躯体。他应声倒地，再无声息。那一年，他三十五岁。

D的同事们去了行刑现场。他们回来说，一辆救护车停在刑场边上，D一咽气，他的尸体马上被拉走了。1978年，器官移植技术远不如现在发达。否则，D那个年轻健康的身体可以使更多患者的健康得到改善。

D走了。他接受了共和国司法机构给予的最高处罚，死刑。周末回到家，从窗口望向对门，我仿佛又看见D坐在他家门前的小板凳上。一棵棵韭菜在他的手中翻飞，他左边的地上摊着带着泥土和露水，掺杂着野草的一堆，右边是一盆被清理的干干净净，码放的整整齐齐的翠绿。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将那双灵巧的大手跟残害Ｌ和静静的魔爪联系在一起。我仿佛又听见他满含着笑意跟邻居们讲述着办公室的笑料，出差旅途中的趣闻，他隔壁翻译Z娶媳妇置家具的乐事。说什么我也无法理解他是如何走上的那条不归路。

案发到现在，整整四十三年过去了。D的儿子，壮壮如今应该已经四十八岁了。不知道他的祖父母是否把他家当年的惨案告诉他。可怜的孩子，一夜之间变成了孤儿。

这么多年过去了，围绕D和Ｌ的事我一直不能忘怀。我不想为D惨无人道的罪行开脱，但是我也不觉得D生来就是个十恶不赦的杀人犯。五年，短短的五年时间，是什么使一个热情开朗，积极向上的年轻人沦落成一个杀妻灭子的罪犯？

他们的婚姻也许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一个不能得到纠正的错误。但是他们也曾有过最初几年的甜蜜，只是现实生活把他们之间的感情一点点消磨殆尽。

假如没有做结扎手术，Ｌ会不会同意离婚？也许那不过是Ｌ死活不肯离婚的一个借口。但是她确实被剥夺了再次生育的权力。

假如组织没有千方百计地将一个无可救药的家庭强行维持下去，假如在D的坚持下，他们能够离婚，各奔东西，如今他们会怎么样呢？

我常常想起Ｌ反反复复问D的那个问题：“你当年为什么追我？”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值得玩味的问题。辛辛苦苦追到手的Ｌ大概几年后让D感到非常失望。他为自己盲目的追求付出了三条人命的代价。

在毫无意识地情况下，对门邻居给我上了人生中极其深刻的一课。他们使我懂得，看人不能盲目地停留在“出身不凡”，“成功人士”，“业界精英”的光环上，人品才是最重要的。

D被枪毙的那一年，他在家门口种的那棵柿子树第一次结出了果实。秋天里，一个大大的柿子挂在细小的树枝上。它鲜艳的果皮外挂了一层淡淡的柿霜，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漂亮。全院的男女老幼像是商量好了似的，没人去碰它。经历了风吹日晒雨淋，终于在冬日强劲的西北风里，它“啪”的一声落地，摔得稀巴烂。

《完》

备注：为了尊重个人隐私，两个孩子的名字是虚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