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言独上西楼（一百五十二）失望
无言独上西楼（一百五十二）失望
船到吴淞口，邬春疑激动不已。自从1937年一别，他已经十三年没有亲近祖国了。
政府将邬春疑安排在人民日报社工作，他在经济版。妻子谭美琳被安排在英语版做编辑。她的中文不够好，邬春疑每天利用业余时间帮她学中文。两年后，报社将一套由苏联专家设计的职工宿舍分配给他们住。房子有两间卧室，一个客厅，带浴盆的盥洗间，抽水马桶，厨房一应俱全。上了漆的柚木地板，比一般房子高大宽敞的屋顶。五十年代初，这样的房子只有专家才有资格住。有了自己的家，他们十分高兴。
但是接下来的事越来越让邬春疑不爽。1952年，就在谭美琳待产的时候，邬春疑接待了从广州赶来的堂姐邬春欣。春欣焦急地告诉弟弟春疑，她的父亲，也就是春疑的伯父在五反运动中因为“盗窃国家经济机密”罪被判了死刑。邬春欣的父亲是资本家，经营电器产品。春欣就在自家的公司做事。她觉得父亲是个老老实实的生意人，怎么可能有机会接触国家经济机密呢？她认为是自己的父亲得罪了什么人，出于报复被诬告并且定罪。她求堂弟邬春疑帮帮忙。人民日报毕竟是党报，中国第一大报，春疑又是国外归来的经济学家，跟组织上请求重新审理其伯父的案子应该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
邬春疑马上跟经济版的组长做了汇报，请求组织帮忙。组长答应帮助反映一下，但是说他没有把握是否能够起到作用。
协和医院的产房里，一阵阵的疼痛让谭美琳撕心裂肺的哭喊着。初为人父的邬春疑焦急地在产房外等待着。就在孩子呱呱坠地的时候，春疑接到了赶来报信的堂姐送来的噩耗，伯父前一天已经被执行枪决了。他欲哭无泪，从判决到现在不过区区两个星期，怎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执行枪决了呢？一个人的生命怎么可以如此草率地就被结束了呢？用颤抖的双手抱着刚刚出生的女儿，邬春疑不知应该是悲还是喜。完全不知情的美琳疲惫地对丈夫说，“给孩子取个名字吧。”
依旧沉浸在失去伯父的震惊中，邬春疑摇头叹息：“无语，真是无语。”
美琳错解了丈夫的意思：“邬玉？好啊，女孩子就应该是一块美玉。”
邬春疑知道妻子错解了自己的话，但是他不知道如何跟产后疲惫不堪的妻子解释。想想“邬玉”这个名字对一个女孩子来说也不错。如此，出生在1952年的大女儿得名邬玉。
转眼到了1958年的下半年，女儿邬玉六岁的时候，谭美琳怀了第二胎。
这六年来的经历让邬春疑更加怀疑自己当年匆匆决定回国到底是不是正确的。58年一开始，党就吹响了大跃进的号角。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在神州大地处处飘扬。经济学家邬春疑对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经济目标瞠目结舌，尤其是钢铁产量。从各地报上来的消息，他得知地方上建起了土高炉，许多树木被滥伐用以炼钢。更有些地区因为达不到指标，要求各家各户将家里的铁制用具贡献出来化成铁块充数。用这种办法提高钢铁产量对他来说就是杀鸡取卵，饮鸩止渴，没有任何科学性。
1958年的粮食产量放卫星让邬春疑感到这不是在搞经济建设，而是自欺欺人。各省报上来的亩产量越来越高的不像话了。但是高层领导似乎乐此不疲。“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在邬春疑这个经济学家看来要多么可笑就有多么可笑。但是报社上上下下都在传颂着，他只能在心里苦笑。
1958年的粮食歉收，全民大炼钢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一系列错误政策导致全国很多地区食品严重不足，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作为报社的工作人员，邬春疑自然能够从记者们的采访报告中得到真相。他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预见中央会为此作出正确的调整，纠正这一系列的错误政策。
1959年6月底，美琳怀孕的后期出现血压不稳，心率不齐等等症状，这让邬春疑非常担心。七月初，谭美琳进了产房。邬春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产房外的走廊里来回踱步。
就在邬春疑焦虑地等待产房里的消息时，他的领导急匆匆地来了：“老邬，可找到你了。报社领导要求我们马上写一份关于今年的钢铁产量可以比去年起码翻一倍的可行性分析。你是经济学专家，这篇分析报告自然应该由你执笔。”
透过眼镜片，邬春疑吃惊地看着他的上司：“什么？翻一倍？你不是开玩笑吧？我国发现并开发了大规模的富铁矿吗？”
“没有啊，即便如此，我们就不能让钢铁产量上去吗？没听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吗？你怎么这么跟不上形势？”领导显然对邬春疑的迂腐感到气愤。
“前两天不是有消息说中央的庐山会议已经提出纠正左倾了吗？怎么还在高喊这么愚蠢的口号？”前几天，邬春疑从随中央领导前往庐山开会的报社同事们那里得知，中央已经提出纠正58年放卫星，全民炼钢的左倾错误路线。
“那是前几天的事了。你难道没听说吗？彭德怀右倾反党集团的事？中央现在在揪右派，要坚持三面红旗，要坚持大炼钢铁，争取五年内超过英国！”领导兴奋地对邬春疑大声疾呼着。
“我是学经济的，不是钢铁专家。但是我也知道，像现在这样的炼钢方式Is not sustainable（不可持续的）”邬春疑一急，英语一下溜出了口。“现在已经开始化了铁锅，铁铲，下半年拿什么来充数？这不是胡闹是什么？”
领导也很火大：“老邬你看了五月份的那篇社论吗？那是毛主席写的，题目就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那些所谓的高贵者就是你这样的人。“
”既然如此，还要经济学家干什么？难道说就是为了让我们违心地证实这种胡闹的正确性吗？要知道，经济学是一门严谨的科学，不是什么人的御用工具！“邬春疑终于忍不住说出了自己挤压许久的心里话。
领导被邬春疑的怒吼吓了一跳，没想到眼前这位一贯温文尔雅的学者也会发这么大的脾气：“老邬，我劝你冷静冷静，好好改造一下你的思想，争取尽快跟上飞速发展的形势。你这个样子离右派分子已经不远了！”
邬春疑怔怔地看着组长，大脑一片空白，不知说什么好。他当然知道右派是怎么回事，更知道被打成右派会是什么样的下场。1957年反右斗争中，他的同事被打成右派，被发配到边远地区劳动改造，如今生死未卜。他当年逃出了厄运，纯属侥幸。
就在这个时刻，护士推门而出：“谁是谭美琳的家属？”
邬春疑顾不得领导的一脸怒气，一步跨过去：“我，我是她丈夫！她怎么样了？”
“她生了，女孩儿。七斤二两。大人孩子都平安。”说完护士转身走回了产房。
邬春疑想到刚才与领导的对话，心中的感受就是无言以对。由此，他的第二个女儿得名“邬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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