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筒子楼”

(前几天看电视剧，描写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城市生活，为此又翻出了这篇旧文，回味那段难以忘怀的经历）

从八十年代走过来的人一定记得“筒子楼”这个名称，那是被许多电视，电影，小说等文学作品描绘为灰暗，拥挤，杂乱不堪，充满了矛盾与冲突的一类城市建筑物，它不仅是那个时代许多市民遮风挡雨的栖身之地，也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尴尬与无奈。

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一家大型国营工厂工作。与众多国营企业一样，这家工厂除了要完成国家每年下达的生产计划以外，还负担着本厂三千多名在职职工，两千多名退休职工及他们子女的生活，住宿，幼儿园，医疗保健等一切事物，俨然象一座小城市。

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百废待兴，企业职工宿舍严重不足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厂里的老职工家庭基本上都是三代同堂了，依然挤住在六七十年代建的狭小住房里。青年职工多达上千，正步入谈婚论嫁的年龄。就在人人谈“房”色变时候，我来到了这家工厂，而且，也面临着结婚。房子呢？不用说，半间也没有。

总不能在大街结婚吧？当时爸爸妈妈有两室一厅住房，爸妈一间，我跟两位弟弟住另一间。为了先让我结婚，只好委屈两位弟弟。大弟住外厅，小弟住在楼下杂屋间，腾出一间13平米的房子成了蚂蚁和蚁太的洞房。

（右数第二间曾是蚂蚁当年的洞房，如今早已换了主人）

婚结了，却拖累了全家。两个弟弟都已长大，也正在谈对象。可对他俩来说，连领女朋友来家坐坐的条件都没有了。房子，房子，那时候好象全家人整天谈论的都是这个话题。

转眼我进工厂两年了，渐渐成为厂里的一名技术骨干，还担负起厂里技术改造的规划工作。也许是我的勤奋，我的住房问题纳入了厂领导的视线。终于有一天，厂里分给我一间刚刚腾出来的单身宿舍。

单身宿舍楼就在工厂斜对面，是一座六十年代建的三层砖结构楼房，楼上楼下共有七十几个房间。说是单身宿舍楼，其实早就是已婚职工楼了，每间房子都是一个小家庭。我分得了这样一间房子，还让厂里许多人羡慕不已！

（80年代的筒子楼基本都是这样的外观）

房子位于二楼走廊南侧，窗户朝阳，正对着工厂，上班和送孩子上幼儿园都很方便。房间大约17平米，除了安一张双人床外，还可以放一个床头柜，一张书桌，一个碗柜和一个炉子。小饭桌只能吃饭时摆开，饭后必须收起来，否则就挡住了门口。当时孩子刚刚一岁，跟我们睡一张床。室内家当虽少，基本生活也够了。

楼房的走廊宽不到两米，两侧摆满了各家各户的煤和木柴等杂物，中间只剩一条窄窄的走道。走廊里灯光昏暗，走路时都必须小心翼翼，否则会被两侧的杂物绊倒。全楼取水只能到一楼走廊西端，那里有一个共用水龙头，那个角落没有光亮，污水横流，每次去取水都要穿上靴子。全家用水就一只水桶，取来放在房间里，一天差不多要用两桶。洗衣服很麻烦，因为取来多少水就要倒出去多少水，还要及时擦地板，否则溅出来的水会漏到楼下去，楼下就要享受“天女散花”了。凉衣服呢？我也学着其他住户的样子，在窗外专门安装了一个架子。从外面看这座楼，各家的窗外都挂满了花花绿绿的衣物，很有生活气息。

（还记得这样的公用洗刷间吗？我住过的筒子楼连这样的条件也没有）

楼房的楼梯是公用的，厕所和垃圾箱就在楼梯边上。可悲的是厕所经常堵塞，溢出的污水就顺着楼梯往下淌。我的房间斜对着厕所，那味道是任何语言都不能形容的。我女儿从小嗅觉灵敏，每次接送她去幼儿园，经过厕所门口时她都要用两个小手指头使劲地堵着自己的鼻子。

冬天好过一些；房间向阳，点上炉子房间里很暖和。关上房门，走廊上的味道也进不来。夏天就受罪了；太阳一晒，房间里烤箱似的。因为不能开门通风。不仅是味道问题，一开门房间里一揽无余，即使开窗也要等到太阳落下之后。为了解暑，我贪便宜买了一个吊扇，自己安装到天花板上。由于缺乏经验，安装的不太牢固，那天正旋转着的风扇突然掉了下来。可巧女儿离的远，没有砸着。但是风扇的叶片却将蚁太的后背碰了一个口子，衣服也划破了。事后大家都说万幸，批评我的粗心大意。

（其乐融融，邻里整天上演锅碗瓢盆交响乐）

筒子楼里居住条件尽管艰苦，住户之间相处的却很融洽。尤其是那些小孩子们，经常串东家走西家，谁家有好吃的好玩的就去谁家，叫都叫不回。如果一家有了困难，大家也都来帮忙。有一次我到外地出差，蚁太半夜里突然生病，多亏了邻居帮着照看孩子，并连夜用自行车将她送到医院诊治。筒子楼里同甘共苦的人们，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工厂也在想尽一切方法解决职工的住房问题，相继建成了几座宿舍楼。为了公平地分配住房，厂里还专门成立了“分房委员会”，由工会，劳资，后勤等部门的参加。 根据职工的工龄，厂龄，职务，学历，工作表现等条件，对住房申请者进行评分，并将结果张榜公布，以求其透明性。我当时尽管年青，却已是厂里的技术骨干和中层干部。为了体现和落实国家的知识分子政策，我也榜上有名。居住了一年之后我终于告别了“筒子楼”，搬进了 “工程师楼”，居住条件从此得到了极大改善。

正当我准备搬家时，却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事；

厂里的一位已婚职工因为媳妇是农村户口，不够厂里分房条件，临时借住在工厂的仓库里。可媳妇已经十月怀胎，总不能让孩子生在仓库里吧。得知我要搬新房的消息后悄悄找我商量。想趁我搬家的时候，抢占我住过的那间房子。“抢房子” 这种事在厂里发生过几回，我很同情那些因为栖身之地而不惜犯错受罚的职工，但此事发生到自己身上，还是有点紧张。

搬家那天，我放弃原则协助那位职工上演了一幕“暗渡陈仓”，搬完东西后门上就挂上了他的锁，然后，到厂长那里“深刻地”检讨。厂领导其实很清楚这里面的猫腻，也理解那位职工的无奈，没有更多地批评我，也没有难为那位职工，他就成了那间房子的合法主人。

我的新房位于“工程师”楼的三楼，两室一厅，前后晾台，总面积70多平米。关于楼层，当时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一楼暗，二楼吵，五楼，六楼累断脚，不三不四层最好。” 我年纪轻轻却分得了三楼，足见当时工厂对技术人员的器重。房子宽敞明亮朝阳，厨厕俱全，实在让厂里的老职工羡慕！后来我又将前后晾台密封加装了玻璃窗户， 室内安装了暖气，使用面积进一步扩大，居住条件更加改善。我还用几年的积蓄添置了彩电，冰箱和新家具等，其后几年的生活，只能用“舒适”二字来形容。

八十年代初社会上还没有“商品房”这个概念，也没有房地产开发这档子事。城市居民住房，除了少数私人房屋外，多数都是市政管理的公管房，政府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工等住房。相对而言，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住房明显优于企业职工的住房，这与国家政策和历史原因有关，也是许多人拼命设法钻入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根源之一。

八十年代末，在全国兴办公司和经商热潮中，我也不甘寂寞应聘调入了本地的一家经贸技术合作公司，任部门经理。当时国家的住房政策是各单位自扫门前雪，各自解决本 单位职工的住房问题。人属哪单位住哪单位房子，人调离就要交回房子。可是我调入的这家公司刚建立，还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即使现盖房子也来不及呀！幸亏我太太也是原单位职工，原单位才没有把我们家“扫地出门”掀到大街上去，我们又在原住房“赖”了几年。

“职工调离房子必须退回”这项政策说起来合理，实际上十分荒谬。那些年我们国家实行“低工资，高福利”政策，职工的工资仅仅能够维持其最低的生活水平，住房是其工作单位提供的一项福利。说的好听一点，也就是所谓的“共产主义因素”吧。但从根本上来讲，住房并不是对职工的恩赐，而是国家和企业对职工历年来所做贡献 的一种认可或兑现。工龄厂龄越长，贡献越大，分房也越好。否则，分房评分中怎么会有工龄，厂龄的考量呢？

由此可见，当一位职工因为种种原因离开了原单位，原单位索回职工住房的做法，实际上是彻底剥夺了这位职工前些年对国家和该企业所做的贡献。许多企业甚至实行只给男性职工 或女性职工分配住房的政策，更是粗暴地剥夺了相当一部分职工的住房权利。在这一方面，西方国家企业实行高工资政策，企业员工自行解决住房问题，在辞退员工时还要承担额外的经济补偿，显然要比社会主义国家所做的更合理与文明一些。

此话扯远了。我在新单位工作了三年并从国外进修归来之后，终于迎来了一次分房机会。这次分得的房子更好，更宽敞，面积达120多平方米。住房第一次通了管道煤气和暖气，免除了烧饭和冬季取暖烟熏火燎的难题。卧室，客厅等都是独立的，已上小学的女儿也第一次享有了自己的房间。跟着社会上的装修热，我不仅重新装饰了房间，更换了所有家具，还添置了大彩电，组合音响，钢琴等现代家庭用品。浴室里还加装了进口全自动热水淋浴器，洗澡也不用出门了。在兄弟姐妹之中，我率先迈入了“小康之家”行列。

（三楼曾是蚂蚁当年引以为豪的住处，如今早已破旧不堪，即将列入拆迁之列）

可惜的是，我在新房子里仅仅住了一年就再次出国了。经过了多年的颠沛流离之苦来到了加拿大之后才拥有了自己的住房。回头看看国内，近些年来城市住房的情况变化极大。亲友们经常来信讲述他们搬迁换房的事，有的都搬了几次，拥有几套住房了。前几年回国探亲，看到整个家乡马路宽阔，高楼林立，到处焕然一新。找到出国前居住过的地方，却几乎辨不出当年的痕迹。城市居民的住房，更加宽敞明亮豪华舒适，许多还有专用停车位置，处处表现出一个社会的巨大进步与繁荣，正应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句话。

（如今家乡变了，天更蓝，水更清，住房更宽畅了）

最后以两句诗，纪念那个远去的“筒子楼”时代：“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家乡的荣耀：山东潍坊国际风筝节放飞场入口处牌楼）

原载于 11/28/2008 多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