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仁”的本质------邪恶的中国文化

第一章   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识

第一节   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

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不受任何制约的儒家封建神权高于一切、主宰一切的社会思想文化意识现象呢？从远古时起，权力崇拜就在中国思想文化意识体系中，起着主体作用。世界其它几大文明中，都有丰富的神话传说和宗教信仰。尤其是对宇宙的起源，人类的产生和出现，自然界的一切来源，都是以神来创造和主宰。意味着人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佛教思想的众生平等，基督徒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穆斯林都是兄弟……
而中国却是以掌握着世俗政权的人间领袖，来主宰宇宙和人类的命运：上古传说中的女娲、伏羲、神农……都是人间领袖；而后的黄帝，则已经是政治政权领袖，中华民族是一个缺少神话的民族。直到中国已处于封建社会中前期的三国时代，才出现盘古王“开天辟地”的神造宇宙的神话传说。而盘古王也是以人间帝王的形象出现，这仅仅是儒家帝王造自己的神的一个翻版而已……
即使东汉末年出现的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中的神，也是由世俗的人，演变而来的；道教神话传说中的最高神——玉皇大帝的形象，与人间帝王并无不同之处。其它古老文明中的神话传说中的最高神，都是法力无边、神通广大，主宰宇宙中的所有事物的命运，而《西游记》中的玉皇大帝却平庸无能，处处受众神保护，十足地与中国封建王朝中继承帝位的昏庸帝王无异，同样受到众神像人间帝王一样的儒家礼仪制度的顶礼跪拜、山呼万岁……此为儒家封建神权崇拜思想文化意识主宰下，中国中古时代神话传说的必然结果。
西方文明认为生命来自上帝的创造，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所以西方文明认为个体人格是完全独立的。中国人则认为得自父母的生育，父母则又有父母，世代祖先的链条可以溯及天地。《礼记·郊特牲》说“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中国文明以家族生命为生命，个体生命不过是家族生命的一个环节。《礼记·哀公问》：“身也者，亲之枝也。伤其亲，是伤其本，枝从之而亡。”如果突出个体生命意识，就会危及家族生命。因此中国文明极力戕杀个体生命意识，来维护家族生命意识，以至于维护集体或国家生命意识。

第二节   儒家思想文化意识的起源

儒家封建神权崇拜的“尊王卑臣”的思想文化意识，一直贯穿整个中国的社会文明史。上古时，自从轩辕氏打败神农氏，“擒杀蚩尤，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史记·五帝》。黄帝成为中原大地的政治政权最高领袖，初步以“教化治国、礼仪兴邦”为核心基础的治国安民的理念。
“教化治国”：就是以特定的舆论宣传、文化教育等“教化”体系，来控制、束缚、规范社会各阶层的精神、思想、意识等；“礼仪兴邦”：就是以繁琐复杂的礼仪规范、礼法制度等，来控制、束缚、规范社会各阶层的行为举止、动作规范等。二者相辅相成，紧密相连，缺一不可。
黄帝的孙子颛顼发展这种治国安民的理念，他“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洁诚以祭祀”《史记·五帝》。
黄帝的曾孙尧和七世孙舜，初步完善这种治国安民的理念，并把“教化治国、礼仪兴邦”，作为治国安民的国家政治制度，和国家施政方针政策确定下来，并且制定百官典章制度和刑法体系，使各个官员各司其职，正式构成初步的国家政权管理体制。其中尧制定礼仪典章制度，舜严格执行和完善礼仪典章制度，这二人的作用最大，功劳最多。所以，尧、舜被中国各家学派称颂为上古时代的伟大圣人。
商汤在夏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这种“教化治国、礼仪兴邦”的治国政策。周朝的文王、武王、周公旦等，在夏朝、商朝的基础上，彻底地完善这种“教化治国、礼仪兴邦”的治国政策。因此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被孔子称颂为中国上古时代的伟大圣人。
由于“教化治国、礼仪兴邦”，这种治国安民的国家政治制度和施政方针政策，需要特殊的人才来贯彻执行，所以社会上逐渐形成“儒”这种职业，专门为帝王、贵族、权力者服务，掌管婚丧、祭祀、庆典等各种社会重要活动的各种繁琐的礼仪，维护帝王、贵族、权力者们的尊贵显赫的社会身份地位，最后形成势力强大的“儒士”阶层。（在第四章详述）
而且，儒士阶层几乎垄断中国历史上受到文化教育的机会，在中国历朝历代封建神权网络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特权。由于最初的儒士阶层是依附于国家权贵而存在，所以他们不遗余力地严格执行“教化治国、礼仪兴邦”，这种维护中国各阶层森严等级和相应的利益的国家政策。直到春秋时期，集儒家思想文化意识大成者——孔子，系统地整理、编撰“教化治国、礼仪兴邦”，这种以“尊王卑臣”为终极目的的治国安民的政策，而成“六艺”：《诗》、《书》、《礼》、《易》、《乐》、《春秋》。根据孔子和其弟子的言论行为而整理而成的《论语》，则是儒家思想文化意识的基础和精华，儒家“六艺”都可以从《论语》中发掘出它们的精髓和基础实质。因此《论语》是中国历朝历代的儒家读书人，必读之书，近似于启蒙教材。
孔子只不过是把由黄帝初步制定的；尧、舜等发展完善的“教化治国、礼仪兴邦”的统治国家和“刍狗”的思想理念和核心精神，进行文字化、系统化、理论化、完善化而已。因此儒家思想文化意识的真正起源，是从黄帝开始的，而不是从孔子才开始的。黄帝是儒家思想文化意识的“教化治国、礼仪兴邦”的治国理念的鼻祖，尧、舜等是以帝王神权崇拜、“尊王卑臣”为目的的治国理念的完善者，孔子是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帝王神权神圣不可侵犯、“尊王卑臣”的治国理念的文字理论系统化的整理者，或者说是集大成者。

第三节   儒家思想文化意识的核心

儒家思想的治国理念，可以概括成一个“仁”字，“仁”政就是儒家思想治国理念的核心内涵。儒家思想文化中的“仁义道德”，与现代汉语中的“仁义道德”的含义迥然不同，这就是现代所谓的新儒家传人以儒家思想文化中所谓的“仁、义、礼、智、信”的儒家学说的本质含义，与现代汉语中的字面含义截然不同而进行欺骗的宣传，以期待愚弄已被中国共产党“愚民教化”的中国“刍狗”。
而儒家学说的“仁”的本质和本义是什么？据《论语·学而》，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此就是儒家学说“仁”的本质：每个人都必须绝对地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绝对不能冒犯长辈和上级官吏，绝对地服从长辈和上级官吏的指示和命令，绝对地跪伏于儒家伦理道德所规范的封建神权的框架之下……“孝悌”的最终目的是防止“犯上作乱”、而“尊王卑臣”，维护“儒家封建帝王神权、神圣不可侵犯”为终极目标。
这就是舜的“五教”和先秦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间的本质关系。
在后世逐渐形成儒家封建帝王神权治理帝国的核心理念：“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三纲五常”的“纲常名教”；其中“夫权”从属于“父权”，“父权”从属于“君权”；也就是说“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为“君为臣纲”服务，从属于“君为臣纲”，即儒家思想文化意识中的“父权”、“夫权”崇拜，是以“君权”崇拜为核心基础，“父权”和“夫权”崇拜是构成“君权”崇拜组成部分，而且是为“君权”服务。儒家思想学说——“五常”中的“义、礼、智、信”，是围绕儒家思想文化意识的核心——“仁”的补充和说明。
“三纲”与“五常”实为一体，二者相辅相成，都是以“仁”为核心基础，发展而来的。如果把儒家封建神权比喻为“孔家店”，“君权”崇拜就是这座“孔家店”的整体框架结构，“父权”和“夫权”崇拜就是构成这座大厦的装饰镶花而已。

附注：“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中，包括规范中国女人的伦理道德的“三从四德”。“三从”是指“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指：“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嫁鸡随鸡、嫁犬随犬”，就是儒家封建伦理道德“三从四德”的必然产物。

第四节    儒家是怎样推行“仁”政的呢

儒家封建神权权贵的“教化治国、礼仪兴邦”的核心治国理念，是以严酷的刑法和血腥的屠杀方式，来推行“仁”政的。

一、儒家最推崇的上古圣人——舜，是怎样推行“仁”政的呢？
（一）、舜以身作则的“孝悌”榜样。“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舜避逃；及有小过，则受罪。顺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所解……舜顺适不失子道，兄弟孝慈……”《史记·五帝》。舜对时刻要谋杀他的父亲、后母、弟弟逆来顺受，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并且不失“孝悌”之道。舜的“孝悌”榜样，就是形成儒家思想文化意识中的伦理道德和法律：“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的理论源头。
（二）、舜是怎样执行和完善“教化治国、礼仪兴邦”的国家政策的呢？他制定残酷的刑法“象以典邢，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惟刑之静”。舜如何对待政敌呢？“讙兜进言共工，四岳举鲧治洪水，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舜请示尧后，“流共工（男女关系罪）于幽陵，以变北狄；放讙兜（用人不明察罪）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不服从舜的号令罪）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失职罪）于羽山，以变东夷。”由于四岳也向尧推荐了舜，对舜有恩，所以四岳一生无纤介之祸（《史记·五帝》）。
（三）、舜如何对待不服“教化”的人呢？“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慝，天下谓之浑沌（即行侠仗义，以行动反对礼仪教化的异议分子）；少暤氏有不才子，毁信恶忠，崇饰恶言，天下谓之穷奇（即以言语反对礼仪教化的异议分子）；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天下谓之梼杌（即以消极抵抗、沉默抗争、不应声附和的不服从礼仪教化的死不改悔分子）；缙云氏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号之饕餮（即不过问政治、我行我素、追求生活享受的商人）。舜宾于四门，乃流四凶族，迁于四裔，以御魑魅”……因为舜要树立礼教的“孝悌”观念，却对“犯杀人放火罪”的父亲和弟弟网开一面。所以“天下明德皆自舜帝始”。（《史记·五帝》）

二、儒家圣人——孔子是怎样推行儒家治国理念的一个人呢，据《史记·孔子》：鲁国与齐国会于夹谷，齐国演出地方舞蹈，“旌旄羽祓，矛戟剑拨，鼓噪而至”。孔子怒斥齐人，“夷狄之乐，何为于此，请命有司”。仅仅因为演出“夷狄之乐”，孔子就要求诛杀演员；却被齐国拒绝。
齐国又表演地方宫廷乐：“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认为不正经的轻松喜剧，触犯周礼，是平民轻视侮辱鲁君，罪不容赦：“匹夫而荧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齐王在“触犯周礼”的大罪之下，只能屈服（齐桓公就是以“天下宗周”成为霸主，齐王不能公然违反“周礼”）。顷刻间，无辜的喜剧演员们“手足异处”。奉命行事的演员有何罪？孔子不要求刑罚决定演出内容的齐国礼宾官员，却刑罚演员。
孔子任鲁国代理宰相不到三个月，就诛杀持不同政见的少正卯；靠儒家严酷的残杀手段维持周礼：“男女行者别于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