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大义 假如没有五四 ……
五四大义 假如没有五四 ……
文：格致夫
白云千载空悠悠？！
至少拥有5千年文明史的华夏民族，在后半页长达20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深陷封建帝制统治之泥潭而不能自拔，特别是饱受以“三纲五常”为特征的儒家顺民文化全方位无死角浸淫，在世界民族之林的相互映照、比对、“攀比”视角中，早已被灾难性地“钝化”为一个极度缺乏进取心的民族！
如果西方人不算矫情地说，他们有中世纪“千年黑暗”史，中国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讲，东方古国所遭受的加倍黑暗时代两倍于西方！
由此可以解释，后世，国人的民族性格何以如此懦弱，何以如此缺乏发明创新基因，何以如此缺乏进取心。也就更可以解释，这个泱泱大国的现代化之路何以如此漫长——直至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即使其物质文明已经令世界瞩目，令美国人和欧洲人深感不安，这个民族的精神文明征程却依然在路上！
落后就要挨打！当年强悍丛林世界的语法和逻辑，必然如此展开。中国这艘风雨飘摇中的大船，历经近、现代史上不堪回首的一个又一个挨打场景，一页又一页不平等条约，注定了不是李鸿章们这些“裱糊匠”可以摆平的，包括五四运动中辱骂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为“国贼”，公允地讲，均有失客观。历史地看，“白云千载空悠悠”不可避免，此乃民族性格钝化的必然结局！
东方睡狮如何被惊醒？
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拿破仑曾把中国比喻为东方睡狮，它醒来时将震惊世界！（有人指此说属讹传，权且借用吧。）
但令人扼腕的是，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虽然洋人们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紧锁的国门，却并没有唤醒这个沉睡的古老民族。
不幸中的万幸，白云悠悠再过几代人——在鸦片战争80年后，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可谓东方睡狮醒来的第一声怒吼！巧合的是，这一吼声正是肇始于发生在拿破仑祖国的巴黎和会。
如果说，一个世纪前的这场运动中，“外争国权、内除国贼”是中国人申明要站起来的第一声响亮呐喊，令世界第一次真正意识到，“男人长辫子+女人裹小脚”的东亚病夫出现觉醒的预兆！“德先生、赛先生”则是两面意义深远的高端旗帜，即使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仍然没有褪色！而“打倒孔家店！”才是大革文化之命最根本性口号，这是悠悠古国焕发生机，重新出发不可或缺的基本前提！
100年后的今天，我们有足够理由说，五四是注入这个钝化民族肌体的第一组新鲜基因！我们更可以说，五四堪称古老中国发誓成为现代国家的第一个宣言书！
五四乃一个偶发的非偶然事件
一个世纪前，发生于愚昧落后中国的五四运动，之所以起点高端，成果裴然，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此前长达半个世纪现代思想的发轫、启蒙与滋养。那些思想启蒙大家们的资格远在“先行者”孙文先生之上，甚至也在变法维新领袖康梁们之前！这个“功劳簿”上的名单可以很长，这里仅列出其中几位突出的“盗火者”。
—— 林则徐、魏源成书于1852年的《海国图志》，卷叠浩繁达百卷之巨。其中首次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开明主张。该书在日本流传甚广，成为天皇和大臣们必读书目，并产生重大影响——有人认为启发了日本的明治维新。但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此书不但未受清廷重视，且受到谴责。
—— 中国近现代史上首位驻外使节、驻英大使郭嵩焘1877年写成日记体《使西纪程》，向清政府介绍西洋先进的社会管理和政教制度，并提出效仿西方建议。结果郭嵩焘被清廷申斥，书稿遭毁版。
—— 黄遵宪作为参赞曾驻日本4年之久，于1887年完成书稿《日本国志》，详细介绍日本明治维新后近10年政治制度及各方面的巨变，认为日本不再是从前的“蛮夷之邦”。虽经李鸿章、张之洞等重臣向总理衙门推荐，却仍无下文。直至甲午战争结束，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亦于1895年签订之后，该书稿才自费刊印面世，风行天下，引起震动。
—— 晚年成为保守派的中国翻译界奠基性人物，“信、达、雅”标准的提出者严复，乃中国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最重要的启蒙者。他系统地将西方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译介到中国，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名学浅说》、《穆勒名学》等8种著作，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影响巨大。
—— 以《新青年》为利器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向传统、儒教、文言文发起挑战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其代表人物有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蔡元培等受过西方教育者。正是这一群体的启蒙，直接为五四运动准备了思想基础。特别是陈独秀，在青年学子中享有很高威望，追随者不计其数，堪称青年学生们的精神导师，被尊为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
《新青年》的历史贡献几何？
由陈独秀一手创办的这份小刊物对中国现代史的重大影响并没有引起太多人注意。而胡适有言：“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其中之一正是《新青年》。
孙文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深深认识到，在当时的中国光靠军事革命是不够的，也不会有大出路。他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欲“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而大众启蒙的最好方式就是办刊物。“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
1915年，《新青年》在上海正式创刊，其总编正是陈独秀。他在创刊号上的《敬告青年》和《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两篇雄文是举起“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两面大旗的开山之作。而《敬告青年》则被誉为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
胡适那篇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刊发于1917年《新青年》第2卷第5号。该文首倡推广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以打破旧思想（如儒家思想）及推动文学改革为目标，被视为文学革命的发难之作，与此后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一起举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
《新青年》从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起，成为中国第一个全部采用白话文的刊物，并带动其它刊物掀起一场白话文运动。中国新文学史上最早的一批白话新诗、第一部白话独幕剧剧本，都发表在《新青年》上。
鲁迅的《狂人日记》于1918年发表在第4卷5号，被视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且一出手就把现代文学推上一个新高度。同时，杂志还译载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泰戈尔、王尔德、莫泊桑、易卜生、契诃夫等外国名家的诸多经典名作。
发生于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在当时堪称工农翻身做主，实现“德先生”理想的开天辟地大事变！《新青年》迅速成为宣传马列、反帝反封的核心阵地。1918年10月﹐李大钊率先在第5卷5号上发表了《Bolshevlsm的胜利》、《庶民的胜利》等文。短短两年内，《新青年》刊登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类文章多达130余篇。
五四运动爆发后，《新青年》理所当然地成为这场运动的旗帜和号角。1919年第6卷1号陈独秀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提出“本志同志本来无罪，只因拥护那德谟克拉西（民主）和塞因斯（科学）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的。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这是第一次将科学与民主称为“赛先生”与“德先生”。
五四运动和《新青年》无疑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有力推进了中国文化与精神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播下了先进思想文化的宝贵种子：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些重要人物，都是在五四前后登上政治舞台的；
——同一时期的许多政治运动，追根溯源，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迪分不开；
——当年新思想接受者的社会意识、精神文化面貌都是在五四前后发生嬗变的；
——而当代中国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仍在践行五四先驱们的未竟之业！
一句话，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打破两千年浑浑噩噩的沉闷局面，短短数年间，令人难以置信地实现由封建专制为主旋律的旧文化迅速向近代民主政治为特征的新文化转型，如果没有五四运动和《新青年》的孕育、催生和哺育，这一切断不可想象。更进一步看，可以不夸张地讲，中国现代史的进程正是因为五四运动和《新青年》而改变！
没错，历史不可以假设，但谁会把“假如”当成历史的一部分呢？不可否认，对于很多复杂事物，从不同角度审视总是有益的，对五四这类复杂的重大历史事件尤其如此！而逆向思维就是其中一个重要视角。
假如没有五四运动……
现在再来看标题中的这个问题，答案也就比较明确了。
假如1919年巴黎和会传来的丧权辱国消息没有引发五四运动，那将意味着中国此前思想启蒙漫长历程的失败！尤其意味着《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重大失败！其此后的社会影响亦必将大打折扣。
而没有这些，推进中国文化与精神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亦将变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东方睡狮的觉醒也就无从谈起！
另一方面，中共之所以能在1921年成立，至少具备了两个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这就是苏俄10月革命的成功送来的醍醐灌顶般的“新思维”和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国人精神的强悍洗礼。两者缺一不可——前者为中国建立一个激进的、彻底的革命党指明了方向，而后者则为这个全新政党提供了载舟之水和补充新鲜血液的源泉！
但仅仅靠这两个外部条件还是不够的，中共的成立还离不开一个特定的内部因素，即陈独秀极为特殊的个人际遇。笔者在几年前的拙文《北大教授陈独秀嫖妓改变中国历史进程！》中对此曾有具体分析。
主编《新青年》的陈，1917年被惜才爱才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延揽至麾下出任文科学长。在上世纪早期，文人嫖娼根本不算什么大事，更不是新闻，北京八大胡同就有很多文人出入。但1919年3月，报界却爆出北大著名教授陈独秀狎妓行为过分的新闻。报载，陈“与北大诸生同昵一妓，因而吃醋，某君（指陈）将妓之下体挖伤泄愤”！
陈无法继续北大教职，在随后爆发的五四运动中，作为精神领袖又因支持学生，并亲自上街散发传单而被捕，3个月后方获保释。他遂回上海，全身心投入他心爱的刊物《新青年》和马列主义及苏维埃的宣传中。
正是这一特殊经历，才促使陈独秀最终走出安静的书斋，投身现实政治，成为职业革命家，并有机会迅速创建中共。
假如没有五四运动，也没有爆出嫖妓丑闻，陈的个人际遇将会有很大不同！至少不大可能有机会在李大钊的介绍下，结识共产国际代表，导致其思想进一步左转，形成宣传共产主义的“南陈北李”现象。再加上群众基础的缺失，也就不大可能在仅仅两年后，就由他运作创立中共！
没有中共，或者至少不是由陈在1921年创立中共，中国现代史的轨迹必将完全不同！毛泽东等建党元老们的个人境遇亦将完全变成另一番景象！例如，毛会不会只是湖南某地一位郁郁不得志的教书先生呢？
类似的可能性有无限多，无需继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