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妈——他说鹿是马，那就是马
我妈妈——他说鹿是马，那就是马 刘海鸥
在大干快上的大跃进年代，妈妈经常连星期日都要工作，那时她已经调到全国妇联所属的英文《中国妇女》杂志。在我的日记上，记录着这样的一个星期日，她一整天都在印刷厂督制画报封面的印刷，怕我们在家无聊，带着我和妹妹一起去了工厂。这是我第一次与工厂和工人这么近距离地接触。画报还没有开印，妈妈索性待在那里，等待印刷完毕。趁这个功夫，她请一个工人带着我们参观了制版和印刷的工序。先把底片贴在一个金属的长圆筒里，放在太阳底下晒，然后渐次涂了八、九种药水，又用汽油洗，等底片变了颜色就送到印刷车间，只见大机器一转，纸张飞快地被抓进去，出来的就是印好的画页了。在工厂待了一天，妈妈的任务算是完成了，我们也很长见识。
但是妈妈的努力工作换来的不是荣誉，而是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
一九五九年七月至八月，中国共产党在庐山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本来的议题是纠正大跃进以来的“左”的错误，后来因为会上彭德怀呈递《意见书（万言书）》批评大跃进中的问题，惹恼了毛泽东。大会急剧转向，又变成了批右倾。会议之后全国范围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重点是党政军机关。任何对大跃进产生过怀疑的人都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
在这场运动中，妈妈也因为共产党员的忠诚坦白“犯”了“右倾”的错误。
一九六零年有一天妈妈下班回家告诉我们，她要下放农村了。我高兴得跳起来，不是希望她离开我们，而是发现了一条新的生活道路，可以离开枯燥无味的城市。我喊着：“我也去，我也去！”妈妈没有说话，我以为这就是默认了，整日幻想着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生活”，就像报纸上和杂志上告诉我们的那样。到妈妈走的时候，我才发现她从来就没有打算带我去。我不断地磨叽：“我要去嘛。”妈妈的脾气突然爆发了：“嘿！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呀！”这个“嘿”是第四声，又重又长。这么一喊，我听出了里边有些弦外之音，不敢再吭声了。
很久以后，才听妈妈说她的下放与她的思想意识有关，带有一定的惩戒意味。起因还要从一九五八年说起，那年她被派到山西稷县太阳村“下点”。据上报来的材料说，这个地方是全省的卫生典范。她的任务是采访，并写一篇歌颂大跃进成果的对外报道。
妈妈去时满怀激情，回来时却苦恼不堪，沿途所见所闻让她心情沉痛。她说，这个卫生模范村，就是地扫得干净，屋子收拾得整齐，可是真正关系到人们健康的卫生设施却十分落后。全村只有一口井，三十多丈深，村民吃水极其有限，她每天也只能分到一壶水连吃带用。村民的衣服都在一个多年存积下来的雨水塘里洗，水是死水，黄绿色，洗了比不洗还糟糕。更让她心疼的是农村的贫穷落后，完全不像报纸上五谷丰登，农民正迈向共产主义天堂之类的宣传。她看到的是地上的庄稼稀稀拉拉，亩产超不过二百斤。农民十分穷困，有些十四五岁的大姑娘，连裤子都没得穿，坐在床上盖着破布，如果必须要下地，就得和家人轮换着穿。
妈妈说话是不过脑子的，不分场合，不看对象，怎么想怎么说。那时候慎重的家长是不敢随便对孩子说这些事的，妈妈却边吃饭边讲给我们听，我还全都记在了日记本上。更糟的是，回到机关后，她立即一五一十把自己所见所闻向她的直接上司李丽莲汇报，表达了她对大跃进成果的强烈怀疑。李丽莲对她进行了严肃的批判，说她思想右倾、片面、主观唯心主义，不能客观地估计形势，只看到阴暗面，看不到主流大局。我相信从延安出来的李丽莲阿姨是党性很强的共产党员，毫不做作地维护党的利益和赞同党所说所做的一切。而妈妈呢，做检查吧。
在山西稷山县太阳村“下点”
妈妈算是撞在枪口上了，赶上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那一段时间，她受了很多批评作了很多检查。妈妈在“政治上”总是很天真幼稚，也缺少独立思考的能力。她一路的所见所闻是真的，但是她抓不到本质的原因（又有多少人能抓得住呢？），因此也就谈不上坚持真理。她承认了“错误”，做了检查。这并不说明她是随风倒的人，相反她是党性非常强的人。党性是什么？那一代的人的理解就是，党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党说鹿是马就绝对不是鹿，党说煤球白就绝对不会黑，党说对就绝对不会错。她真心实意地认为自己站错了队。
妈妈后来写好了那篇报道。她有个习惯，凡是写完一篇文章一定要让我阅读一遍，给她提提意见，尽管那时候我年纪不大。我提不出什么意见，内容歌舞升平，很主旋律。我暗自感觉文章四平八稳，没有激情，又不敢对她说。其实妈妈的文笔很好，洗练流畅，感情充沛，还透着机灵和幽默，但这样的文字只是出现在给家人的信中。八十年代妈妈写给台湾亲友的信被他们一致称赞为刘家第一只笔。我出国以后，妈妈给我写的信成了我的室友们的精神大餐，我高声给他们朗读，他们乐不可支，然后感叹道：“你妈妈的文笔比你强一百倍。”但是那时，妈妈写的东西和千千万万发表出来的文章一样，不值一读。
文章登在了《中国妇女》杂志或对外刊物《英文中国妇女》上。妈妈仍是没有躲过一个思想右倾的结论。或许她还有一些别的“小辫子”，比如在她的批评会上。有人提出了五万元月饼的事情。
那是五十年代初的事儿了。一个八月十五，一下班人们立刻迫不及待地回家采买，与家人欢聚中秋。作为科长的妈妈像往常一样，收拾一下办公室，晚走一步。她看见科里一个刚刚参加工作的公务员，年轻的姑娘小K坐在桌前，满脸愁云，一动不动，就上前关切地问：“有什么事吗？为什么还不回家？”这么一问，倒把小K问哭了。她说：“我家是城市贫民，家中只有母亲和弟妹，靠我一人工资养活全家，生活很穷苦，工资都买了粮食还不够，今天中秋，什么东西也不能买回家。”妈妈立刻掏出五万元（旧币，相当新币五块钱）送给小K，让她买些月饼水果好好与家人过一个团圆节。小K千恩万谢地去了。妈妈心里很高兴，她在小学一年级时学过这样一篇课文：
八月十五是中秋，有人快活有人愁，有人罗衣穿不尽，有人麻布难遮身，有人筲箕盛冷饭，有人抵饿床上眠……
民生主义的思想点点滴滴渗入妈妈的心灵，她同情受苦人。现在虽说“解放”了，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不可能一时都解决，妈妈尽自己所能帮人之难。
不久大家操持给小K介绍了一个部长，结了婚。她的婚礼我们一家都参加了。我趴在礼宾签到的桌子上，在签名的大红缎子中央用毛笔沾足了墨汁写下“刘海鸥”三个大字。那时我刚学会写自己的名字，名字笔画（繁体的）多，又没使过毛笔，三个字洇成三个大瞎疙瘩，在缎子上占了最显著的位置，引起来宾一片笑声。婚后的小K不仅经济改善，政治上也很快“进步”，当了领导。这是妇联机关的老传统，自建立以来，四个字就可概括领导阶层的构成——延安、夫人。不是来自延安就是高干夫人，其第一届领导人都是人们尊敬的老革命，妇联干部们称之为“某大姐”，孩子们则称之为“某妈妈”。小K则是属于“与时俱进”的领导干部。
妈妈怎么也料想不到的是，反右倾时，这位部长夫人竟然重提七八年前旧事，批判妈妈 “拉拢腐蚀青年干部”，证据就是，某年中秋节塞到她手里的那个五万元。这件事让妈妈目瞪口呆，也让她难以释怀。她不明白人怎么可以这样“翻脸不认人”，不认倒罢了，还要反咬一口。
在我们孩子看来这件事很简单：“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是中国人创造的词汇。平时你好我好大家好，谁要是“出了问题”，便有一帮人忙不迭地划清界线，再踏上一只脚，以示立场的坚定。具体到这个小K，再加上一条，就是小人不可得志，一得志必有人遭殃。这一点是和中国文化中的糟粕——奴主转化效应相关的。比起妈妈来，我们这一代心态老了几十年。
这个“拉拢腐蚀干部”的“罪名”，似乎对妈妈本人的政治结论没有太大影响，因为太“小人”了，与右倾机会主义扯不到一起，可是这件事似乎更伤她的心。
不管怎么说，妈妈下放了。
妈妈下放农村的时候是冬季，不放心我们几个孩子独自住在四合院里，更不放心我们自己生炉子封火，就把我们安排到她的机关宿舍。全国妇联在灯市东口，只有一个四层的办公楼，后面有一排平房，是职工宿舍。最东边的那间住着独身的李丽莲阿姨。她当年曾是上海滩的红歌星，一九三七年与江青等人一道投奔革命根据地延安，在鲁艺教书。她和欧阳山尊一起表演过著名的陕北秧歌剧《兄妹开荒》，两人结为夫妻又离婚，她又和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结婚，李德被召回后婚姻结束，又与欧阳山尊复婚，后来又离婚。解放后她任妇联的高层领导。
妈妈的同事。右三地图下者为李丽莲
李丽莲阿姨长得很洋派，有点像索非亚．罗兰。大眼睛，大嘴巴，高颧骨，头发结成辫子盘起来。整天手里夹着一支烟。妈妈十分信任李丽莲，临走就把我们四个交给她了。李丽莲阿姨也大包大揽把我们接过去，安排我们住在她旁边的宿舍里，晚上过来看看我们的火炉封得是否安全，问问我们的功课，如果听见我们的打闹声（我们姐妹几个几乎每天都要打一架），便跑过来问问情由，把大的孩子叫过去批评一番。她快人快语，虽然是笑眯眯的，可是很有威慑力。她对我们四个孩子的关心和爱护十分真诚。
妈妈在昌平县城关公社白浮大队下放。她一向以乐观的态度对待生活中的变故。农村自有农村的乐趣。妈妈本来就有强烈的平民意识，加上性格率直，为人热情，又吃苦肯干，老乡都喜爱她。她有几张和老乡的留影，有倚在草垛上的，有在农舍门前的。她头戴白毛巾，身穿大襟褂，一幅农妇打扮。我最喜欢的一张是妈妈和一群老乡拥着挤着站在茅屋前，欢畅地笑着。我曾把这张照片以速写的形式画在我的日记本里，保留至今。
妈妈（前左二）和老乡
下放结束后，妈妈仍然惦念着乡亲们。第二年春节，她带我去农村探望，说是“回娘家”。我们提着一大包分发给各家的礼物，都是些围脖手套毛巾牙膏铅笔本子一类的小礼品。妈妈说，老乡很穷，非常需要这些东西。我们一家一家地串“亲戚”，别的人我都不记得了，就记得到老饲养员马庆爷的家，看他饲养的马匹。之所以记得，是因为我后来写过一篇作文，就是记这次“回娘家”，其中特别提到访问马庆爷。老师把这篇作文作为范文在全班念了。我真正地见到了妈妈和这些农民水乳交融的感情。中午有十几家抢着请吃午饭，而且都已经为我们做好了，去某一家，别家还不高兴。本来我们打算下午就回北京的，因为盛情难却，只好又留下来到另一家吃晚饭。三年大饥荒刚刚结束，老乡们把最好的饭菜拿来请客，我们吃的是新下来的京西稻米饭，菜很简单，就是腌雪里蕻炒黄豆，但是非常的香。
左一也是妇联下放同事，她最初被定位右派，由于康克清力保，才免于厄运。
一九六五年烟不离手的李丽莲阿姨患肺癌去世。妈妈十分难过，虽然他们是上下级关系，虽然上级批评过下级，但是两个人性格相似，很对脾气，叽叽呱呱地讲起广东话来，就更有一些同心同德的意思。从追悼会回来，妈妈默默地躺了一天。我从来没见过乐天的妈妈这样悲伤，心里十分害怕。直到晚上，我的一个好朋友来玩，叽叽喳喳地说着学校各种有趣的事情，妈妈这才坐起身来，听着，脸上露出笑容。妈妈说：“幸亏这个‘能言鸟’来了，要不然我真不知道怎么度过今天。”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九六三年开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来又叫“四清运动”，）又席卷了中国大地。所谓“四清”说的是：“清工分，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但是其本质是掀起新一轮阶级斗争。早在一九六二年毛泽东就一再发出抓阶级斗争的号召：“念念不忘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他相信，地方上的大部分政权已经不掌握在马列主义者的手里。贪污贿赂腐化变质已经遍布全国。若不再搞一次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中国就会像苏联那样落入修正主义者的手里，因此一定要将阶级斗争进行到底。
按照这个设想，中央从国家机关企业派出了大批的四清工作队，查处地方上主要是农村的不正之风及“四不清”干部。妈妈和爸爸都被派去参加四清工作队。妈妈去湖北武汉，爸爸先去北京延庆，然后又去河南安阳。
一九五八年以后家里总是支离破碎的，极少有全家人凑齐的时候。妈妈频繁出差，党校学习一年，下放劳动两年，去武汉搞四清一年，然后是湖北咸宁五七干校五年。爸爸也一样，经常参加短期农村劳动，延庆安阳的四清，两个人很少有同时在家的时候，倒是经常两个人都不在家。
那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年代，是我们将青春热血溶入时代洪流的年代。但是无论何时回忆起来，心中只有灰色的寂寞。在女孩子最需要妈妈的少年和青春时期，妈妈总是不在家，这个遗憾深深地埋在了心底。后来的几十年，妈妈极少入梦，相反是我无数次地梦见寻找她：回到家里，是四合院的家，看不见妈妈。她的硬板床总是空的，只有一床盖了几十年的被子，青蓝色和粉紫色的小花铺满被面，暗淡无光。然后我又置身于她的机关，灯市东口那座四层建筑，办公室没有她，说是在开会，然后就是寻找会议厅，一层楼一层楼地找，从来没有找到过……无论是梦中还是醒来，心中都是无限地怅惘失落。妈妈在世时，梦醒后稍有一线安慰，知道她还在遥远的中国惦记着我，恨不能立刻回北京守在她身边；妈妈不在了，惊醒后知道真的永远也找不到她了，眼泪顺着眼角洇湿了枕头。
就这样我们都长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