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妈——为了儿童的福利
我妈妈——为了儿童的福利 刘海鸥
绢人娃娃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那天，妈妈带着我们几个小孩上街看游行队伍，忽听有人叫她，回头一看，是邵公文的太太黄慧珠，她正在参与建立全国妇联的工作。经她介绍，妈妈也到了妇联，先是在儿童福利部（后来改称“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工作，后来又调到英文《中国妇女》社。从此一辈子再也没有离开过妇联的大门。
妈妈以一贯的热情和忘我精神投身到为新中国儿童谋福利的工作中。
五十年代在史家胡同的全国妇联保卫儿童委员会。前左一为妈妈
在我的记忆中妈妈做的最漂亮的一件事是“绢人娃娃”。这也是她引以为豪的成果——发掘了即将失传的绢人工艺。
事情的发生很偶然。一九五十年代的一个星期天早上，妈妈带着我在胡同北口的黄化门买“油鬼”（即油饼。北京人都这么叫，我想应该是“油餜”变音）。后面排队的是一个年轻妇女，瘦弱，脸黄黄的，穿一件褪色的蓝色大襟衫，样子落魄却透着内秀。妈妈觉得这个女人不一般，和她打了招呼。倾谈之间，知道她是家传做绢人的艺人，一直失业在家。那时中国的传统绢人工艺几经战乱近乎失传，孩子们玩的娃娃都是泥头泥腿泥胳膊，加上塞了木屑和糠皮的布身子，十分粗糙。妈妈联想到自己的儿童福利工作，立即带我到附近她家拜访。这个阿姨的家境十分贫寒，屋子里又脏又乱，味道也不好。但是她做的娟人娃娃精美可爱，脸是用肉色绢纱制作的，粉嫩嫩细致如婴儿皮肤，小脸凸凹有致，眉眼传神。想不到民间的沙砾中埋藏着如此瑰丽的宝藏，妈妈决定发展这项工艺，不仅是为儿童谋福利，同时也为了保护民间传统工艺和手工艺人。
娃娃样品拿到妇联就得到了肯定和批准。妈妈帮这位阿姨建立了一个绢人生产合作社，后来又发展为工厂，阿姨任厂长。一年以后，绢人工厂产品上市，有现代的穿着各民族服装的小姑娘，还有古装的穆桂英花木兰林黛玉。
妈妈又帮她以全国妇联的名义举办了一个大规模的绢人展览会向国内外市场推销。当年市场上的绢人娃娃，都是出自这位艺人的设计，而且越发展越新颖复杂多样。妈妈有一册相本，照片都是那次展览会上的绢人娃娃。
展览会上的绢人娃娃
这位阿姨对妈妈感激不尽，为了表达感谢，她在我八岁生日时按照我的样子亲手做一个绢人娃娃送给我。那娃娃做得太精致了，尺把高。粉嫩的小脸和细致的小手自不必说，最漂亮的要算娃娃的穿着，中式衣裤，紫色碎花，大襟衣服还緄了边。腰扎一条小围裙，上绣一头小猪（因为我属猪）。最让人惊叹的是小如虫蚁的中式盘花扣子做得一丝不苟。娃娃的小鞋也是最要功夫的，是一双猪头鞋，才一寸长，眼耳鼻嘴玲珑浮凸，两只耳朵竖起来，连针鼻大的鼻孔也穿了洞锁了边。脱了鞋还有一双可以穿脱的袜子。我和妈妈爱不释手，妈妈把她包上玻璃纸放在柜子里当艺术品展览。十年后的文革中，娃娃丢失。
幼失亲情
六一幼儿园是个有延安北京的干部子弟幼儿园
对我们这几个孩子，妈妈可没有投入制造绢人娃娃的热情。我们都被放进了全托幼儿园。海燕在“六一”幼儿园，我在中山公园幼儿园（现市立第三幼儿园），克阳在妇联机关托儿所。尽管我上的是市里第一流的幼儿园，在我的记忆中留下的感觉却是一种失去了爸爸妈妈的恐惧，这种恐惧化成噩梦经常把我从半夜惊醒。如果说幼儿园给我从小留下了心灵的创伤，是真的，但有些矫情，因为相比之下，四妹刘源（乳名元元）更可怜。
一九五一年的第一天，元元出生了。爸爸说过，小时候家里找人给他算命，说他命中无子，果然这次还是个女儿（妈妈还怀过第五胎，小产了，是个男胎！以后再也不要孩子了）。这个元元，差点要了妈妈的命。
因为生活稳定了，身材苗条的妈妈竟生出了一个八斤多的大闺女。那天是元旦，能回家的病人都回家了。医院里冷冷清清。深夜从产房回到病房，护士们一定是惦记着过新年，把妈妈放到床上就匆匆离去。妈妈开始大出血。血一点一点顺着床单流到地上，积起一滩。夜班护士不知在哪里犯迷糊，没有人发现。第二天主任医生查房时，妈妈已经面色苍白，气若游丝。医生大发雷霆，抢救之后让所有的护士围在病床前训话。妈妈虽然半昏迷，但是清清楚楚地听见了她的话。医生厉声问道：“你们知道躺在你们面前的是谁？”有答是某号床，有答是某太太。莫非是什么大人物？医生说：“错了，在你们面前的是一个人，活生生的人，是一条生命！你们是医务人员，是治病救人的，你们却干了什么？草菅人命！”后面四个字重重地砸在每个人头上，护士们吓得大气不敢出。妈妈当时说不出话来，心中却永远地记住了这个医生、这几句话，直到八十多岁还在重复她的故事，重温她的名言。妈妈说她叫王大宛，是人民医院的妇科主任医师。
那次大流血后，妈妈落下了一个失眠的毛病，只能靠安眠药入睡，吃了一辈子。她睡觉是全家人重点保护的事件。她得单独睡一屋，睡觉时，大家不敢走路，不敢说话，不敢咳嗽，喘气都得匀着慢慢来。但是妈妈不管多么地失眠，白天总是神采奕奕的。
大难不死后的第五十七天（当时的产假为五十六天），妈妈又精神抖擞地回到了工作“岗位”（“岗位”这个词有意思，雄性勃勃，曾经激发着全国人民的昂扬斗志。到八十年代，随着“下岗”这个不争气的词汇出现，“岗位”不再响亮，逐渐余音杳杳）。元元被放进妇联托儿所，和克阳在一起。这个托儿所刚刚建立，员工多是些临时招募的文化不高没有受过幼儿教育的妇女。其中的少梅阿姨就是在大连带克阳的女孩子，因为需要人手，妈妈把她从大连接来，介绍进了机关幼儿园。孩子们能吃好睡好就不错了。
妈妈（右二）和保卫儿童委员会的同事
可怜的元元生下来第五十六天就断了奶，全托，难得看见妈妈的身影（我奇怪，托儿所就在妇联机关大院里，难道妈妈平时都不会抽空去看一眼元元吗？）。周末其他三个孩子都被接回家，顾不上照料四妹这个小婴儿，索性就把她留在托儿所过周末。这么一留，这个小孩儿和妈妈的联系基本上就切断了。久而久之，元元只认阿姨，不认爸妈。等她长大一些，周末可以接回家了，却总是大哭着不肯离开托儿所， 最后发展到一见家人的影子就大哭不止。爸爸妈妈无奈，干脆不再接她回家。要想见她，就偷偷地躲在托儿所墙外，从某个缝隙往里窥探。周末元元在托儿所孤零零地由一个值班的老阿姨带着，或被某个阿姨带回家去玩儿。她喂得倒是肥肥壮壮，阿姨们在她的名字前加了一个“大”字。
每接元元她必大哭，爸妈只好作罢，照个相留纪念
元元快三岁了才第一次回家。爸爸在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八日的日记中写道：“小元元第一次留家中过夜。”但是她一句话也不说，像个小哑巴。姐姐们和院里的孩子围着她，千方百计逗她说话。偶然间她微笑了一下，姐姐们像看到千年铁树开了花，奔走相告。院子里大人小孩轮流前来逗她：“元元，笑一个。”元元就咧一咧嘴，为每一个人重复这个机械的动作。终于有一天她开口说话了，尽管是被动的，有问才有答，言简意赅，只有“是”或“不是”一两个字，而且是耳语，这已经令我们无限欣慰了。
元元虽然渐渐与家人有了简单的交流，但是她并没有得到妈妈的疼爱，妈妈对我们其他孩子的爱各有所异，对海燕是满足她的一切要求，再加上无尽无休的操心。对我和克阳，下班回来总是要亲一亲抱一抱，用奇特的爱称“鸥nou婆、阳阳婆”呼唤我们。周末若上市场，总是带着我俩。可在我印象中，妈妈从来没有带元元一起逛过市场。甚至没有牵过她的手，更没有亲过抱过她。元元的回报是，与妈妈无话，甚至不开口叫妈妈，这让妈妈十分伤心，她曾经跟我说：“我这一辈子怕是听不到元元叫妈妈了。”。
元元成年以后，不知从那一天起叫妈妈“老娘”，然后不露痕迹地称呼了“妈妈”。更无从料想的是，八十年代初就远嫁山东的她在父母年老以后，暂时舍弃幼小的女儿和多病的丈夫，独自搬回北京妈妈身边，对二老极尽照顾能事。妈妈心存感激也可能还存有内疚，八十多岁时在给我的信中写道：“老四生性憨直，幼失亲情，坎坷二十多年，熬到今天，竟然在我身旁，使我每天有一个短暂的安慰。”“幼失亲情”概括了刘源的童年生活。此事多少有点讽刺意味：在儿童福利部工作的妈妈，并不能给自己的孩子一个幸福的童年。
本来我并不以为这算什么大师，一次偶然跟一个澳洲朋友讲了母亲与孩子的这种关系，她十分惊奇，一个正在哺乳的婴儿怎么可以和父母分离呢？她不能理解，一个劲地说：“太惨了，太残酷了。”直到那时我才醒悟到妈妈的“忘我”工作，给家庭和后代带来了多么深刻的伤害，按照现在的时髦语言来说，不“和谐”，不仅是家庭的不和谐，也是社会不和谐的因素。所幸老四并非多愁善感自怜自艾之人，以其大心大肺大度大量给妈妈了一个相对安适的晚年。
这个例子决不是证明妈妈不爱我们，相反她非常地爱我们，只要有可能，她的时间都给了我们，但是很短暂，也不大对路。
祖国的花朵
海燕的遭遇也不愉快。一九五二年海燕从六一幼儿园毕业，进入育才小学，还是住宿。学校所在的先农坛，优雅古朴，曾经是明清两代的皇帝祭祀先农神的场所。校园巨大，穿过几百岁的苍松翠柏，才到达校舍。校舍占用的是皇家古代建筑，本应受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却由着一群孩子作践。
学生一个星期才回家一天，还经常因为外面流行某种传染病不允许回家，只能由家长探望。每当去探望海燕，对我来说如同一次郊游般兴奋。她却是哭哭啼啼，百般难熬。
海燕一点也不喜欢这所学校。据说学校早年建立于延安，为革命干部子女所设。一九四九年搬到北京，依然保持着老区的革命传统云云。其中一大传统就是，招收的学生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干部子弟。学校明文规定家长必须是某级以上，“革命”历史若干年，其子弟才有可能入学。学生们一律穿深蓝制服，冬天蓝棉袄棉裤，头带一顶八路军冬帽式的蓝棉帽。女孩子都剪短发。虽则穿着土气，孩子们之间等级的划分却不含糊，按照老子的等级——部司局处科军师旅团营——排列出高低尊卑。他们问海燕，“你爸爸是什么官？”海燕说：“翻译。”“翻译是什么军衔？”海燕答不上来。孩子们只知道日军侵占时期一些汉奸给鬼子作翻译，叫翻译官。于是便以“日本翻译官”来嘲弄她。她常遭到男孩子抠了鼻屎往她身上抹，女孩子勒令她交出从家带来的食品之类的欺侮。
海燕（左）在育才
孩子们的事情还不算什么，让我深深震动的是学校里的性骚扰（或猥亵幼女）事件。那时候海燕刚上二年级，我也才一年级，当然不会概括出这样一个大名词，我是为事情本身所震惊。
海燕回家后悄悄跟我说，他们的班主任李嘉琪很流氓，他常叫一些长得漂亮的女孩子下了课到他宿舍，自己躺在床上，头枕双臂，架起双腿，让女孩子们围一圈站在他的床前，供他一个一个欣赏。
有一个周末，她和我躺在一个被窝里，蒙着头，胆战心惊地告诉我，夜里他们的李老师悄悄地潜入女生宿舍，坐在她的床边，把手伸进她的被子，摸……她吓得浑身哆嗦，一动不敢动。摸够了，他又换到别的女生的床上，一个个都是模样可爱的小女孩。
这个李嘉琪我见过，我和妈妈去海燕学校参加家长会时他和妈妈谈过话。他很年轻，二十出头的样子，面容俊秀，皮肤细白，温文尔雅。蒙在鼓里的妈妈与他交谈后，印象很好，赞扬他是个很好的年轻人。
这件事海燕从来不敢告诉父母，我也替她严守秘密（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这一类的事情女孩子多数都选择对父母保密呢）。海燕三年级转学，和我在一个小学走读。据妹妹的记忆，是妈妈知道了李嘉琪的流氓行为，才给她转学的。
不久育才的同学告诉海燕，李嘉琪事发。不少女同学都被李老师在夜晚“摸”过而不敢出声。在他接了新的班级后终于有学生告诉家长而事发。海燕咬牙切齿地说：“活该。”这件事无疑对她影响很大，她的早熟可能与此有关。
海燕八岁胸部开始发育，奶头象两颗枣核样突起来，硬硬的。海燕叫疼，不能碰。那时我们吃的是粘着大粪的蔬菜和掺着虫子的大米——绝对不含激素的天然食品。这么早开始青春发育是很少见的。爸爸不懂就算了，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妈妈竟然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先是拿热手巾给她热敷，不见效，又急匆匆带她去看病。景山东街有个联合诊所，里面的大夫都是些以前私人开业的医生。一位庸医说了些什么肝气上行，滞郁胸腔的话，给了几贴膏药，黑乎乎的贴在两个乳头上。贴了个把月，硬块软化，瘪了。大家松了一口气。可是没过多久，枣核又不屈不挠地拱了起来。接着贴，接着长，来回折了几个过。正当大家忧心忡忡时，邻居大娘说了一句，没准是长奶了吧。妈妈突然醒悟，不再干涉海燕的发育。可是海燕的乳房就像受到摧残的秧苗，再也长不大了，直到她完全发育成熟，隔着衣服看来还是似有似无，若隐若现。一提起这事，她就埋怨父母：“都是那时治‘病’治的，你们怎么那么无知呀。”更糟的是，她后来整天叫嚷乳房里有肿块，弄得大家寝食不安。医生说是乳腺增生，也不知和那几贴膏药有没有关系。
才上四年级，海燕的“大姨妈”就来了，不会弄，污纸掉到校园里，老师派了一个岁数大的学生帮她照料“大姨妈”。
除了早熟，海燕对男人非常敏感，她放学回家和妈妈说，十字路口的交通岗上有个警察总是盯着她看，她害怕，不敢上学。记不住妈妈是找了老师还是找了交警队，反正那个警察再也没出现在那个交通岗上。
海燕长大后，总是拿捏不准与男人的关系，生活中一个接一个的悲剧盖起始于此。
妈妈常说，真后悔让海燕上育才小学。
再加几句书外的话：有一个育才小学的老校友（比海燕低一级）读我的《半壁家园》，看到这一段，气得把书扔掉，不是对性骚扰的事情气愤，而是痛恨我的文章“诋毁”了育才小学，革命的摇篮，她心中的圣地。对不起，这样的事是拿来随便说的吗？这就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