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爸——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爸爸——人民文学出版社                        刘海鸥

一九四九年光华书店和在华北的“新中国书局”合并，改称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四、五月间，三联书店总管理处迁到北京，邵公文到北京任职，把爸爸也调到了北京，还是任编辑。

那年的九月妈妈带着我们三姐妹也到了北京。

最初我们住在东总布胡同文化部宿舍。我的认知还是处于一片混沌。模模糊糊记得我们家住在一个小楼的楼上，我的记忆里只留下了一个镜头，我和妈妈躺在一个硬硬的板床上，房间里什么都没有。后来我向妈妈求证，她说：“是的，那时屋子里什么家具都没有。”

我还记得周末经常听见爸爸对妈妈说：“我去‘三轮’（三联）书店。”我之所以记忆深刻，是因为“三轮”和“书店”两个词经过了感性的认识，已经存在了我脑袋的知识库里，别看才三四岁，竟也感到了两者的不协调，不明白书店里为什么有三轮。

一九四九年的十一月份，中国国际书店成立。邵公文任总经理，他又把爸爸调过去做他的副手。我有一点印象，爸爸带我们到国际书店玩，还去看电影，好像是在国际俱乐部的院子里，露天的，苏联的。是不是《金星英雄》呀，只记得有一个在受刑的英雄的脸，镜头越拉越近，最后脸占满了整个银幕，吓得我赶紧趴在爸爸肩头。

副总经理的职务在那时也算是一个小官位了，无奈爸爸对行政工作没有兴趣。早在一九三九年大学毕业时，他就已经知道自己不喜欢做官也不是这块料。以前的爸爸革起命来是什么样我想象不出，我认识的他是一个心平气静，淡出淡入，与世无争的人，只干自己想干的事情，这一点倒和爷爷十分相似。爸爸喜欢的想做的和努力的事情就是搞翻译。当经理杂事太多，没有自己的时间。他随时准备跳槽。

与此同时，爸爸仍然不忘继续提高俄语水平。我家住在景山后街时，他经常去一个俄国人家练习俄语。这家人我有印象，住在景山东街，离我家不远，有时爸爸带着我去。他家有两个男孩，一个叫尤尔嘎，一个叫古古列，两个人一口京腔，大人们谈话我就和他们玩。有时我自己跑去找这两个男孩玩。十多年后我又看见过他们哥儿俩，长得又高又瘦，满口中国骂，与街上的小痞子没有两样。搬家以后，爸爸又到一个叫做雅科夫列娃的苏联人家学习高尔基的《童年》。

一九五零年十一月，文化部所属的艺术局设立了一个编审处，聚集了一些文化人，专事图书编辑。爸爸也到了编审处，问他是怎么调去的，他有点卖关子似地笑道：“我手中不是也有点权力吗？”这可能是爸爸唯一的一次趁着手中有点儿小小的权力为自己谋的“私”。虽然编审处的主要工作是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丁玲、闻一多等人的作品编成一套新文学选本，并非爸爸的本行，但毕竟脱离了行政工作，有大量业余时间可以搞翻译，也是不错的。

一九五一年三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地点在东四头条的一号大院。冯雪峰任社长。冯先生壮志云天，要建立一个全国第一流的出版社。他认定编辑的水平有多高，出版社的水平就有多高，因此首先就要罗致人才，充实编辑队伍。他把文化部编审处的大部分成员纳入他的麾下，又从全国各地物色了一批优秀的专家学者。就这样，爸爸顺理成章地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在第三编辑室——苏联东欧文学编辑室作译审。

爸爸终于如愿以偿专事翻译工作了。他开始使用笔名刘辽逸。                   

人文社建立之初在东四头条大院

《远离莫斯科的地方》

《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这部著作在苏联曾获得斯大林奖金，是爸爸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翻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的成名译作。提到刘辽逸，人们一定会把他和这本书联系在一起。

我对爸爸翻译这本书有很深的印象。那是一九五二年，我家搬到景山后街碾儿胡同43号（旧门牌号）。这是一个大杂院，共有九户人家，我家租住的是西跨院的三间北房。屋子的进深短窄。每间不过九平米。泥土地面，家具底下和墙角洒满石灰以吸收屋里的潮气。堂屋靠门有一口储水大缸，家家都有。北京还没有自来水系统，用水是靠人推着水车挑着担子送。堂屋还有一张八仙桌和一个杂物柜。东间是孩子们的卧室。有几个白茬木包装箱摞在一起，权当书柜。西间是书房兼大人卧室。西墙上挂着苏联地图，占了一整面墙。爸爸在翻译中经常趴在墙上寻找书中出现的地名。靠窗台的书桌上永远摆放着一叠写满译文的稿纸、俄文原著、《俄汉大词典》和《露和词典》。一只蘸水钢笔插在墨水瓶里。

我对爸爸的工作很好奇。常趁他不在，跪在椅子上，在稿纸的边缘抄写俄文书上的字母，哪个好看就写哪个，写了长长的一串，以为这就是一句俄文了。等爸爸下班一进门还没放下提包，就缠着他问我写的“俄文”是什么意思。爸爸说，这些单个的字母连不成词句。我非常失望，难道一个翻译连小孩写的句子都认不出来吗？

有一次我爬上书桌写字，一不小心蘸水钢笔扳倒了墨水瓶，一整张写满字的稿纸被染得墨蓝，还洇透了好几张。我知道闯了大祸，可是爸爸没有对我发脾气，只是说我白白浪费了他一晚上的工作。爸爸每天晚上都要在书桌前工作到深夜，他的编辑工作很多，真正的翻译多半是利用晚间和周末完成。

这张被墨水洇蓝的稿纸，就是他正在翻译的阿扎耶夫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

《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描写的是苏联卫国战争期间一群青年建设者克服重重困难在西伯利亚铺设输油管道的故事，1948年获得斯大林奖金。这部著作有上中下三部，上部是爸爸直接从俄文翻译的。在翻译这本书的同时，他的手头还有校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及修订《哈吉·穆拉特》和《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等书的工作。出版社为了尽快出版《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以适应中国建设形势的需要，派谢素台先生与爸爸共同翻译英文版的中部和下部。

一九五三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在中国出版了。这一年，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启动。一首响彻全中国的歌曲恰如其分地描述了人们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火车在飞奔，车轮在歌唱。装载着木材和食粮，运来了地下的宝藏。多装快跑快跑多装，把原料送到工厂，把机器带到农庄。我们的力量移山倒海，劳动的热情无比高涨。我们要和时间赛跑，走向工业化的光明大道。我们要和时间赛跑，迎接伟大的建设高潮。”

《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的出版更是推波助澜。书中一系列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进人物形象和事迹大大地鼓舞了中国的青年一代。五十年代的知识青年和干部几乎人人都读过这本书。它的影响延续到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甚至改变了许多青年的命运。

前副总理吴仪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年她就是因为阅读了这本书，决定报考石油学院，献身石油工业。而书中主人公巴特曼诺夫则是她追寻的榜样和埋藏心中的男子汉形象。她终生单身，据说是因为没有遇上中国的巴特曼诺夫。

几十年后，有人把吴仪的故事讲给爸爸听。爸爸十分感动，赠送了她一套新版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收到赠书后，吴仪向爸爸表示了感谢，并且在二〇〇三年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的表彰“十佳青年”大会上，给青年讲了这本书和自己的渊源。她说：

“我从小就很有理想，在很小的时候就想当个拖拉机手。随着年龄和学识的增长，理想也随之升华，一是想争取做个共产党员；二是很想当个企业家，当个大企业的厂长，到现在为止也还是这个理想。我非常爱看小说，尤其爱看《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这本书的译者听说我喜欢这本书，前不久给我寄来一套最新翻译（注：应该是再版）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我那时候就想当个企业家，像《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里面的那个党委书记兼石油厂厂长巴特曼诺夫一样，我一直为此而奋斗。因此，我报考大学选择的志愿也是石油专业。女同志学石油专业是件最苦的事，但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选择了这个专业，并为此而奋斗。这条路还真的走通了，我确实当了中国最大的石油化工企业的党委书记，实现了自己当初的理想。”

吴仪不仅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而且踏上了更高的阶梯，成为中国的副总理。当然不只是一个吴仪，不知道多少青年阅读了此书，受到革命理想主义的激励，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

这本书出版以后，苏联的同名电影也恰逢其时地在中国上映。不断有报纸约爸爸写书评影评，大中院校和机关请他去演讲和开座谈会，甚至外地的青年团组织也来邀请。爸爸是不善于讲话的，他的话很少，讲起来也有点口讷。每次作完报告他总是有所遗憾，对自己的讲话不满意。但是青年们的反应总是很热烈，在座谈中，爸爸惊奇地发现，虽然共产党掌握政权才三四年，可是青年人的思想认识可不简单，他们的提问和对作品的理解都有相当的水平。每次活动结束，爸爸都被簇拥着，握手签字，这给了他很大的鞭策。他知道他们的热情来自作品本身，他只是作为一个桥梁把这样一本好书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他为此感到骄傲。

爸爸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签名售书

谢素台当时大学毕业不久，主攻英语。她翻译英文版本的后两部。记得在翻译中她常到我家请教难题或者切磋译技，有时就在我家翻译。谢素台译完第一稿，爸爸再用俄文本从头校阅一遍。两个人的合作令这本书在很短的时间内得以出版。爸爸从不提及他在全书翻译中的关键作用。倒是听姐姐说，事后谢素台主动提出爸爸应该多拿一分稿酬，爸爸没有同意。谢素台为了表达她的感激之情，特意送来了一份礼金，也被爸爸婉言拒绝了。

  爸爸在文化宫书市签名售书

唯一够格的编辑

爸爸一生都在搞翻译，可是他去世后我非常愧疚地发现，作为女儿，我对他的工作实在了解得不够，只知道他翻译过《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童年》、《杜布罗夫斯基》、《战争与和平》几本书。我甚至有时脑子还会闪过这样的想法：“爸爸不是个勤奋的翻译家。”再看他的自传，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五年的六年间，翻译的书只有一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那些年他都在做什么？经过多方查找，我才发现，他的主要精力都在编辑工作上。爸爸在出版社的职务头衔叫做“译审”。所谓的“译审”主要工作不是“译”而是“审”，对别人的译稿进行审查，包括对照原文校正，与译者交流讨论，直接修改或提出修改意见，还要校对错别字，当然最重要的是“政治把关”。译审人员没有时间翻译自己的东西，也不提倡自己翻译。他们只能利用业余时间，把翻译当做“副业”来搞。

爸爸一进出版社就陷入了繁杂琐碎的译审工作。初期俄语翻译人才不多，送上来的稿件很多质量不高，甚至极差。不可用的稿子，退稿时还要写明理由。对于可用的稿件，则要逐字逐句对照原文加以校正，要和译者谈意见。有时还要接待一些来请教的翻译青年。

译审工作是有严格规则的。在出版社建立之初，爸爸就制定了俄文校译的《校正须知》、《翻译须知》条例送达校者和译者。

记得小时候，爸爸案头的稿件上层层叠叠地夹着小纸条，他曾经因为我乱翻稿纸，小纸条失落而生气。后来我才知道这些纸条很重要，上面是他修改的字句。那一阵，编辑对译者（作者）是很尊重的，不可以在人家的稿纸上直接涂涂划划，而是要把修改意见另外写在纸条上，与著者商榷。每个编辑都备有这样一叠纸条。

爸爸究竟编辑校对了多少书，他自己都说不清楚，我们更不知道了。以前不兴在书上印责编的名字，而爸爸本身又是一个视名利如浮云的人，自己的本职工作，不值得留在记忆中。刚开始他还做了一些记录。翻看他五十年代初的日记（他并不每天写日记，每年零零星星的日记加起来不过一两个月，还有一些也许被我们不慎放过当作废纸卖掉了。有一本珍贵的解放前的日记就是这样流失到市场，又离奇地被我买了回来），在两年中爸爸审查编辑校对了《两姐妹》、《生活之歌》、《在某市》、《苏联幼儿园课程》、《雾》、《光明普照大地》、《苏联作家七人集》、《文学与现实》、《胜利者》、《阿里杰的道路》、《地下省委会行动记》、《三个穿灰大衣的人》、《论共产主义教育》、《夏伯阳》、《磨刀石集体农庄》、《茹尔宾一家》、《全心全意》《巴乌斯托夫斯基小说选》、《母亲》（前半部）、《柯丘宾斯基小说选》、《我的大学》、《人间》等书。大概这样的工作太多了，以后的日记干脆不做这些记录了。

爸爸为人做事一丝不苟，有一个例子，他去世后我发现了他有几个本子，上面都是写信的草稿。对象不管是谁（包括给小学生写的信），事情无论巨细，内容不管长短，都要先写草稿，再做字句上的修改。如果还不满意，甚至起草三四遍。一封信都如此，可以想见做编译会有多么认真。爸爸无疑是个好编辑，十分为冯雪峰所赏识。有一件关于冯雪峰的故事和爸爸有点关系，出版社很多老人都会讲。前副社长许觉民有一篇悼念冯先生的文章，讲冯先生敬业的事情，其中只有一句话提到刘辽逸三个字，这一句话分量不轻。许先生说：

“人民文学出版社归文化部直接领导。文化部部长是茅盾，但主要管事的是副部长周扬。当时，由周扬每两周召开一次由各单位负责人参与的工作汇报会，一面汇报，一面经交换意见后解决问题。‘人文社’去参加这会的，自然应是冯雪峰，但雪峰与周扬在三十年代的上海时就不和，他不想去，会上因为有不少行政事务要谈，每次会议雪峰就叫我去参加，我当时是‘人文社’经理部主任，他认为是合适的。

有一次会上，文化部主管人事的领导说，中央指示要精简机构，他宣布人员的进用开始冻结。周扬要求各单位照此执行。我知道雪峰正在为实现规划而大事罗致人才，倘冻结人员必将使规划搁置起来。于是便走出会场打电话告诉雪峰，他说马上到文化部来。他到了会场，讲了一大段话，声调激昂，力争出版社必须进人，他认为当时出版社内够格的编辑只有刘辽逸一人，怎么弄得下去？那位主管人事的说，进人是以后的事，此刻必须冻结。相持不下时，周扬说话了，他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进人问题，照雪峰同志的意见办。雪峰听了，平静了下来，因为事情已解决，就转身回去了。”（参见许觉民《阅读冯雪峰》，《冯雪峰纪念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出版社内够格的编辑只有刘辽逸一人”这一句话，让我在五十年以后才了解爸爸的敬业和能力。我惭愧！

爸爸不负冯雪峰的重托，他是个出色的编辑，事例随手拈来。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早年在爸爸的校译工作中，工作量比较大的应该算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简称《钢铁》）。

这本书在我年轻的时代几乎人人都读过，甚至还没有读过这本书的时候人们就已经会背诵其中那段名言“人的一生应该这样来度过……”在小学毕业的留言册上，我的老师和好几个同学的留言都是这一段话。我在少年时代怀着崇拜的心情把这本书读了好几遍。保尔的坚韧意志曾经是我自我磨练的榜样。

《钢铁》的译者是梅益先生。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本书与爸爸有什么关系。直到他去世后，一次和出版社外文部主任张福生先生聊天，才从他口里知道五十年代爸爸对《钢铁》这本书做过编辑、校对、补译的工作，为它的再版付出了很大的心血。

张福生说，解放前《钢铁》已有译本，五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重印此书，爸爸是责编。八十年代后期《钢铁》一书再版，张是责编。有一天，他在一家小店吃早点，遇见了爸爸，就问起当年编辑《钢铁》的事情。爸爸告诉他，这本书是梅益先生在一九三八年根据阿列斯·布朗的英译本转译的，一九四二年由上海新知书店出版发行。一九五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重新出版，爸爸是责编。他对照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一九四九年版本（此书他一直珍藏，他去世后家人赠与国家图书馆）逐字逐句校对改正。校对时发现，英译本有很多删节，他又把这些删节部分翻译出来，大约两三万字，补进梅先生的译本。可以想见当时的工作量有多大。但是爸爸强调，梅先生当时在那样的环境下翻译出《钢铁》是件了不起的事。他还对梅先生的译笔做了很高的评价——流畅，干净利落，错别字或不通顺的地方极少，编辑起来比较省力。张福生当即约请爸爸写一份关于校订《钢铁》的回忆。

说着张福生打开上锁的抽屉，拿出一封信，即是爸爸写的有关回忆。他小心翼翼拿着，像是拿着一份文物，几乎不让我碰一碰，只是复印了一份给我。张福生是个有心的编辑，记录了此书几次出版前前后后的过程，保留了全部有关信件，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在中国的出版发行历史留下了见证。

《钢铁》出版后，上面没有爸爸的名字。

张福生说，梅益老几次跟他提到过刘辽逸，说他为《钢铁》做了许多工作，只是从未当面感谢过，还要张福生见到他转达问候。

有意思的是，一九七八年我在北大读研究生，我们专业的研究生中有一个是梅益的儿子，同学三年，互相都不知道父辈这些事情。

《我的大学》

文革期间，没有人敢翻译出版什么书，但出版社也不能让外文出版工作永远空白着。文革结束前的一九七五年左右，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小心翼翼地重新校译和再版了一些苏联的比较“保险”的革命文学，如《青年近卫军》、《列宁在十月》。出版社还计划修订出版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爸爸是责编。

一九五六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曾经出版过《高尔基三部曲》，其中《童年》是爸爸翻译的。那时高尔基走红中国，他的著作的出版计划仓促上阵，临时找人翻译，质量参差不齐。再版前需要重新修订，最费工夫的大约应该算是《我的大学》了。爸爸读下来，一百几十页的书，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几乎每页每段甚至每句都须校正修改。在校对之前，爸爸首先和译者沟通，征得了他的同意，才对这本书作了大量详尽的改动。正在修改的这本书我们孩子都看见过，每页纸都密密麻麻地布满了爸爸用红色的蝇头小楷校正的字句和符号。字体工整清晰，符号规范整齐。我们都有点为爸爸做这样的工作感到不值，他是那么热爱翻译，可是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却是做这些琐碎的事情。妹妹对爸爸说：“你花这么大工夫修改，不是比翻译更费事吗？那还不如你自己重译一遍。”爸爸说：“问题不在省事费事，在于要尽可能尊重原译者的劳动。”让修改过的译文仍然保持原来译者的文字风格是爸爸所一贯遵循的原则，这恰恰是在校译中最费心思的事情。再版后的《我的大学》仍然是原译者的名字，没有提校对者或责编，在爸爸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所尽的无非就是一个编辑的责任。

《托尔斯泰传》

我亲自感受过爸爸编辑工作的认真和不徇私情。我在读研究生时，我的英语老师不知从哪里得知我爸爸是刘辽逸。一天找到我，说他有一本英文版的《托尔斯泰传》，是英国著名托尔斯泰研究学者埃尔默·莫德所著。他想翻译这本书，托我让爸爸问问出版社是否愿意出版。爸爸听到十分感兴趣，说：“不用问别人，我就可以做决定。”听了这话，我第一次感觉到爸爸也是很有魄力呀，连英译本都能做决定。爸爸说这本书在研究托翁的著作中很有名。出版社早就想翻译，可是找不到英文版本，连中国最大的图书馆里都没有，因此一直也没能介绍给中国的读者。既然这位老师有，就请他翻译，不过，要先翻译一章来看看译笔。

看了老师的译稿后，爸爸叹息道：“译者的中文水平也就是一般中学生的水平，遣词造句都很生硬，还有很多句子不够通顺。恐怕是没有能力翻译这本著作的，太遗憾了。”他又说，“会两国语言并不一定就能当文学翻译。其实翻译文学作品并不容易，那不是一种机械的技术活，是一种文学再创造的过程，需要译者具有深厚的文学功底，还要不断地提高自身学养。”听爸爸这么说，我简直不知道应该怎么回复那个老师，同时又为我的研究生英语毕业考试有某种担心。爸爸说：“不用你说，我会直接和你的老师谈，这是编辑对译者应有的尊重。”爸爸如何与老师谈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之后，老师心服口服，对爸爸尊敬有加，甚至对我都十分客气。

《哈吉·穆拉特》

对自己翻译的文章爸爸也绝不苟且。比如《哈吉·穆拉特》。

一九四三年爸爸开始翻译《哈吉·穆拉特》。刚刚译完还没来得及加工，日本人就打到了桂林。父母逃亡身上所带行李不多，这本书和译稿却没有丢下，跟着他从桂林、藤县、都城到苍梧县。路上行李几次被鬼子洗劫，译稿却奇迹般地保留了下来。日本投降后，又伴随着他走过了广州、香港、烟台、大连、北京。只要有空他就对译稿反复修改润色加工。终于在一九六二年，孕蓄了二十年的《哈吉·穆拉特》出版问世。

《哈吉·穆拉特》是爸爸最满意的译著之一。海燕手头保存着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次印刷的《哈泽·穆拉特》。爸爸去世以后，她把这本书送给了我，之后自己很快随父而去。书是五十开本，巴掌大小，棕黑色的纸（“困难时期”连纸张都跟着一起困难，书本都是棕色的再生纸）。其所以珍贵，是因为书中字里行间，偶有爸爸修改和勘误的红色蝇头小字，连排错的标点符号他都一一加以纠正。即使书已经出版，他还在不断地追求译文更臻完美。这是他的一贯作风。

此书初版书名为《哈泽·穆拉特》。爸爸对“哈泽”的中文译音是否准确反复推敲，后来特地请教了出版社的阿拉伯文专家、《一千零一夜》的译者纳训先生，得知在阿拉伯语中“哈吉”的发音更为准确，是伊斯兰教徒对去麦加朝圣者的尊称，遂在再版中改为《哈吉·穆拉特》。

小说中贯穿全文的“眼”是一种植物，爸爸译为“牛蒡花”。一九九四年——译文出版了三十多年后——他在《新民晚报》上读到一篇文章，对于《哈吉·穆拉特》中“牛蒡花”的译法持有异议，认为应译为“蓟草”。理由是只有蓟草茎枝有刺，符合托翁原文的描写，而牛蒡花只是花冠旁才有刺。为此，爸爸翻遍了所有俄汉字典，上面都注译为“牛蒡”，又去翻俄英字典，这一词的英文是Ｂurdock，英汉字典也注为“牛蒡”。可是他还是要弄个究竟，写信给广西一个搞植物学的老友，请教一连串的问题：

“１）牛蒡梗茎没有刺吗？只有蓟草浑身有刺吗？

２）蓟草的英文是什么？

３）牛蒡蓟草有俗名吗？

４）应该怎么翻译？”

最后如何定论，他的朋友如何回答，我没有看到信件，但是看到爸爸做学问之严谨，以及对自己译作编辑之严格。

除去编辑工作，好几年的时间爸爸没有翻译大部头的作品，只是应报刊和杂志或出版社的要求零零星星地翻译了一些短篇小说、文学评论和演讲稿，发表在杂志和报纸上。有些稿子翻译好了，又因不合时政临时撤稿。这样的工作让爸爸十分烦恼，曾在日记里写道：“以后誓死不译零碎文章”，但这就是他的本职工作，摆脱不了的，“誓死”是白说了，应景的应约的短文还是截长补短地翻译了不少。至于有多少，他连一个大概的数字都说不上来，经常是多年以后，他偶然从某些刊物上发现自己过去的译作，抓抓头发说：“哦，这也是我译的吗？”

人民文学出版社同事。左起第一排：方白、金满城、蒋路、伍孟昌、黄薇、杨霁云。第二排：肖乾、陆风、张铁炫、牛汀、汝龙、绿原、张友松、赵少侯。第三排（站立）：金人、谢素台、梁均、顾学颉、陈迩冬、孙用、高宗禹、许磊然、高长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