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澳散记 (增订本) ：第十二章：买唱片 （上）

南澳散记

(增订本)

徐家祯

第十二章

买唱片

（上）

          到南澳，我稍定下神来，甚至还未真正辨明阿德莱德市的东南西北， 就开始我的寻找唱片活动了。在第一周内，我就摸清了全市主要的唱片店 地点。现在，我已收集了五、六百张立体声唱片，三百多盒盒式磁带和二 百多张激光唱片。全部都是古典音乐。当然，较之专业音乐家、专业收藏 家，或者音乐世家，这些收藏还是微乎其微的。但是，作为业余收集者， 在短短八年之中能达到这一成果，很多人大概会很吃惊的吧。(注 1)

          说到买唱片，我要承认自己有“收藏癖”。以前，收藏过邮票、明信 片，也想收藏钱币、火柴商标，现在还在收藏书籍和唱片。有人想为“收 藏癖”作辩护，讲可以增加知识，提高审美观点，诸如此类。但我倒觉得 还不如用人人都有的原始的“占有欲”来解释更恰当。正如有的女人喜欢买 衣衫、裙子，有的男子喜欢拥有权力、金钱一样。只不过我想拥有的东西 较为风雅，而且与人无碍罢了。

          我的收藏唱片，当然是从五十年代初我父亲买回来一架七十八转的 电唱机和一些苏联唱片开始的。我父亲不懂音乐 —— 无论是中国的还是 外国的。在他工作的地方附近有家大新华书店兼出售唱片。店里售货员见 到我父亲这么一位不在乎价钱的随和的“大少爷”，就大量推销店中的货物。 父亲刚买了唱机，当然也要有唱片喂它，于是，每次一大盒、一大盒地买 回了一大堆。从俄国民歌《伏尔加船夫曲》，到舒伯特的《小夜曲》，直 至大部的贝多芬的交响曲，什么都有。有时星期天，我也会跟父亲一起去 买。

          我第一次正式收集唱片，是在进入大学之后。这时，我家已经换了 一架有三种转速的唱机，但是那时我还只有七十八转的唱片，并没有慢转 唱片，因为那时还不知道在上海哪里有慢转唱片可买。

          知道有三十三转的慢转唱片，那还是大学同学夏君告诉我的。他同 时还告诉我:在福州路“国际书店”可以买到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慢转唱片。 那时一般知识分子的月工资仅五、六十元，而一张慢转唱片却要卖五至九 元。每个月的工资不吃、不用，至多能买七、八张唱片;何况我们都是尚 未工作的学生，而夏君家境又不富裕。

          一个星期天，我终于由夏君陪着一起去了“国际书店”。看到东欧各 国，尤其是民主德国和捷克唱片上五光十色的照片和绘画，听到慢转唱片 比快转唱片好得多的音质，又了解到听一部交响乐作品再也不用换五、六 张唱片，翻五、六次面时，我觉得自己太孤陋寡闻，以前的收藏也太微薄 可怜了。于是，我当天就花十八块钱买下了一套盒装的捷克版《天鹅湖》。 这是柴可夫斯基的名作，我早知道，但那天我之所以拣中这套唱片而不是 别的，老实说一半是因为它的装潢 —— 一个硬纸布脊的盒子，封面是一 个看上去像天鹅似的芭蕾舞演员的照得很好的照片。这两张唱片我至今仍 保存在上海，如果我有资格开个唱片展览会，这套唱片则有资格作为“开 国元勋”放在特殊的柜子里供起来。

          一套《天鹅湖》唱片开始了我买唱片的历史，在以后五、六年中， 我几乎每周都要去一、两次“国际书店”。除了星期日，有时下午没有课我 也去店中遛一次，看到了新货没有。离文化大革命越近，国内的气氛也渐 渐紧张起来，不过作为普通老百姓的我尚蒙在鼓里罢了。但是，从“国际 书店”向苏联和东欧订的唱片越来越少就可以感觉得到山雨欲来的形势了。 后来，买一张价值达月工资七分之一的唱片也要一早在书店门口等开门后 蜂拥而入去抢购了。最后，书店以装修为名干脆关门大吉。那是一九六五 年 —— “文革”前一年的事，那家店从此时到我离开中国，再没有卖过外国唱片。但当时上海还有旧唱片店，也出卖外国古典音乐唱片，我亦常常光 顾。

          不管买的是新唱片还是旧唱片，当时在上海要买到西方国家的原版 唱片真是难上加难。我得到的第一张美国唱片倒是直接来自美国的，可惜， 那是张碎唱片。我说的不是笑话!

          那时，我与十多个国家的三、四十位朋友交换邮票、明信片等纪念 品，其中也包括一位美国朋友威尔逊。他知道我喜欢收集唱片而没有西方 唱片时，就寄了张拉赫玛尼诺夫(Rachmaninov)的第三钢琴协奏曲给我。 我收到信后兴奋极了，不仅因为这将是我的第一张西方唱片，而且因为我 早已听熟了拉氏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但不知为何当时上海电台从来不播他 的第三钢琴协奏曲，唱片则更买不到。我当然希望拥有一张珍奇的唱片。 耐心等了两个多月，我终于接到了海关的通知，领了唱片回来一看，唱片 已打得粉碎，而且像是用重力从中间击碎的，于是连片断的音乐都听不到 了。后来我才知道，拉赫玛尼诺夫在俄国革命后移居法国，最后定居于美 国。从中国官方观点来看，他当然是叛国投敌的罪人无疑。叛徒的音乐作 品判处“凌迟”之刑也是罪有应得、理所当然的吧!

          不过，我也从别的笔友那儿收到过几张流行音乐的小唱片，倒没有 被打碎或没收。那时东德有一种“明信片唱片”，在一张大明信片上涂上塑 料，灌上五、六分钟一段乐曲或歌曲，正面是张风景画或歌星的照片，既 可看，又可听，我很喜欢。我把五、六十张明信片唱片贴在硬纸上，装订 成册，引得不少友人羡慕不已。可惜那些唱片大多不是严肃的古典音乐。

          在我收到打碎的美国唱片的同时，夏君偶然发现以前大学同学中有 位丁小姐家中藏有西方的古典音乐唱片。后来我们知道这是丁小姐在香港 的亲人送她的。虽然丁家住在虹口，从我的住处单程要坐一小时电车才能 到达，但是我与夏君仍赶去听过好多回。就是在丁小姐那儿，我第一次见到英美出版的音乐慢转唱片，第一次听到鲁宾斯坦(Artur Rubinstein)弹 奏的萧邦圆舞曲。

          到文化大革命爆发的一九六六年中，我已收集到各种慢转唱片三百 多张了。在那个年代，这些唱片真是一大笔财产。我特地买了一个书橱储 存这些唱片，放在我自己的房间后面一间房里，将它们按作曲家分类编排。 我甚至还想有朝一日能把那间房间改成我的“音乐室”。但是，这一设想还 未来得及实现，摧毁一切文明的大革命已经来到。

          作为我这样的家庭的成员，当然革命的暴力首当其冲:我们家被抄， 我的唱片也遭了难。“红卫兵”随意挑了一百多张唱片拿去了，说要去开展 览会，展示“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我的宝贝唱片虽被拿去一部分，但 那时性命都难保，这些身外之物的损失就不再当大事来看待了，倒是暗暗 庆幸他们只将剩余的唱片封起来而没有砸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我想，大概总有一天这些唱片会物归原主。

          抄家、封屋不久，我们全家都被“扫地出门”，住到离老屋不远的一 个朝北后间中去。又不久，各单位都成立起“造反队”来，我，作为“可以改 造的四类分子子女”，也摇身一变成了“造反队”一员。我想到要做的第一件 事，就是戴了印有“造反队”三个黄字的红臂章，回到老屋去要求拿冬衣。 那时，占领我们房子的人正自身难保，又见我佩有红臂章，也不敢多拦我。 于是，让我和弟弟进去抬了几箱衣服出来。与此同时，我也一次次将封着 的二百多张唱片，像偷运军火一样地夹带了出来。自己的东西竟然要由自 己去偷，现在想想也有点可笑。

          唱片物归原主了，但在那“隔墙有耳”的环境中如何可听?趁着那时 社会一片混乱，我也无事可做，就买了一些半透明厚纸，将那些“虎口余 生”的唱片一一保护起来，还粘制了一些厚牛皮纸袋，将唱片三、五张一 袋地装进去。既起保护作用，又有伪装作用。在如此险恶的、视西方文化如洪水猛兽的年代中，在我们家小小的屋子中竟还能保存有二百多张外国 古典音乐唱片，倒也是个奇迹。(注 2)

          后来，局势缓和了一点，我设法买了一架旧唱机，偷偷放一些唱片 听。既要防外人突然闯入发现我的秘密，又要怕惊忧同房住着的父母、弟 弟，因而只能将音量开得尽量微弱。总之，这完全谈不上欣赏音乐，只能 说是聊胜于无而已。有时，我也带了唱片去几个友人家听，但当时几乎家 家如此，听音乐比做贼还要鬼祟。现在回想，真不知那样暗无天日的日子 是怎么过来的。

          “文革”结束之后，家庭政治经济情况逐渐好转。我最先想做的事情 之一是用一千五百元的巨款买了一架立体声盒式录音机，那是我在国内拥 有的第三架录音机。前两架都是用大磁带盘的录音机，在六十年代初有这 种录音机，在上海无异于有私人汽车那么稀奇。在“文革”中，当然它们也 落了个去展览会现身说法表现资本家腐朽生活的下场。立体声盒式录音机 在西方国家可能在六十年代后期已经很普及了，我却要再等十五年才在上 海大开眼界。但是，有了录音机却没有立体声唱片或磁带可录放，因此仍 然形同虚设。

          好在不久我也去了美国，真正进入了音乐的“自由王国” —— 至少我 在未出国时那么天真地想。记得我有一次甚至对同事童老师说:我在美国 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一张音乐会票，听一场世界第一流水平的音乐会。 可是，一到美国，发现等着我的是:住在地下室里，每天上四小时课，干 十一、二小时活!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