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澳散记 (增订本) ：第十一章：听音乐 （上）

南澳散记

(增订本)

徐家祯

第十一章

听音乐

（上）

          要写我在南澳的生活而不写到听音乐，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因为 音乐是我在南澳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是最主要的一部分。

          记得在上海念大学时，看过罗曼·罗兰的代表作《约翰·克利斯朵夫》， 书中有一句话:“音乐是精神的避难所。”这句话在我脑里铭记了二十多年。 一九七三年 —— 我最苦闷、彷徨的年代 —— 我在自译自编的《译丛三集》 的“前言”最后一节中，仿照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话写道:

          在近几年中，我屡见种种不平，而诗歌就是我 心灵的慰藉品。我希望读者也在这本诗集中为他们自 己的心灵找到避难所。

          那时，中国社会正处于极端疯狂的时期。单枪匹马，而想与一支已 失去理智的大军搏斗，无异于以卵击石。因此，唯一的方法是找个避难所 保全自己，这是弱者最可行的方法。那时，既然外界条件已经不允许再听 音乐，于是我就找到了英文诗歌这一避难所。

          至于音乐，那却是我早在五十年代初，还在念初中时就找到的朋友。 最初，作为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我当然听不懂大部的古典音乐作品， 但小段的轻音乐却还是能够欣赏的。这可能跟我很早开始读外国文学作品 有关。文学、音乐、绘画......本来就是文艺大家庭中的亲骨肉。

          有趣的是，我的音乐启蒙人不是别人，正是全家最不懂音乐、对音 乐最不感兴趣的爸爸。五十年代中的一天，爸爸忽然买回来了一架电动留 声机 —— 那时在上海，电动留声机是一种奢侈的家用电器 —— 和一叠七 十八转的苏联胶木唱片。我至今都不知道那时父亲为什么这么做。

          电动留声机及唱片就放在父亲楼下大书房里，我时常去摆弄。一开 始当然是被它的机械性能吸引住了，因为不用像我家早有的那架手摇唱机 那样放一张唱片就需摇十几转。何况，通过收音机播出来的音乐声，也比 手摇机那种单薄沙哑的声音要好听得多。听得多了，渐渐地，从对机械的 兴趣转到了音乐本身上。

          记得那年代，上海电台中尚有外国古典音乐播出。我至今还记得中 午十二点多有一个外国轻音乐节目。回家吃了午饭，我总要听到最后一分 钟才离开家去上学。下午四点多，又有一个更严肃的古典音乐节目，我就 在父亲书房那张双面有抽屉的柚木大书桌上做功课，一面听收音机中的音 乐。那时收音机也是奢侈品，我自己房里只有自装的矿石机 —— 可能现 在连三十多岁的人都不知道那种简单、原始的、用耳机才能接收到电波的 玩艺儿是什么东西了。那时听音乐，尤其是大部的交响乐，简直如堕五里 雾中。但边做功课边听不甚解的音乐倒不至于影响学习，就像一边看书一 边听别人在讲听不懂的外语不至于会影响看书一样。而我现在动笔写东西 或看书时非有音乐在耳边的习惯就是那时养成的。

          这样听音乐我听了四、五年，直到进了大学遇到了一位同学夏君， 才真正进入了音乐之宫的大门。夏君家境并不佳，但是可能受了其兄的影 响，早就入了音乐的大门。我还记得首次听他如数家珍地讲起一连串外国 作曲家及其作品和演奏家、乐队的名字时，我真暗暗敬佩而又吃惊。特别 听他说起亲耳听到捷克爱乐乐队和苏联国家交响乐队来沪演出的实况时， 我真有种遇到见过基督显灵的教徒或者朝见过列宁的共产党员那样的敬畏 感。(注 1)  我们一起去买唱片，听音乐——那时既有上海交响乐团星期音 乐会，又常有外国音乐家来沪表演。毕业之后，就因为音乐作媒介，我们 还几乎每周都在我家或他家听唱片，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

          “文革”之中，外国音乐成了洪水猛兽，不准许，也没有物资条件可 以像以前那样放声收听了，所以我才转而去找另一个无声的避难所 —— 诗歌，以至五、六年中译了四、五百首英美短诗。但是，我对音乐的爱好 却仍然潜伏在我心中。

          “文革”结束之后，我不久就离开了祖国。纽约应该是世界音乐的首 都，可惜，那时我一无钱，二无时间，竟然在纽约一年半时间中，只有赶 在离开时去林肯中心(Lincoln Center)听了一场音乐会，至今想起这件事 仍深为遗憾。

          在纽约的头十个月，我除了上午在学校念书，每天下午和晚上都在 一家餐馆洗碗。那个厨房里，除了我之外还有两位广东厨师，餐厅里则有 一位干长工的侍者。他们三位都是赛马赌博迷，大厨尤甚。他带了一个小 半导体收音机挂在墙上，专听一个电台的赛马消息，核对自己买的彩票中 了没有。他不懂什么英文，对收音机里报其它的东西不感兴趣，不报赛马 消息时，我就占用了那架有两个波段的小收音机。就是从那架可怜的收音 机中，我发现了纽约有几个廿四小时的古典音乐电台;也是从这架熏满油 腻的小收音机中，我听熟了以前在国内从来没有机会听的不少曲子。记得 我第一次听到布鲁赫(Max Bruch)的《苏格兰幻想曲》(Scottish Fantasia)，就是在那个厨房里。虽然那架收音机的音量是那样小，音质 是那样差，但《苏格兰幻想曲》开头几个深沉而动人的音符激起了我心弦 的共鸣。我联想当时的处境、心境、以及未卜的前途，在心灵的深处升起 了一种悲凉感。

          我不懂广东话，无法与同在一个厨房的厨师们谈谈，于是音乐就成 了我每天长达十小时至十二小时干活时的好侣伴，虽然我的音乐常被大厨 的赛马节目打断，而且收音机里还时常有厨房里到处都有的棕红色小蟑螂 爬进爬出。每当大厨听完他的赛马节目，我就把电台转到未听完的音乐节 目去。音乐给我单调的洗碗工作带来了大大的乐趣，我不再感到走进厨房 连续干十个小时单调的工作是那么可怕了，因为我每天期待在这十个小时 中能从那架小收音机里发现新的作曲家和曲子。我努力记住一些我喜欢的 曲子、名称和作曲家，以便以后再进一步研究。于是，厨房倒成了我探索 音乐的课堂。(注 2)

          我进那家饭店半年之后，有一次那位大厨与老板大吵起来，一气之 下离开了饭店。那架已成蟑螂窝的油腻小收音机当然他不会带走，于是我 就正式成了它的主人。大厨走了，二厨与那位年轻的侍者对赛马也不再热 心了，我就从此可以安心听我的音乐而不用担心被人打断。有时，我甚至 得意忘形地将音乐开得太响，弄得好心的老板从店堂里跑进来让我开轻点 儿。就这样，那家饭馆里的收音机陪伴我度过了我在美国最苦闷的一段时 期。如果我相信上帝，我倒真的感谢他创造了这种最奇妙的方法，在精神 上支持我度过这一时期。不然，我难以想象自己有这种毅力!

          到了夏威夷，虽然既要念书，又要教书，也是很忙，而且经济不宽 裕，但是至少不用晚上做工，不再愁吃愁穿了。夏威夷是太平洋的一个群 岛，音乐生活比不得美国本土那么活跃，但因为是美国本土和亚洲的一个 中转站，也有不少著名乐队和音乐家去那儿停留演出。记得我第一次听劳 伦 · 马赛尔(Lorin Maazel)指挥克利夫兰乐队(Cleveland Orchestra)的 演出就是在夏威夷。我快离开夏威夷时，男高音歌王帕瓦洛蒂(Pavarotti) 去澳洲演出又在夏岛停留演出一场，可惜，我连退票都没等到。

          听得最多的还是火奴鲁鲁交响乐队的常年音乐会。因为他们有一种 “学生优待证”，一年只需付三、五块钱，用这张卡在音乐会开始前到票房 去买票，票价只有一、两元，却常常能得到剩下的十多块钱一张的票。那 时同我常一起去的有美国同学杰克，台湾同学张小姐及同事关女士。夏威 夷的音乐会，我最欣赏的是进门边查票边送节目单的做法。其实，节目单 的钱早就“羊毛出在羊身上”了，但看到穿着晚礼服的女士们站在门口笑脸 相迎，一边递上来一份节目单，总有一种宾至如归之感。有时，我和杰克 去听星期天下午那场音乐会。音乐会结束，只有傍晚五、六点钟，杰克开 一辆五十年代的英国敞篷汽车送我回夏威夷卡(Hawaii Kai)，那儿离音 乐厅有三、四十分钟汽车路。汽车奔驰在高速公路上，海风习习，扑面而 来，略带海水的咸味;公路两旁热带树枝叶婆娑起舞，天空晚霞辉映，有 时还可见到一轮早升的淡淡的明月，听到太平洋海涛拍岸的哗哗声。这时 倒也使人心旷神怡，烦恼尽扫。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