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民族学研究往事与杂想——民族学院的文革岁月

民族学院的文革岁月

文革时期，民族学院又成了重灾区。

这次是因为吴晗。

吴晗是历史学家。

民族学院历史系大师云集。

历史学家之间，平时肯定有各种探讨和交流。

所以在吴晗因为《海瑞罢官》被毛泽东钦点打倒后，厄运很快降临到民院历史系。

任何和他有关系的人都要被质问和批斗。

历史学家傅乐焕，因为编撰《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工作关系，和吴晗有一些信件往来，被自己的学生揭发。绝望之下，到陶然亭投湖，成为民族学院文革中自杀第一例。

傅乐焕的堂叔就是大名鼎鼎的五四运动领导人、中央研究院院长、历史学家傅斯年。

在傅乐焕学术生涯的前期，受傅斯年提携甚居。

1949年，傅乐焕在英国留学。

傅斯年此时已经到了台湾，担任台湾大学校长。

国民党派人和傅乐焕联系，希望他去台湾和其堂兄团聚。

但傅乐焕毅然在1950年获得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投入新中国建设。

姥爷和其他好几位老人都说过，傅乐焕这个人胆子小（因为他和傅斯年的关系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他头上），只埋头做业务。

连这样的人畜无伤的胆小老实人，在革命的洪流中，都不被容于世，最先消逝。

看来他作为历史学家，对中国社会的了解，以及对中国未来发展走向的判断，确实比其堂兄差得太远。

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第三个……

傅乐焕之后，又有沈家驹服毒自尽。

不知道这些精通古史的大师们，在临死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他们所经历的，不就是古代所谓的瓜蔓抄和株连十族吗？为什么在代表着人类文明进步曙光的新中国新社会新制度下，经过党和人民多年精心培养的进步年轻人中，会出现这种返祖（返回到明成祖的年代）现象？

以古视今，现在任何打着进步（今日美国所谓progressive）旗号的势力，都值得人们警觉。因为进步的他们往往返祖得穷凶极恶。

对傅乐焕之死，吴文藻和冰心夫妇有一段私下的对话。

吴文藻对冰心说：“（傅乐焕）和吴晗有联系，尽管交代清楚，同他划清界限，投入敌对斗争，认真改造自己，这是唯一正的正确道路。而他偏要走胡适、傅斯年反共反人民的老路，这就不足惋惜了！”

这段话现在看起来让人动魄惊心，简直不能相信这是学贯中西，自成一家的吴文藻说出来的。

我们放在现在的语境下，看这段文字，简直要惊诧其毫无心肝。

这也是最令人悲哀的地方！是什么力量，让人丧失最起码的恻隐之心，说出“不足惋惜”这样的话。

而更令人深思的，是经过西方教育的吴文藻，给傅乐焕开的他永远无法采用的药方——“尽管交代清楚，同他划清界限，投入敌对斗争，认真改造自己，这是唯一正的正确道路”。这是在一个封闭自洽的理论体系中，唯一的出路。

是什么导致吴文藻完全成为了这个理论体系的驯服的奴婢？

是什么导致吴文藻在和自己夫人的私下交谈中，仍然遵循着当时的官方话语体系？夫妇之间的私话，都不敢越雷池一步。

吴文藻自己，也马上要被革命小将们管教起来了。

民族学院正门的右侧，有一片小操场，靠近民族歌舞团。

文革初期，革命小将们每天早上在这里将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等先生们集合起来训话，让他们老老实实，好好劳动，好好改造。

训话完毕，开始劳动！

给他们分配的任务是——拔草。

北京的七八月份，气温酷热。烈日炎炎之下，一群年过半百的人，蹲在那里拔草。

其他人还好，可苦了潘光旦。

因为他是独腿（他的一只腿在十六岁的时候被截肢）。没法蹲，只能坐在地上。拔完一小块，再挪动到另外一块地方。

独腿潘光旦。潘光旦的右腿在清华念书时因为跳高受伤感染而被截肢。虽然身有残疾，但这并没有阻止潘光旦深入祖国边陲进行田野调查。他可以金鸡独立作报告几个小时，也能双拐支撑健步如飞。

他原来随身带了一个小板凳，但被革命小将一脚踢飞。

让你劳动就是恩赐了，还要特殊待遇，滚！

民国大师，妥妥地成了红卫兵手里的“行货”。

那一年，他67岁。

在这种情况下，潘光旦的健康急剧恶化，多症并发。

在去世之前，潘光旦已经清醒地预知自己的结局。一天，老友叶笃义来看望他。早年他们都曾经出国留学，取得最高学位，然后回到中国工作。潘光旦告诉老友，他自己的生活，从前一直实行三个S的政策，这三个S是指三个以S开头的英文词，surrender（投降），submit（屈服），survive（活命）。叶笃义说，那就继续实行吧，继续投降，继续屈服，继续活命。潘光旦说，现在我病重快要死了，我会有第四个S。我的三个S政策要变成四个S了。这第四个S就是succumb（灭亡）！

当时听到这四个S的时候，我还是个初中生，不谙世事，但也瞬间有了头皮发麻的那种惊悚感觉。

太惨了！

1967年6月10日晚上，潘光旦状况已然不好。子女都不在身边。老保姆急忙叫来住在隔壁的费孝通。

费孝通算是潘光旦的学生，比他小二十多岁，属于第二代学者（第一代是吴文藻和潘光旦他们这个年龄段的）。但两人在学术上亦师亦友。

潘光旦此时痛苦已极，向费孝通要止痛片，费孝通没有。要安眠药，费孝通也没有。

去医院更是不可能，当时潘光旦这样的已经被打入另类，医院不接收。

费孝通只能将老师拥在怀中，一夜凄风惨雨，潘光旦就在费孝通怀里断了气。

费孝通后来哀叹：“日夕旁伺，无力拯援，凄风惨雨，徒呼奈何！”

费孝通经此惨变，反而看透了生死。

他从此变得豁达洒脱。

当然你也可以说他已经变得全无心肝。

在八十年代的电视上，费孝通的上镜率相当高，他是受人尊敬的国家领导人，海外知名的学术泰斗，国家的学术门面。

走到哪里都是一群人如众星捧月般簇拥跟随。

他成为了国家供养的一尊学术真神。

他老年时的形象，活脱脱一个弥勒佛。

心宽体胖，慈眉善目，一团和气。

他青年与中年时代的照片，都不好看。满脸的桀骜不驯，棱角峥嵘。

他是那种年纪大了，面部都松懈下来了，棱角柔和了，不紧张了，没有攻击力了，年纪越大变得越好看的人。

费孝通老年时的照片和中青年时的形成鲜明对比。

姥爷他们在八十年代谈到费孝通的时候，用得最多的词是“乐观”。

不乐观，十个他也在文革中挺不过去自杀了。

死了，就什么都没了，哪还有后来八十年代的好日子。

对中国人来说，活着，就是胜利。

八十年代我还是中学生，正是激进偏颇的时候。天天在电视里看着费孝通风光无限，觉得这老头儿是否太甘愿做政权的驯服工具了，对他颇有点不屑。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真正了解了他的经历之后，我放弃了我对他的道德苛求。

经历了那样的惨剧，就算他放弃了后来的斗争（他也和老师一样施行了3S政策，surrender, submit, survive），也应该被原谅。

费孝通后来在五七干校，堪称传奇，有很多故事流传。

最后说一下费孝通对文革的反思。

费孝通在晚年接受《南方周末》采访，说了这么一段话：

他说：“（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这么厉害，我不敢说。像冯友兰、金岳霖等人都承认思想非变不行。而且认为是原罪论（sin），这个是历史给我们的，我们逃不出去的，非得把它承担下来。他这个是很厉害的，一下把旧的文化打下去，打得很深，我们这批人是帮凶啊，真的。”

这段反思，里面有很重的话。

其中提到“原罪”，“帮凶”。

也就是说，中国搞成文革这个样子，费孝通等左派知识分子是有责任的。

至于原罪原到什么时候，我认为不仅是原到49年以前，这些左派知识分子的推波助澜，使得中国加速走上极权道路，更要上溯到五四运动，从根上起五四运动就是有一个先天不足有巨大缺陷的畸形物。

激进，进步，左倾。

从根上起就是错的。

走笔至此，感念时事。也许多少年之后，在美国成为极权国家之后，很多知识分子才会意识到，他们现在所极力煽动的BLM运动，将是他们的原罪，从根上就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