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民族学研究往事与杂想——民院历史系初创十年

民院历史系初创十年

1956年成立的历史系，可谓民族学院皇冠上的明珠，大师荟萃。

但在系主任的任命上，却遇到了难题。

当时有两个热门候选人。

林耀华，社会学家。

傅乐焕，历史学家。

林耀华资历比傅乐焕老很多，是和费孝通齐名的吴门学士。

傅乐焕50年才拿到博士学位回国，但在辽史方面建树颇多，后来被称为辽史三大家之一。

按理说，应该让资格老的林耀华上。

但他不是历史学家。

在社会学被取消后，民族学院历史系收留了很多社会学家，特别是从燕京大学来的吴门子弟。

对收留这些“落难”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们没有异议。

但一个历史系让社会学家当系主任，似乎不妥。

如果让资历浅的傅乐焕上，又怕难以服众，并使得林耀华心生芥蒂。

于是党组织决定，请翁独健出山。

翁独健是蒙元史大家，正牌历史学家，曾任燕京大学校长，深得我党信任，无论是学术资历还是政治资本都比林耀华还强。

他担任系主任，无懈可击，无人异议。

但他那时的正职是北京市教育局局长。

于是组织安排他兼任民族学院历史系系主任。

他主动不领工资，无偿提供服务。

但毕竟公务繁忙，一周只能来一次。

他需要一个代表他的秘书。

因为姥爷和翁独健的特殊关系（两人同乡，翁是姥爷进燕京大学的推荐人），姥爷被翁独健选中，作为系主任秘书代表自己全权行使系主任的权力。

林耀华、傅乐焕被任命为副系主任，主管具体教学科研事宜。

再加上系总支书记，历史系的管理架构确定。

姥爷谈到翁独健，说他（解放后）不写东西。

“所以为什么翁独健很少写文章？翁独健就不写东西，写下来以后就白纸黑字，变成别人批斗你的证据了。他这个人鬼得很，这在那个时候是可以理解的！”

翁独健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的主要学术著作，如《新元史、蒙兀儿史记爱薛传订误》、《斡脱杂考》、《蒙古时代的法典编纂》、《元典章译语集释》，都是在四十年代写的。

解放后，他编而不作。

他是很多书的编委，比如《蒙古族简史》、《中国历史小丛书》和《辞海》民族分册。

他也是很多翻译工作的组织者，比如《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苏联历史纲要》中有关蒙古部分（改题为《蒙古统治时期的俄国史略》）。

但他不写自己的文章了。

在别人眼里，他是现政权的红人，是少有的获得我党信任的燕京大学旧人。

但他分寸拿捏得准，编而不作，时刻小心，到文革之前，一直风平浪静。

也许因为他对我党的理解比他人更深刻？

另外一个党的红人，就缺乏他的睿智，结果摔了一个大跟头。

这个人是费孝通。

民族识别工作在五十年代末基本结束。

这项工程结束后，民族学院历史系迎头撞上反右运动。

一批大师级人物，包括吴文藻、潘光旦等，被划为右派，纷纷落马。

民族学院的右派中，最有名的要算费孝通。

因为他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发表在1957年3月24日的《人民日报》上，叫《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这篇文章当时影响极大！

被称为右派向我党进攻的第一炮。

本来费孝通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口号的感召之下，写这篇文章的。

2月中旬他就把文章写好了。但文章究竟发与不发，他实际上也在审时度势，百般揣度上意。他也不是傻白甜。

从2月中旬到下旬，从不同渠道传来各种自相矛盾的信息，一会儿说上面要“收”，一会儿说上面要“放”，搞得他举棋不定，文章也一改再改，甚至做好了撤稿准备。

一直到2月27日晚上，他的老师潘光旦参加了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听了毛泽东作的《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潘光旦听完了，当夜就兴冲冲地来找费孝通，告诉他毛主席是主张“放”的。

费孝通听了，才最终将文章放了出去。

师生两人万万没有想到，三个月后，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磨刀霍霍向猪羊。

潘光旦和费孝通都被划为右派。

其中费孝通被划为右派，震惊了所有人。

因为在被划为右派之前，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曾经 “红得发紫”。

他是高级知识分子接受新社会改造的积极分子。

是我党竖立的标兵。

但这个标兵有点得意忘形，居然跳出来给党提意见。

这就怨不得党用他来祭旗了。

人生之大起大落，莫过于此。

当时毛泽东说右派比例估计有5%。

于是各单位的党委都按照5%的比例来分配右派。

民族学院党委书记苏克勤就是这一政策的精确执行者。

一大批名教授被划为右派。

统计数字，是真能害死人的。

直到现在的美国，统计数字都是一个助纣为虐的工具。

或者以政治正确为理由，不让提。

或者任意曲解，以煽动仇恨。

当了右派之后，这些大师们自然不能再进行正常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了，中央给他们分配了新的任务。

中国和很多国家都有边界纠纷。

比如中印边境的麦克马洪线问题，

中央就把这些大师组织起来，让他们研究中国古代文献和外国文献，从中找出这些争议地区自古属于中国的证据。

于是这些大师成了党领导下的御用搜索工具，为国际政治争端的舆论战提供理论支持。

这些大师被剥夺了思想，仅仅保留作为工具的价值。

反右之后，大家就开始挨饿。

清史大家王钟翰，直到老年还对饥饿有记忆：“早上二两，中午三两，晚上一两。哎呦… … ”

刚重新有饱饭吃，63年又开始四清。

然后66年就到了文革。

这就是民族学院历史系的第一个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