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民族学研究往事——民族识别
民族识别，是指对一个族体的民族成分和民族名称的辨别。
用更通俗的说法，民族识别就是确认一群人能否被划为少数民族，以及这个少数民族究竟用什么名字来代表。
中国五十六个民族这种说法，并不是古已有之，也不是天经地义，而是一项庞大的社会学工程的人为结果，除了学术属性外，同时具有很强的政治属性。
这项社会学工程，可以看做三个要素的集成。
在数据采集和分析方面，按照的是西方的田野调查的方法。
而民族识别的理论基础，则是根据斯大林的民族理论。
而最终的具体决策，则又根据了中国的国情和政治需要。
先说说斯大林的民族理论。
作为青年革命家的斯大林，初出道时，是以苏共（布尔什维克）党内头号民族理论家的身份而闪耀登场的。
1912到1913年间，一个叫瓦西里·约瑟夫维奇·朱加什维利的青年在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当着“维漂”。此时在维也纳市区不到三英里的范围内，同样默默无闻的维漂还有希特勒、托洛茨基、和铁托等人。他们也许在同一间咖啡馆隔座而坐，读着同一份报纸，思考着世界大势。
一战爆发，欧洲的旧秩序崩溃。就像《水浒传》中“洪太尉误走妖魔”一节中的描写，封印既除，这些煞星们从维也纳如流星般四散而走，奔向远方，轰轰烈烈，闪耀登场，并在今后的年月里，给人类历史带来了深刻的变革和无尽的灾难。
在维也纳期间，瓦西里·约瑟夫维奇·朱加什维利写了一篇重要的论文，题为《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后改名为《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后来被他在政治斗争中击败，被流放，最终被刺杀的托洛茨基，一贯看他不起。但在其回忆录中，谈到这篇文章，还是充满了赞美之词：“通篇平淡的文字中不时突然闪出独到的思想和令人信服的见解！”
这篇论文是第一次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下“科学”地“完整”地定义了“民族”，并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构想。
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苏联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所官方钦定的民族理论，就是基于此论文。
也正是在这篇论文中，他第一次使用了“斯大林”这个笔名。
后来这个笔名成为震撼全球的名字，令无数的人恐怖战栗。
为什么斯大林会写出这么一篇论文？
这和斯大林的出身，以及他撰文时所处的维也纳有着密切的关系。
斯大林和很多布尔什维克老一辈革命家一样，不是俄罗斯人。他是格鲁吉亚人，母语是格鲁吉亚语，说俄语时有很重的格鲁吉亚口音。
著名的“高加索三人众”中，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是格鲁吉亚人，米高扬是亚美尼亚人。
他们是俄罗斯帝国边疆地带的少数民族，来自外高加索的穷山僻壤，性格剽悍，匪气十足。
除了少数民族外，还有犹太人。
托洛茨基、捷尔任斯基、季诺维也夫、斯维尔德洛夫、加米涅夫……这一长串因为十月革命变得声名赫赫的名字，都是犹太人。
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中有四位是犹太人。
苏维埃中央委员会成员共93人，其中百分之六十是少数民族。
正是这些少数民族和犹太人，一起革了俄罗斯帝国的命。
像极了今日的美国，白左犹太人和少数族裔移民联合起来，要革了美国的命。
俄罗斯帝国地域辽阔，横贯亚欧，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其中主体民族俄罗斯人仅占总人口45%，乌克兰人18%，穆斯林（高加索和中亚部族）占约15%，白俄罗斯人4%，波兰人6%以上，犹太人（主要在立陶宛，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占4.2%，格鲁吉亚人1%，德意志人1.4%，波罗的海各族群4%。
无论是瓦解俄罗斯帝国，还是在帝国的尸体上重建一个新的国家，如何有效组织和治理在广阔地域上存在的这么多不同种族和民族，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课题。
从这个角度看斯大林的论文，我们不难理解，这是他试图建立一套新的马克思主义框架下的民族理论，并以此为指导，以民族区域自治为武器，去瓦解一个帝国，并建立一个新形态的联盟国家的理论准备和思索。
毕竟，他作为少数民族的一员，对民族问题的理解比莫斯科的权贵们更深刻。
也正因为如此，此文一出，就得到了列宁的赏识。因为这篇论文的理论建构，提供了破解旧帝国，建立新帝国的思想武器。
文章发表的四年后，十月革命成功，斯大林在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中出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从此登上政治舞台。
在撰写这篇论文时，斯大林在维也纳。
他住在美泉宫30号的一座豪华公寓里，距离奥匈帝国皇帝住的美泉宫仅仅几步之遥。站在窗前，每天都能看到茜茜公主的老公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坐着金色的皇家马车出行。
来自格鲁吉亚的穷小子斯大林自然承担不起这种地段的房租。
这座公寓由一个倾向革命的年轻俄国贵族慷慨提供。对这种从小养尊处优，没过过一天苦日子，但偏偏充满大爱，要将世界搅个天翻地覆，最后搞得所有人都没好日子过的人，我们现在有个术语叫“白左”。
斯大林在维也纳的住所（Schönbrunner Schloßstraße 30）。斯大林在此写出了《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一文。建筑的外墙上至今仍保留了纪念铭牌。上方的浮雕铭牌是奥地利共产党在二战结束后挂上去的，用来赞美和颂扬。而下方的黑色注释牌，则是斯大林在苏联被清算后，声誉扫地，维也纳人实在不好意思了，为了划清界限，又加上一块牌子，以表明上方是一位手中沾满鲜血的暴君。
斯大林此时在维也纳，像是一种宿命的安排。
在他为俄国的未来思考民族问题的时候，他正处于欧洲民族问题的风暴之眼。
维也纳是奥匈帝国的首都。
和俄罗斯帝国一样，奥匈帝国也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但奥匈帝国的民族构成更为分散。作为二元君主制的帝国，其中的“二元”，德意志人（奥地利部分）和马扎尔人（匈牙利部分）分别占总人口24%和20%，加起来也就44%。即使在帝国的奥地利部分，德意志人也只占36%。在匈牙利部分，马扎尔人也不到50%。无论是在全国还是在各自的领地，它们都达不到主体民族的绝对多数。帝国境内捷克人13%，波兰人10%，乌克兰人8%，罗马尼亚人6%，克罗地亚人5%，斯洛伐克人4%，塞尔维亚人4%，斯洛文尼亚人3%，意大利人3%。
奥匈帝国甚至没有官方语言。奥地利部分用德语，匈牙利部分用匈牙利语。加上捷克语、波兰语、乌克兰语、克罗地亚语、意大利语等。据统计帝国治下的臣民共操十四种语言，有十种文字。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奇葩现象：在一战期间，从帝国各地征召上来的士兵，因为语言隔阂，不仅听不懂军官的指令（德语或者匈牙利语），甚至无法和同伴交流。
这仗还怎么打？
奥匈帝国以德意志人为主的军官团还是精干的，军工制造水平甚至处于世界前列。但再强的大脑，也无法灵活操控这个患上手足瘫痪症的巨人。
结果就是奥匈帝国的德意志人居然被他们所看不起的斯拉夫人（先是塞尔维亚，后是俄国）打得满地找牙。
奥匈帝国的多元化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现在的白左小清新们，将多元化（diversity）上升到一种宗教性的狂热，将其作为人类社会终极目标之一。
而拥有高度民族多样性的奥匈帝国，其治下的人民，感觉远远没有这样幸福。相反，所有人都预感到风雨欲来，大厦将倾，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空前激烈，这个帝国已经无法维持下去了。
这一点连外人都能感受得到。1908年康有为访问奥匈帝国期间，和当地人交谈之后，在《补奥游记》中记录了如下惊心动魄的字句：
“吾游奥，奥之民皆愀然告我曰：吾奥将亡矣，分裂矣，命不永矣！吾以奥地之庞然大逾于英、德、法也，民数亦自德、俄外无比焉，道路邑野虽不甚修，兵虽非精炼，而宫室之玮丽，作厂之繁多，国富之财力，亦与意比。自德、英、美、法外，觇国者应尚叹为泱泱雄风焉。”
此时距离一战爆发尚有6年时间，距离奥匈帝国解体还有10年。
但康有为已经给奥匈帝国写下了死亡判决书。
在康有为笔下，奥匈帝国“合十四邦为一”，各地区“风俗不亲，语言不合”，国家整合度极低。
这么低的整合度，再加上议会政治，简直是雪上加霜。“其在议院也，十四州各自为政党，各日月倾轧争政权。于是奥政府无能数月者，于是奥政治无一能举者，于是坐视其强邻故藩之德日新月盛而已，则袖手待亡。盖国主无权，而数十党剧争，虽百万亿俾斯麦无所用其力。于是宫室之伟丽，作厂之繁多，国富之财力，只为亡国之具而已。”
到了最后，能够维系奥匈帝国之命悬于一线的，是哈布斯堡的历史传统和老皇帝的个人魅力。
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在位已经60多年，德高望重，深受爱戴（用康有为的话是“仁明惠慈” ）。
但老皇帝一旦故去呢？
在维也纳的知识分子圈里，人们在激烈地讨论，如何维系这个庞大的没有主体民族的多元化国家呢？或者干脆将其打碎？
各种思潮和理论在激烈地交锋。
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奥托·鲍威尔的民族文化自治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