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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民族学研究往事——民族识别

新中国民族学研究往事——民族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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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识别,是指对一个族体的民族成分和民族名称的辨别。

用更通俗的说法,民族识别就是确认一群人能否被划为少数民族,以及这个少数民族究竟用什么名字来代表。

中国五十六个民族这种说法,并不是古已有之,也不是天经地义,而是一项庞大的社会学工程的人为结果,除了学术属性外,同时具有很强的政治属性。

这项社会学工程,可以看做三个要素的集成。

在数据采集和分析方面,按照的是西方的田野调查的方法。

而民族识别的理论基础,则是根据斯大林的民族理论。

而最终的具体决策,则又根据了中国的国情和政治需要。

先说说斯大林的民族理论。

作为青年革命家的斯大林,初出道时,是以苏共(布尔什维克)党内头号民族理论家的身份而闪耀登场的。

1912到1913年间,一个叫瓦西里·约瑟夫维奇·朱加什维利的青年在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当着“维漂”。此时在维也纳市区不到三英里的范围内,同样默默无闻的维漂还有希特勒、托洛茨基、和铁托等人。他们也许在同一间咖啡馆隔座而坐,读着同一份报纸,思考着世界大势。

一战爆发,欧洲的旧秩序崩溃。就像《水浒传》中“洪太尉误走妖魔”一节中的描写,封印既除,这些煞星们从维也纳如流星般四散而走,奔向远方,轰轰烈烈,闪耀登场,并在今后的年月里,给人类历史带来了深刻的变革和无尽的灾难。

在维也纳期间,瓦西里·约瑟夫维奇·朱加什维利写了一篇重要的论文,题为《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后改名为《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后来被他在政治斗争中击败,被流放,最终被刺杀的托洛茨基,一贯看他不起。但在其回忆录中,谈到这篇文章,还是充满了赞美之词:“通篇平淡的文字中不时突然闪出独到的思想和令人信服的见解!”

这篇论文是第一次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下“科学”地“完整”地定义了“民族”,并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构想。

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苏联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所官方钦定的民族理论,就是基于此论文。

也正是在这篇论文中,他第一次使用了“斯大林”这个笔名。

后来这个笔名成为震撼全球的名字,令无数的人恐怖战栗。

为什么斯大林会写出这么一篇论文?

这和斯大林的出身,以及他撰文时所处的维也纳有着密切的关系。

斯大林和很多布尔什维克老一辈革命家一样,不是俄罗斯人。他是格鲁吉亚人,母语是格鲁吉亚语,说俄语时有很重的格鲁吉亚口音。

著名的“高加索三人众”中,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是格鲁吉亚人,米高扬是亚美尼亚人。

他们是俄罗斯帝国边疆地带的少数民族,来自外高加索的穷山僻壤,性格剽悍,匪气十足。

除了少数民族外,还有犹太人。

托洛茨基、捷尔任斯基、季诺维也夫、斯维尔德洛夫、加米涅夫……这一长串因为十月革命变得声名赫赫的名字,都是犹太人。

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中有四位是犹太人。

苏维埃中央委员会成员共93人,其中百分之六十是少数民族。

正是这些少数民族和犹太人,一起革了俄罗斯帝国的命。

像极了今日的美国,白左犹太人和少数族裔移民联合起来,要革了美国的命。

俄罗斯帝国地域辽阔,横贯亚欧,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其中主体民族俄罗斯人仅占总人口45%,乌克兰人18%,穆斯林(高加索和中亚部族)占约15%,白俄罗斯人4%,波兰人6%以上,犹太人(主要在立陶宛,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占4.2%,格鲁吉亚人1%,德意志人1.4%,波罗的海各族群4%。 

无论是瓦解俄罗斯帝国,还是在帝国的尸体上重建一个新的国家,如何有效组织和治理在广阔地域上存在的这么多不同种族和民族,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课题。

从这个角度看斯大林的论文,我们不难理解,这是他试图建立一套新的马克思主义框架下的民族理论,并以此为指导,以民族区域自治为武器,去瓦解一个帝国,并建立一个新形态的联盟国家的理论准备和思索。

毕竟,他作为少数民族的一员,对民族问题的理解比莫斯科的权贵们更深刻。

也正因为如此,此文一出,就得到了列宁的赏识。因为这篇论文的理论建构,提供了破解旧帝国,建立新帝国的思想武器。

文章发表的四年后,十月革命成功,斯大林在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中出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从此登上政治舞台。

在撰写这篇论文时,斯大林在维也纳。

他住在美泉宫30号的一座豪华公寓里,距离奥匈帝国皇帝住的美泉宫仅仅几步之遥。站在窗前,每天都能看到茜茜公主的老公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坐着金色的皇家马车出行。

来自格鲁吉亚的穷小子斯大林自然承担不起这种地段的房租。

这座公寓由一个倾向革命的年轻俄国贵族慷慨提供。对这种从小养尊处优,没过过一天苦日子,但偏偏充满大爱,要将世界搅个天翻地覆,最后搞得所有人都没好日子过的人,我们现在有个术语叫“白左”。

斯大林在维也纳的住所(Schönbrunner Schloßstraße 30)。斯大林在此写出了《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一文。建筑的外墙上至今仍保留了纪念铭牌。上方的浮雕铭牌是奥地利共产党在二战结束后挂上去的,用来赞美和颂扬。而下方的黑色注释牌,则是斯大林在苏联被清算后,声誉扫地,维也纳人实在不好意思了,为了划清界限,又加上一块牌子,以表明上方是一位手中沾满鲜血的暴君。

斯大林此时在维也纳,像是一种宿命的安排。

在他为俄国的未来思考民族问题的时候,他正处于欧洲民族问题的风暴之眼。

维也纳是奥匈帝国的首都。

和俄罗斯帝国一样,奥匈帝国也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但奥匈帝国的民族构成更为分散。作为二元君主制的帝国,其中的“二元”,德意志人(奥地利部分)和马扎尔人(匈牙利部分)分别占总人口24%和20%,加起来也就44%。即使在帝国的奥地利部分,德意志人也只占36%。在匈牙利部分,马扎尔人也不到50%。无论是在全国还是在各自的领地,它们都达不到主体民族的绝对多数。帝国境内捷克人13%,波兰人10%,乌克兰人8%,罗马尼亚人6%,克罗地亚人5%,斯洛伐克人4%,塞尔维亚人4%,斯洛文尼亚人3%,意大利人3%。

奥匈帝国甚至没有官方语言。奥地利部分用德语,匈牙利部分用匈牙利语。加上捷克语、波兰语、乌克兰语、克罗地亚语、意大利语等。据统计帝国治下的臣民共操十四种语言,有十种文字。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奇葩现象:在一战期间,从帝国各地征召上来的士兵,因为语言隔阂,不仅听不懂军官的指令(德语或者匈牙利语),甚至无法和同伴交流。

这仗还怎么打?

奥匈帝国以德意志人为主的军官团还是精干的,军工制造水平甚至处于世界前列。但再强的大脑,也无法灵活操控这个患上手足瘫痪症的巨人。

结果就是奥匈帝国的德意志人居然被他们所看不起的斯拉夫人(先是塞尔维亚,后是俄国)打得满地找牙。

奥匈帝国的多元化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现在的白左小清新们,将多元化(diversity)上升到一种宗教性的狂热,将其作为人类社会终极目标之一。

而拥有高度民族多样性的奥匈帝国,其治下的人民,感觉远远没有这样幸福。相反,所有人都预感到风雨欲来,大厦将倾,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空前激烈,这个帝国已经无法维持下去了。

这一点连外人都能感受得到。1908年康有为访问奥匈帝国期间,和当地人交谈之后,在《补奥游记》中记录了如下惊心动魄的字句:

“吾游奥,奥之民皆愀然告我曰:吾奥将亡矣,分裂矣,命不永矣!吾以奥地之庞然大逾于英、德、法也,民数亦自德、俄外无比焉,道路邑野虽不甚修,兵虽非精炼,而宫室之玮丽,作厂之繁多,国富之财力,亦与意比。自德、英、美、法外,觇国者应尚叹为泱泱雄风焉。”

此时距离一战爆发尚有6年时间,距离奥匈帝国解体还有10年。

但康有为已经给奥匈帝国写下了死亡判决书。

在康有为笔下,奥匈帝国“合十四邦为一”,各地区“风俗不亲,语言不合”,国家整合度极低。

这么低的整合度,再加上议会政治,简直是雪上加霜。“其在议院也,十四州各自为政党,各日月倾轧争政权。于是奥政府无能数月者,于是奥政治无一能举者,于是坐视其强邻故藩之德日新月盛而已,则袖手待亡。盖国主无权,而数十党剧争,虽百万亿俾斯麦无所用其力。于是宫室之伟丽,作厂之繁多,国富之财力,只为亡国之具而已。”

到了最后,能够维系奥匈帝国之命悬于一线的,是哈布斯堡的历史传统和老皇帝的个人魅力。

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在位已经60多年,德高望重,深受爱戴(用康有为的话是“仁明惠慈” )。

但老皇帝一旦故去呢?

在维也纳的知识分子圈里,人们在激烈地讨论,如何维系这个庞大的没有主体民族的多元化国家呢?或者干脆将其打碎?

各种思潮和理论在激烈地交锋。

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奥托·鲍威尔的民族文化自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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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侠影萍踪江湖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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