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难忘的国境线
那段难忘的国境线
李公尚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曾多次被派往中国西藏的国境地区执行任务，先后在中印（度）、中不（丹）和中锡（金）等国的国境一带工作。那时从西藏拉萨去中不（丹）国境线，途经经日喀则、江孜、康马、先到亚东，车程需要两天。公路是一九五九年西藏平叛后，用了三年时间建成通车的，路面是沙石路面，尘土飞扬，颠簸不平，路面常被雪水融稀或冲断。每隔十多公里，就见西藏公路局沿途设立的护路班，在路面上铺洒沙石，填补路面上不断出现的坑洼沟豁。路班工人都是藏族，住在沿线的各宿舍里。我们停车休息时，他们就提着热水瓶给我们送酥油茶。西藏军区送我们去亚东的同志说：“军区和武警总队的司机常把路班当休息站，他们对军人一向很亲切。”我看得出，藏民非常热爱当地驻军，也非常敬重那时稀有的公路和过往车辆。
亚东是西藏和不丹与锡金接壤的县治，县政府设在下司马镇。四层楼的县邮电局是当时镇上最气派的建筑，中国人民银行和新华书店也设在里面。县政府、县公安局和县武警中队及县看守所设在镇上的另一头。据说县看守所已两年多没有关押过犯人。当地共有三名犯人，一名犯重婚罪，另外两名是盗伐林木罪，不是重罪，在家服刑，接受监督，参加集体劳动。
我们住的县招待所，是一间有十二张床的大房子，中间有一张大桌子积满层灰。县委书记、县长、武装部长、公安局长、武警中队长和指导员先后给我们送来了热酥油茶、热水、红糖和茶砖等，县长伸出胳膊，用袖子把桌上的灰尘拂了拂，又用嘴吹了吹，我们把随车带的肉类罐头、水果罐头和巧克力糖拿出来，一起聚餐。火腿蛋卷罐头、桔子罐头和压缩饼干，是当时西藏部队的“老三样”主食。我们用自带的高压汽炉加工红烧肉罐头时，武警中队长又跑回去弄了一些蘑菇、辣椒和几种叫不上名的菜叶和豆荚来，说是战士们自己培植的。不久邮电局长、银行行长、新华书店的领导也来了，还带来了酒，倒满三个军用口缸，你一口，我一口地轮着喝，在座的是当地仅有的汉族干部，大家边吃边谈前面的情况。
当时公路只通到亚东县城。再往前，人烟稀少，只有走马队的小路，有些路段勉强能通汽车，也只是军车行走，到了几十公里外的下亚东乡，汽车就无法通行了。下亚东离我们要到达的目的地还有一百多公里。剩下的路途，我们只能骑马。县委书记是个“老西藏”，告诉我们：“当年我进藏时，全西藏没有一寸公路，我是拉着马尾巴走进来的。现在公路通到县上，你们到前面去，起码能少走一个月。当年达赖集团出走印度，走的就是这条路。他们走了两三个月。”在座的干部都是四川人，心直口快。
第二天，我们从亚东县城沿亚东河南下，驱车前往下亚东。全程只能单向行车，崎岖蜿蜒。如对面来车，回后方的车辆须先找合适的地方小心地停好，让去国境地区的车辆先行。几十公里走了一上午。听司机说，前些年某边防连的一名战士得了盲肠炎，疼得满地打滚。因为没有车，连里派了八名战士轮流抬着他往后方赶，半路上遇到一辆往国境线送给养和书信的车，送伤病员的战士们就让司机把生病的战士和一名护送的战士送回后方，其他七名战士把车上的货物背回国境线。生病的战士被抬上汽车后，汽车因为无法调头，只能原路往回倒车。当天晚上汽车到达后方医院时，得病的战士死了，汽车也报废了。
我们去下亚东乘坐的中吉普，顺便搭载了一位探亲的军属。她是前方某边防连张连长的妻子，小学教师，从四川遂宁来。三年前她和张连长在家乡结婚后总共生活了三个星期，丈夫就回西藏了，这一别就是三年。她说她已经忘记她丈夫长什么样，见了面还不知能不能认出来。这次她请了三个月的假，从四川到西藏转了三次车走了两天，从拉萨到亚东转了七次车走了六天，在亚东等去下亚东的便车又等了一个星期。为了这次探亲，她发了一年的恨，准备了半年多，按照信上的地址到亚东县，才知道她丈夫根本不在亚东，而在离亚东往南还有一百多公里的松洛错，那里位于中锡（金）国境地区，人烟罕至，根本就不通汽车。县武装部的领导告诉她，她不能去松洛措，只能在下亚东等他丈夫去看她。她不知道她丈夫怎么从松洛措去下亚东，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赶到下亚东。言语之间，泪已湿襟。
按照边防部队口耳相传的礼遇，到西藏部队探亲的家属，搭乘军车时都坐最好的位置，也就是司机旁边的座位。我们不知道这一惯例。车上装满了器材和给养，上车时我们让职务最高的老孙坐在司机旁边，那位军属坐在后座。司机见了不肯开车，一问才知道是老孙坐错了位置。老孙和我们挤坐在器材中间，安慰张连长的妻子：你是戍边军人家属的楷模，所有军人都为你骄傲。张连长的妻子激动地说：“这次不管见到见不到，只要我朝他的方向走一步，离他就近一步，心里也就好受一步。”
两天后我们离开下亚东，分别奔赴各自的目的地时，张连长的妻子告诉我们：张连长已经在来下亚东的路上了，再有两天就到。我真希望能晚走两天，亲眼看看张连长是个什么样的男子汉。听说他三年没回家，是因为去年把两年一次的假期让给连里还没有结婚的干部回家去找对象。常年戍边的军人，找个对象很不容易。我不知道张连长如何到达下亚东，那一带林木茂密，山路崎岖，人烟罕至，两天的路程，一个人行走不是件容易事。一般部队去松洛措，都从国境线上的乃堆拉山口沿国境线向西南方向走，因为公路已通到中印对峙的乃堆拉山口。但是那一带当时不为外界所知，边防军人给家里写信，地址都写亚东县的信箱。我衷心祝愿他们早些团聚。
我要去的地方是波洛卡往南的一个地点，地图上没有名字，我们给它编了代号，位于中不（丹）国境线上。当时印度正在加紧吞并锡金和不丹，向锡金和不丹大规模进行军事部署。中国与锡金和不丹没有直接的外交关系，对于这两个处于封闭状态的国家的内部情况和上层的态度，上级急需第一手的最新情报，我们必须尽快和当地的一些情报关系加强沟通，打通有关渠道，建立有关网络。
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是建立情报网络的主要障碍。那时在西藏的国境线一带，边防部队负责沿线的巡逻执勤，控制山口、把守关隘和占领要道。沿线有往来的边民居住或活动的地点，设有武警边防派出所，负责边民和财产的管理。我需要经常穿越这些地区，边防部队和武警边防派出所为我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为了能及时把有关情况迅速安全地报告上级，我分别在距离一个边防连队十多公里和二十多公里的两个地方建了两个点，由边防连的战士帮助临时拉了两条电话线。通过边防部队和西藏军区的中继线，我可直接向家里传送信息。我在这两个点中间，选择了一条有边民出没的无名小路，作为突破口，纵横穿插，深入远出。二十多天下来，收获甚丰。
但是，一件让我一直担心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那天我返回那个离边防连队较远的工作点，躺在帐篷下的地窝里睡了一觉，等待发出信息的时间。醒来时我突然发现，电话线不通了。这段临时拉的电线由于条件所限，在地面下埋得较浅，距离又长，那几天常有大风冰雹和降水过程，说不定什么地方出了故障。当时我孑身一人，孤立无援，只好决定等第二天天亮再沿线前去查看，顺便到另一个点也去查看一下。
第二天我出发前，又测试了一下设备，意外地发现电话线通了。我兴奋至极，和家里做了紧急联络。根据家里的指示，我必须立即返回某处，去开展工作。
几天后我再返回这个点时，已是傍晚，发现电话线又不通了。心里十分焦急，后悔没有直接去另一个点，前两天我利用另一个点和家里联络过，畅通无误。第二天我再次测试设备，惊奇地发现电话线又通了。我和家里进行了联络，并把这一异常情况顺便报告给家里，家里对我这边的信号作了安全测试，结论是信号没有泄密，不要放弃使用这个点。我感到非常奇怪，决定忙过这几天，沿线去仔细检查。
几天后我再次回到这个点，怪异的事情仍然存在，电话线白天畅通，晚上中断。我决定第二天沿线去查看情况。第二天一早，我带好工具和设备，沿着电话线策马前行。沿线发现很多地方电话线都裸露在地面上，但是并没有断。在我走了大约一半路程的时候，突然发现前面有两个黑点在晃动，心里一惊，立即拿出电子望远镜，趴在地上观察。
前面的两个黑点一定也发现了我。在极目蓝天的旷野里，远处有一点异常，远远地就能一眼捕捉到。况且对方也可能使用望远镜。奇怪的是，那两个黑点一直停留在原地，不向任何方向移动。我想这个地区常年无人，如果是人，也应该是边防部队的人。因为敌方的军事人员出动都是结队而行，虚张声势，从不敢单独活动，也不骑马。我决定走向前去。为了安全起见，我还是把固定在脚踝处的手枪和大衣下的微型冲锋枪，都打开了保险。
离目标越来越近，我渐渐发现对方像一位军人，斜背手枪，拿着望远镜，站在他用来驮给养的马旁边，向我挥手。走近了我才看清，是一位藏族边防武警。由于长年风吹日晒，他面部黝黑，看上去四十岁左右，但实际年龄一定年轻得多。我穿的是当地服装，就告诉他我是勘探队的，但他一眼认出了我牵马的是军马，问：“是边防团的？”我点点头说，“是来检查电话线的。”他听了，上前和我热烈握手。说就是因为这条电话线，他已经在这里守候了十多天。
他的汉语说得很差，但人很质朴。他告诉我边防派出所最近获悉这一带有边民出没，就派他前来查看情况。他路过边防连时，发现这条新拉的临时电话线，就沿着这条电话线走到这里，看到电话线断了，就停了下来。他知道近来国境地区形势紧张，也听说上面派人到这一带工作，就觉得这条临时电话线一定很重要。他本来想把这条线接起来，但是电话线短了一米多，连不到一起，于是他就把电话线拴在马身上，让马作为导体，守护着等人来修。他一连等了十多天，晚上睡在一处新挖的地窝里。地窝里放着给养、饲料、水和冲锋枪，他指了指笑着说：“你要再不来，我带的干粮和马吃的干粮没有了，我和马就要回到派出所去，报告这个情况。”
我听说过西藏边防武警非常艰苦，外出工作，大多独自一人。追踪边民，甄别身份，查验物品，走到那住到那，很多时候夜晚找不到人家，就临时挖个地窝，铺上雨衣和毡子，盖着大衣和衣而眠。一般外出要两三个星期才能回到所里。我衷心感谢他所做的一切，他用生硬的汉话告诉我：保护国家的财产，守卫国家的一草一木，任何时候都是边防武警的责任。他拿出罐头和糌粑给我吃，我也拿出几盒罐头，他见状就又拿出一块像干树皮一样牛肉，撕扯开分给我一半。这种食物是藏民用生肉腌制后熏烤或晒干而成，方便储藏携带，路途中一点一点地慢慢咀嚼，有滋有味，也很扛饥饿。
我把电话线修复后，听说他在回到所里之前要去两处地点巡查情况，还有三天的路程，我就把我随身携带的罐头、压缩饼干和巧克力全给了他。他牵着马驮着给养和武器，默默转身离去。我看着他风尘仆仆的背影越来越小，心中涌上一阵敬意。他的名字叫索朗吉瓦。
从最近印度军队入侵中国洞朗的事件我可以看出，中国的高等级公路目前已经像肌体的末梢神经一样分布到了国境地区的各处，彻底改变了中国过去那种“疆域有图无路，边民有踪无户，出行有吃无住，联络有心无顾”的原始状态。国家的边疆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交通运输能力有了极大的改善。
印度、不丹和锡金，都处于西藏高原缓缓下延的低原地带，地势平缓，林地茂盛，人口稠密，虽然交通状况不良，但相对中国的西藏，自然条件非常优越。英国殖民时期，已经把公路建到了他们因自然条件所限无法再向前推进的地方，于是就主张那里是他们的边界。当时印军向不丹和锡金大力部署军事行动，正是利用这些条件。仅在波洛卡对面的不丹一侧，用铁皮、木材和石块，建有碉堡二十三处，营房两座，配置旧式英制火炮十四门（其中三门在运输和安装时损毁配件，暂无法使用。炮弹总量不足一个基数），配有苏制汽车一辆（因缺乏汽油和备件，开到当地后只用过三次），矮腿马二十匹，牦牛运输队一支。印度军队像一窝一窝的毒蛇，阴险地盘踞在国境线一侧，蛰伏一段时间，就不时地抬起头，伸出触须活动一下，向外界表明他们活动过的地方是他们的，企图造成既成事实。一旦引起冲突，被我方驱除回去，就恶人先造谣，不指明具体地点和时间，含糊其词地污蔑中国军队侵入他们的领土后被他们赶走。一来掩盖责任、虚报战绩向上邀功请赏，二来获得国内舆论的同情和赞誉，聊以自慰。
其实，在中印国境地区工作过的人都对印度方面的胆小虚伪和阴险贪婪一清二楚。他们被一九六二年的战争打痛之后，心有余悸，不敢轻举妄动，但改不了越境蚕食的心态。他们内部规定，越境惹是生非时，要成群结队，不先动手，不先开枪，做好记录，事情闹大就对外统一口径。他们的边防部队每次新官上任，总想先烧三把火，搞几次越境，表现自己，向上邀功。印度的政客更是在国内做不出政绩时，通常搞几次外交事件或边境冲突来转移国内矛盾和视线，为自己拉票。这种情况屡见不鲜。每次他们国内大选之前，都是如此。
这次洞朗事件也反映出了印度的心虚和焦躁。目前中国的边疆建设大大超过印度，而印度的很多设施还停留在几十年前，他们一贯自以为是的优势已完全丧失，压力和恐惧越来越大，只好虚张声势，先发制人。这次中国政府严厉警告印度必须无条件撤兵，已做到克制忍耐，仁至义尽，有理有利有节。使印度处于留又不敢，退又丢人，进退维谷的困境。我相信中国政府在处理印度入侵问题上早已做到知己知彼，成竹在胸，胜利在握，只是在等待时机。一旦时机成熟，有所行动，必将大获全胜。
2017年8月21日
于美国弗吉尼亚
戳这里 Claim your page
来源: 文学城-李公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