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朝歌》之前的几句话

三月三十一，周五，2023

当我开始构思《定风波》卷一的时候，对于春秋战国，乃至之前的夏商周有的仅仅是一个模糊的影子。

书写熊鲤和屈童的过程中，陆陆续续的读了一些史书，包括《战国策》，《兵法》，和《左传》。不读不要紧，一读之下大有乾坤，从而心生敬畏，对卷二有了许多新的想法。

战国，一个非正义战争遍地开花，大鱼吃小鱼，礼崩乐坏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百家争鸣，思想家辈出，哲学体系在中原大地上争妍斗艳的时代。同时也是冶铁，制盐等工业发生了革命性进展，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君主制转变的时代。

什么样的国家是一个理想的国家？

君主，法度，和民权又将如何平衡？

以农业为主，还是提倡商业？工业革命又需要什么样的土壤才会萌芽？

什么样的国家能够坐上中原霸主的宝座？霸主是唯一的出路吗？有没有可能共和？有没有可能联邦？

这些都是《定风波》卷二所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我决定暂时把卷二放一放的原因。

在我有了定论或者说设想之前，会先做一个实验性质的小项目，《朝歌》。

《朝歌》把时间线从战国往前推了推，发生在商末周初的时代。

我们的文明，在历经了从原始氏族到部落，到部落联盟，再到城市国家。而社会也从女娲和伏羲的母系社会转变到了尧舜禹的父系社会，首领由禅让转变到了世袭。

而周是一个集大成的时代（并非王朝）。相对于西方的宗教和法律，周贡献出了一整套“礼乐”，用这个礼乐来教化和束缚国民。而这个礼乐也正是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文化根基。

所以，由商到周，是值得一写的。

当然，我的《朝歌》，只是一个故事，是我跟随文字去上古体验一把的载体。对于这段历史感兴趣的朋友，推荐吕思勉的《先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