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大求职经历到贝*实验室及我华大的导师
记得是1986夏天，主校园去医学院C分校园的校车开的挺快（中间没站), 一路上无暇欣赏路边森林公园的美景，脑子里还在思索着系里刚发给每个博研生的信件。（根据过去10年的数据，系里博士研究生平均学业是6.8年，系里希望大家能够抓紧一点 ……。）虽然我的论文题目早已决定，而且进度问题不大，可是只有找到雇主才能毕业！ 从82年元月算起到年底已是5年整，也是时候按着老大的脚印转型了。之前已经发出N封求职信，上个月只有贝*实验室的F先生询问过，一幕幕浮现在脑海里，思绪万千…
电话突然响起，我兴奋地抓起，当电话里面传来个别的中文词汇时，我已猜想到他应该也是华人。他说我是贝*实验室的F，在JF的实验室里做事，你最近写给他的求职信，他让我了解你一些情况。F问了一些我博士论文的大方向，进展如何，等等。细节记不清了，只是记得他问到我的数据采样过程, 是不是在“A-to-D“之后。因我当时的原始采样是从数字文件开始，并没有动手做过A-to-D全部录音过程，所以我的回答有点模糊。工作几年之后才搞清A-to-D里面的细节。F在电话里没有给我明确的答复，但几天后我突然接到当时在B*工作的Dr.S电话。我当时并不认识他，更不熟悉他的背景。只知道一点点B*和贝*实验室的历史关系。Dr.S说你给贝*实验室的求职信转到我这里。我也熟悉你论文导师M，可是人事部说P被看为H*组织的一部分，B*不允许接受来自那边来的的外国留学生。不过不用担心，已经将你的材料转到N公司的贝*实验室，他们没有那个限制，会直接和你联系。
我的博士论文委员会有2位并列主席，一位是C, 另一位就是M。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华尔街日报在1957年曾经报道过M的实验成果，他应该是美国第一个证实大猩猩具有语音天赋，特别是元音识别脑细胞的科学家。他1958年到圣市的CID之后，这个领域开始成为他的研究专题。当时的CID里只有一位懂计算机科学并且是刚从MIT来的博士C。几年后C在华大工学院创建计算机系并一直担任系主任。我可能是他近10年带的第一个从中国来的读博学生。CID当时是华大医学院的科研挂钩单位，当然也是因为M具有的联邦多年拨款资助项目。当时在几个月前偶然看到的M作为PI写的研究项目申请报告上，我居然还被列为首席计算机科学家。多年后当媒体抱怨联邦医学研究拨款开支太高，我想自己当年的博士论文研究经费可都是来自那里。圣路易斯的CID是20世初由当时来自奥地利著名的耳鼻喉医生Goldstein创建的，30年代时期在哈佛大学来的D带领下，CID研究所成为世界在听聋领域的科研先锋。毕业前读过D发表的CID70周年诞生日命题文章，才知道两位导师当年都在他手下共过事。D是我在华大读博期间唯一荣幸见过的美国科学院院士。
M指控的A*官司在联邦法庭上打了近30年，最后赢了。联邦法庭长达上千页的判决书上除了众所周知Divesture，也就是从84年1月1日开始，A*将拥有的当地电话业务分出7个独立的上市通讯公司。当时这7个公司被媒体同称为贝*系统。除此之外A*必须将自己的贝*实验室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归自己。另一部分成为B*，被新成立的7个通讯公司共同拥有7年。在1984年1月前，A*的实验室具有近5000个博士学历的研究员，这还不算硕士及本科学历的工作人员。后来才知Dr.S在这样背景下从贝*实验室转到B*。新成立的B*就在附近，而且可以像贝*实验室一样，在这7年中保持相对的独立，可以获取联邦赞助。但是他们也不允许接受对联邦有敌意的机构，例如2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H*条约组织。在这个条款之下还有小字部分，其中将ZG分为H*条约国之类。后来知道B*人事部见到我的履历表就是为了这些小字部分缘故而转给新成立的N*公司的研究室。
当天像往常一样，下了校车之后，我向西走到分校园的顶头，进了CID研究所大楼，南窗下面就是通往市区的高速公路（I-64)。从83年暑期开始，我在这里已经跟M干了近3年。在收到Dr.S电话后几天，N*公司的实验室的一位经理打电话让我去那里面试。当后来拿到就职聘请信之后，也没有任何犹豫，这样在贝*系统一干就20年。十多年后我所在的S公司又收购了当年的母公司，改名称为新A*，我向实验室的副总讲起这段历史，他也倍加感慨。在贝*系统鼎盛时期，7个S*实验室加起几乎有120个研究员，到最后只留下我所在的S公司一家S*研究室，很幸运我是剩下5人之中一员。
在N*公司工作期间，经常接触Dr.S，因为他所在的B*公司有7个老板。7年之后，7个贝*系统的公司必须按联邦法庭当年的判决书将B*公司卖了。后来才知道Dr.S也是华大毕业博士，在M手下的C*实验室做过博士后。Dr.S在贝*实验室后来在B*公司期间，因他发明的DS技术在语音界赫赫有名。他不仅是位出色的科学家，也酷爱音乐。有一年夏天他当时参加的一个近30人的业余管炫乐队去欧洲慈善性的巡回表演。回来之后他讲起此事，我从来没见过他那么喜悦。如果我当年发给JF的求职信不是被他受理，并在他的努力下跳过H*条约组织的小障碍，又转给他在贝*实验室过去的同事，我也不可能去N*公司新成立的实验室。如果当时华大工学院没有计算机系主任发的那份博研生“督促”信，我的华大学生时代可能延续到两年以后，也就赶不上那个第一班车，可能职场生涯就是另一条路。
在华大读博初期，学过一门基础课，用的2本教课书之一就是JF写的。对一个初学者而且是外国穷留学生，领导贝*实验室的JF是当时通讯界公认的权威，高不可攀的人物。没想到3年之后竟然跟着我工作的N*公司贝*实验室的几个老板去参观他的航母。JF对我们非常热情，可能也是因我当时的老板曾经在他手下做过博士后。在贝*系统前后干了20年，JF是我见过的最平易近人的高管权威之一。现在都很难相信像我这一个无名之辈居然给他寄求职信。现在回想起来，只有站在华大这样巨人的肩膀上，我可能才会敢写那封求职信。如果重新洗牌一次，我还是会选择华大的。
离开华大十几年后，在Dotcom时代，C和他系里两名年轻教授创办了一个小公司，专门研发超高速集成电路设计。几年后被当时全国最大的网络公司收购，价格4亿美元，成为华大工学院中教授创业史的最高记录。几年后我在公司宣布的最新技术购买清单上看到这个产品的名字。后来C在创业道路上做了很多年，一直到今年初我在工学院的季刊上看到院长写的纪念C文章。C的座右铭正如他车的牌照上写的: 尽力工作, 诚心善良。 没有华大这块敲门砖，也没有我的今天。如果我把华大比喻为一块敲门金砖，那可以说C给了我一把金钥匙，M教我如何开锁，S帮我找到门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