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配美国 (原创小说）
发配美国
李公尚
刚进门的这三男四女，除了大泽龙一对自己的名字不陌生外，其他六位的名字，仿佛是仓促间偷穿了别人的衣服，不自在之余，彼此都感到可笑得难以接受。“简爱”，当律师按照其中一个填写的表格叫她进去谈话时，那个被叫的女士竟不相信，她这么快已经变成了“简爱”。
她是踏上美国这片土地后，最先想到要给自己起个英语名字的。叫什么好呢？要是在国内，她会翻翻英汉大词典，然后费上一段心思，再打几个电话找好友测试一下，看是否能反映她的形象。可是现在境况仓皇，又无先例可循，紧急中便想起了以前看过的英国译制片“简•爱”，那主人公的形象虽已模糊，但名字还算上口，于是她便学了一回“拿来主义”。
简爱有了自己的英语名字，其他几个本来就不乏从众心理的同伴，突然感觉似乎“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于是赶紧“聚而谋之”，一阵热闹喧哗的“啊拉，毋来思，个得马似”的乡音之后，这些上海来客便都有了各自的英语名字。
中国人使用外国名字，就好比女人佩戴假乳房，以人们可以容忍的虚假来衬托自己伪劣的格调。大泽龙一领略过外国名字的妙处，因此来到美国仍不舍弃已有的“和式氏名”。他曾三渡东瀛求学。第一次因在东京的新宿售卖假电话卡，被有关当局捉了个正着，于是被驱逐出境。回国后国内没有他的前科纪录，他便换了个名字再次东征，结果又在东京的浅草贩卖废旧电脑芯片时被日本政府当场拿下，二次被逐回国。回国后一不小心，竟被那些不知己更不知彼的“抵日派们”奉为“抗日英雄”，于是他再振雄风，三下倭地。这次他以大泽龙一的名字在东京池代的西一番等地，专找电子游艺室下手，不幸又被现行扭送见官。从此他绝了去日本的望，于是便作起了美国梦，如同那个“平生只靠到北边地面盗马”的段景柱，换个山头，保不准就能“厚皮老脸”地凑数混入“一百单八将”。
这三男四女是从上海参加一个“赴美商务考察团”来到华盛顿的。考察团一共十二个人，按照行程，这天要去游览美国国会、白宫及航天馆、艺术馆之类，临上车前，他们几位突然一起提出要留下来会见朋友。团长听了不便拒绝，将信将疑地带着其他人走后，这七位就戚戚喳喳地你谦我让，按着前一天看到的一份华文报纸上刊登的一则专门办理移民手续的广告，带着各自的大包小裹，乘出租车来到了那家律师事务所。
律师似乎是一种合法教唆犯罪的职业，如同医生，以救死扶伤的名义把人治死就能受到法律的保护一样。这家华人律师事务所自开张以来，从没有遇到过这样兴旺的景象。七位顾客一进门，异口同声地要求 “申请政治避难”，颇有集体上访的架势。所长斯蒂文忙在会客室接待这些上海同胞。像办讲座一样，他手舞足蹈地先讲美国法律中涉及政治避难办理移民的快捷和便利，又讲美国有关尊重隐私的规定，接下来便暗示各位赶紧交钱。
幻想总是诱惑不了解现实的人。威廉姆是上海一所大学里的化学教授，四十多岁，对外界事务的敏感，超过无机物分子间的化合反应，为人处事，全靠肾上腺分泌的多少，随环境、气候和情绪的有机结合而定。他在国内讲课时写过两稿讲义，后补充定稿，修订成册，无从出版，便想到了美国的出版自由。他的妻子本在大学里教授数控理论，偏偏在清廉中不能自控，就到一家公司做起了会计经理，从此家里便开始了裂变反应。妻子嫌弃丈夫，常常是婚姻解体的催化剂。威廉姆既无法把自己转化成像“人家的丈夫”一样，又受不了感情转换太快的妻子的刺激，便另辟蹊径。他不是商人，本无“商务”可考，但通过商务考察可以去美国，就觉得这或许是一个转机。都说美国是自由社会，如果在那里能出版自己的书稿，想必前途一定不可限量。于是他向朋友借了高利贷，自我流放到了美国。
斯蒂文介绍了人们来美国申请避难的一些理由，例如不同政见受到迫害、信仰自由受到妨碍、计划生育政策导致节育、民族冲突导致生存危机等等，问他以什么理由申请避难。威廉姆说：自己是一个学者，在国内却没有出版自由。斯蒂文又看了一遍他的学术头衔，问他是不是经常参加学术活动，威廉姆立即心领神会，忙说当然享受不到学术自由，更被剥夺了言论自由。他举例前年美国有个大学举办国际化学年会，他本来最有希望出席，可是名额却被学校领导占用。他为此提意见，就受到了院系领导的压制。
威廉姆在向斯蒂文诉说时，彭定康和一个女人探头探脑地进来好几次，焦急不安地问什么时候该轮到他们。
“彭定康”本是英国派驻香港第二十八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督Christopher Francis Patten的中文名字。此时这位，前些年在上海炒外汇股票时，曾翻阅香港报纸，记住了这个名字，刚才填表，心想彭定康既是英国人，名字就一定是英语名字，于是擅自借了外债，自我命名为彭定康。斯蒂文不知该如何将这名字拼成英语，和他商量是否可以用汉语拼音拼写，这位倒也大方，说无所谓，只要能留在美国，你怎么写都行。
彭定康的避难理由是，他前妻为他生了一个孩子，再婚后他的现任妻子也想为他生一个，计划生育政策却逼迫他已经怀了孕的妻子流产，侵害了他们的人权。
彭定康的现任妻子曾是上海一家银行的信贷员，手头似乎有些阔绰。来美国时，为了签证方便，她和彭定康装得互不认识，现在她紧张地坐在彭定康身边，新名字叫戴安娜。
排在彭定康夫妇后面的叫南茜。她曾在上海搞过几年传销，业务无非先骗亲属后骗朋友，得了一些钱就东藏西躲。后来传销被定为非法，她断了生路，便愤恨起社会不公。听说在美国搞传销属于合法，她就以此为理由申请庇护。
最后一位叫劳拉，曾是上海一家公关公司里的高级公关经理。这经理级别的高低，全靠要求全陪的客户出价多少。劳拉在国内挣钱不菲，却厌烦了客户的“低素质”，据说“那些人喝完酒也不漱口，抱着人家就啃”，有损她的品位。这次来美国，她要找高素质的老外，理由是：“美国没有计划生育，就是想和老外多生几个混血儿”。
七个人都谈了一遍，斯蒂文就让威廉姆帮忙把每个人的护照复印一遍交给他,可是其他人都不情愿。斯蒂文刚要解释，突然明白了，他们的护照里有每个人的真实姓名和出生年月等，谁也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真实情况。人们通常在不体面的时候，最在乎自己的隐私。
斯蒂文只好自己动手。他告诉大家，从现在起到把他们材料寄出，再到移民局寄回接受材料的回执，最快要两个月，这段期间要先找地方住下来。他问各位这里是否有亲友能帮忙，各位面面相觑。南茜对威廉姆说：一路上你总是说你有很多同学在美国，你可以找他们啊。威廉姆听了脸憋得通红。人们爱用亲朋同仁的优秀，来暗喻自己的不凡，却常常不知他人的成功，恰恰反证了自己的无能。威廉姆无言以对，劳拉就打抱不平地说：你不也说你有很多亲戚在这里吗？
斯蒂文打电话和他住在W街的一个朋友联系，然后告诉他们：他的朋友那里有一间地下室出租，可以容纳六七个人，房租是每人每月一百五十元。
大泽龙一不愧是闯过江湖的，住下来不几天，就把华盛顿地区转熟了。接着，就在靠近N 街的一家华人餐馆里找到了一个洗碗择菜的工作。他受过日本料理的熏陶，出道的功段，用在中国餐馆里绰绰有余。洗碗择菜之余，厅堂忙了就帮着传菜上盘，客人走了又帮着收残撤桌，闲下来时手执一块抹布，东一搭西一抹地并不停下，几个星期下来，博得上下一片好感。
简爱找到了一份体面的工作。她曾经是上海一所中学的语文教师。Q街一家华文教堂办了一个幼儿园，需要中文教师去启蒙那些牙牙学语的华人子女，于是简爱学有所用，每天就说着中文去为那些不知其意的幼儿换尿布。人有本能适应各种迫不得已的环境。简爱每天连滚带爬地工作十多个小时，下班后仍愿意在地铁里多坐几个来回再回住处。她和其他六位同伴住在一个分别用布帘隔开的地下室里，虽已“老死不相往来”，但彼此的一举一动都能“鸡犬之声相闻”。墙角地板上的一只电炉，分别为七个人提供三餐服务，室内从早到晚烟熏火燎。洗手间的门掉下来久无人修，洗澡或如厕用门帘相遮，一有风吹草动便闹得胆战心惊。简爱想起曾看过得一部美国译制片，里面描写的监狱条件，似乎比她目前的住处要好。
南茜去了一家越南人开的美容店里做指甲美容助理。越南人在美国开店，擅长多种经营。开洗衣店兼做修皮鞋卖消痔水，开杂货店兼卖中国古玩和山水字画。这家美容店除了美容剪发，修指甲染脚趾外，还暗中提供色情按摩服务。店里有位常客是华裔越侨，越战结束时作为难民来到美国，开过一家杂货店。如今孤寡老弱无亲无助，就想在风烛之年把剩余财产消费殆尽。他每星期颤巍巍地去做两次按摩，别人见了他那猥身琐形粗皮皱肤，如避瘟疫，老板就让新来的南茜前去敷衍。南茜眼睛一闭，权当摆弄草木，骑在他身上把玩哄逗个把小时，老家伙倒来了感觉，临走时悄悄塞给南茜丰厚的小费。
南茜从此见了这老家伙就越发殷勤，老人回馈不菲。他其乐融融地又来过几个星期，就悄悄告诉南茜自己的住址，希望南茜能上门服务。南茜求之不得，一连去了几次，于是老人希望南茜从此住在他家里。南茜搞过传销，知道商品在流通领域里的价值，于是二话不说，赶紧把自己直销给了“那个老不正经的东西”。
一天晚上，大泽龙一帮忙到M 街的一家夜总会去送外卖，进了昏暗的内厅，一抬眼，竟看到劳拉正一丝不挂地在台上劈腿挺腹，奉臀献乳，摇头摆尾地起劲表演。同台表演的还有几个白色女人和黑色女人，但她的东方面孔颇引人注目，所以她面前聚集了不少喝酒的顾客。她的大腿上套着一根橡皮筋，上面扎满了客人塞上去的小费。
大泽龙一收了钱刚要离开，刚下场的劳拉叫住他，毫不掩饰地抖了抖自己丰硕的乳房，说请他今后多来捧场。大泽龙一说自己没钱也没工夫，劳拉眼睛一瞪说，谁让你来了？我是让你多介绍朋友来。大泽龙一听了，哈哈一乐说：对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刚才还有几个到餐馆吃饭的从国内来考察的人问我，晚上有什么地方好消遣呢。劳拉又扭扭屁股说，我也可以上门服务，你介绍一个，咱俩二八分成。
威廉姆抱着汉英词典，费了好几天的时间写成一封英语信，租用房东的电脑打印出来，分别寄给一些学校和出版商，介绍自己的教学生涯和学术成果，希望有人能帮助出版他的书稿。信寄出了两个多月，杳无音信。这天，斯蒂文让他到律师事务所去补充材料，他向斯蒂文打听起美国出版业的现状。斯蒂文看了看他写的英语信，对他说：你在国内学的英语和美国人用的英语差异很大，可能读过你的信的美国人，根本就没看懂你的意思。
彭定康夫妇天天去K街一家股票交易所去看市场行情，他们和地下室里同住的其他五位男女，如同佛基尼亚西部山区牧场里群放的不同种类的牛马，你蹬我踢，习性各异。他们住的地下室里，沿墙并排铺着七个睡垫，三位女士睡在一边，两位男士睡在另一边，彭定康夫妇则被房东安排在男士和女士们中间，起隔离作用。虽然每个睡垫之间都用布帘隔开，但是彭定康夫妇仍不情愿位列其中，坚称这样侵犯了他们的隐私。为此房东为他俩减了五十元月租，他俩也就减少了私隐。晚上等各位都躺下熄灯后，他俩气喘吁吁地行幻境仙之术，位于他俩两侧干柴烈火般的男盛女强们，如同蓄势待发的猛虎恶狼一样屏声静气着。待他俩云消雾散，一口长气尚未来得及呼出，周围便如火如荼地弄出些动静来，搞得他俩惶恐不安。几天下来，他们变得焦躁忧郁。及至忍无可忍，彭定康便要求房东解决这种尴尬，房东就又减少他俩五十元房租，却加在其他五位身上。其他五位抗议争辩，房东就威胁要把他们全部赶走。唉！在人矮檐下，哪能不低头？
南茜在搬离前，决定报复一下房东三个月来对她的苛刻。这天南茜回到地下室，趁人不注意，就把彭定康夫妇压在枕头下面的一团旧袜子，悄悄塞进地下室排水泵的抽水管。晚上睡觉前，彭定康和戴安娜突然大惊失色地说他们的财物遭到失窃，嚷着要报警。房东被惊动后，下来问丢了什么东西，彭定康夫妇支吾着说他们放在枕头下面的一团袜子不见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戴安娜却哭着说那些东西对他们很重要，彭定康则焦急地要求房东检查每个人的行李物品。折腾了大半夜，没查出任何结果，房东就骂咧咧地上楼睡觉去了。
第二天一早，地下室的洗手间里发了大水，污水横溢，淹了地毯和几个睡垫。房东被吵醒后，在大呼小叫中拿了工具下来检查维修。忙活了半天，他从水泵的管道里掏出一团袜子，愤怒地扔到彭定康夫妇面前，刚想大骂，却见一只袜子里露出了一大卷百元票面的美元。
见钱心动，怕是多数人的正常反应。房东当即大喊有人偷了他的钱，藏在水泵的管道里。彭定康紧紧抓住那卷被水泡透了的钱，申辩这些东西正是昨天晚上他丢失的，应该是有人偷了他的钱藏在那里的。房东仗势欺人地大骂彭定康：当了非法移民还不要脸，穷得偷了他的钱想抵赖，说着就张牙舞爪地威胁彭定康把钱交给他，并作出报警的架势。双方你推我搡，争执不下，戴安娜情急之下说，这些钱是她在国内的银行搞信贷时，用丈夫彭定康开的公司贷款套现来的，他们带来的钱其实并不只这一点。
看热闹的南茜听了，懊悔昨天晚上没发现这些钱，于是起哄说这事应报警解决。房东怕报警后警察追究他收留非法移民，于是赶紧缓和下来，说不管怎样，地下室的水管被彭定康的袜子堵塞，污水损坏了他的财产，彭定康应分一点钱给他作为赔偿。彭定康夫妇坚决不同意，表示要立即搬走。房东愣了一下，随即笑逐颜开，语气温柔地说他楼上有较好的房间，为了彭定康夫妇的安全和方便，欢迎他们搬上去住。
威廉姆终于受不住饥寒交迫，开始到处找工作，不想屡屡碰壁。后来他找到了一家华人职业介绍所，交了五十美元，被推荐到一家华人超市做夜班理货。可是做了不到一个星期，就被店主辞退。他便又去找那家职业介绍所，介绍所让他重新交钱。威廉姆一听急了，忙说自己吃饭都没钱，哪里有钱再交一次？介绍所的人说看在他是老客户的面上，给他打个八折，交四十元吧。威廉姆想了想说，他从国内带来了一份很珍贵的书稿，愿意暂时用书稿抵押，等挣了钱再交。介绍所的人让先拿书稿来看看。威廉姆恋恋不舍地拿来自己的书稿，介绍所的老板翻了翻，扔给他说：中文的，不值钱。威廉姆还想争辩，已被人推出了门。
回到住处，威廉姆愁眉不展，大泽龙一没好气地对他说，你这样文绉绉的怎么能出来混？职业介绍所都是和那些招人单位串通一气的，专门挣像你这种人的钱。在国外，欺负中国人最狠的，就是咱们中国同胞。这样吧，明天跟我到我打工的餐馆去，让我和老板说说。
前些天，大泽龙一在外国学生租房多的几个社区里贴了一些小广告，很快就有人打电话给他，需要应召女郎服务，大泽龙一和他们谈好价钱，就让劳拉送货上门。后来业务忙了，大泽龙一又让餐馆里的几个女招待帮手，生意颇有起色，于是他就想离开餐馆开创一番事业。他介绍威廉姆去餐馆，就是希望把他带熟后，自己辞职。
那天彭定康和戴安娜又到股票交易所去看股票行情，坐下来不久，彭定康就感到胃痛，说要先回去休息。回到住处，他突然想起自己没带钥匙，进不了房。于是就来到了地下室。
地下室里静悄悄的，彭定康听到洗手间里有流水声，就问了两声：“有人吗？这里有人吗？”没有人答。彭定康就好奇地走到洗手间，掀开门帘探头往里一看，只见简爱躺在淋浴下面，鲜血从她的手腕上顺沿着水流往外淌。
彭定康这一惊非同小可，吓得急忙转身往外走，不想和刚从外面进来的劳拉装了个满怀。劳拉看到他神色慌张，就问发生了什么事，彭定康用手指指洗手间，吓得说不出话来。劳拉跑进洗手间一看，惊叫一声，跑出来一把抓住彭定康，高呼彭定康强奸杀人。
彭定康慌忙说不是他干的，是简爱自杀。劳拉说自杀也是你逼迫的。接着又高喊救命。彭定康慌忙求她不要喊，先搞清楚再说。劳拉喊了几声，突然停下来，看了看彭定康说，你要不让我喊，就得给我钱。彭定康哀求说，他身上没有钱。劳拉听了又高喊起来，彭定康赶紧问她要多少钱？劳拉说至少十万，现在没有钱可以写借条。彭定康说：我从国内带来的钱都由戴安娜掌管着，我现在就和你去找戴安娜要行不行？两人讨价还价，没想到邻居刚才听到呼叫，已经报了警，此时两辆警车闪着警灯停到了门外。
简爱被送进了医院，彭定康和劳拉被带去了警察局。不久，律师事务所的斯蒂文和他们的房东，也被传唤了警察局协助了解情况。
第二天，警察局让斯蒂文通知其他人到警察局去报到。大泽龙一听了，赶紧悄悄地收拾起自己的银软细两，心想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被遣送回国。他早就听说纽约那边的华人多，机会大，鼠蛇混杂可以各显其能。于是他并不和任何人打招呼，只身跑到H街的中华门下，乘上去纽约唐人街的客车溜之大吉。他明白，树叶只有落在树林里才不显眼。
哭哭啼啼的戴安娜此时像断了根的浮萍，怨天尤人地说自己命不好。她说她嫁给抛妻离子的彭定康，是相信他能帮助自己搞一大笔钱，然后两人到国外生息养子，过舒服日子。没想到命运如此不尽人意。女人大都不愿承认自己嫁错了人，却经常抱怨自己生错了命。
威廉姆此时好像是看到了一丝曙光，这半年来他已经心力交瘁，身疲力竭。他似乎盼望着自己能被尽快遣送回国，免得再去拼死拼活地挣那张回程机票。
南茜打扮得光鲜整齐地来到警察局，手中了晃着一份文件，挑眉翘眼地让斯蒂文向警察解释，前天她已经“和那个老不死的东西结了婚”。她让斯蒂文把她申请避难的案件改成结婚移民案件。做批发生意的，总比搞零售的周转快，斯蒂文开玩笑地说：你把自己一次性批发出去，比那些零售推销自己的，省心多了。
劳拉在警察局里呆了一夜，懊丧不已。昨天警察在向她了解情况时，发现她身上携带违禁药品，就警告她，如果她不进一步与警方合作，就会因为她故意延误救人而受到起诉。劳拉听了，吓得赶紧“进一步合作”，交待说大泽龙一强迫她卖淫，出于无奈，她只好被迫周旋于一些客户之间。这些药品，就是其中有个客户强迫她转卖的。警察得到了这个线索，认为需要进一步调查，就把她有条件地释放，让她随时向警方提供情况。为此，劳拉非常后悔自己昨天操之过急，没能从彭定康身上诈到钱，反而白做了一夜的监，还耽误了一个晚上的生意。
简爱在医院里被救醒之后，洗清了彭定康的冤案。简爱所在的那家华人教堂，前天丢失了一笔当天举行义卖时所得的善款，主持义卖的张牧师怀疑是简爱偷了。他的理由是简爱作为难民，所得收入难以维持正常生活。而她所等待的难民法庭聆讯又一再延期，让她不断失望，因此心生异念。昨天早晨，简爱刚去上班，张牧师就和另外两位牧师逼迫她把钱交出来。简爱深受冤屈，有口难辨。心想平时自己受尽歧视，现在又无端遭人怀疑，都是因为自己是难民身份，如此下去，今后还有什么指望可言？于是悲愤之下就跑回住处，用威廉姆的刮胡刀，在洗手间里割腕自杀。
教堂丢失的那笔钱，在警方的介入下找了回来。据张牧师的妻子解释，那天搞完义卖后，她帮张牧师把钱收了起来，后来就忘记和自己的丈夫提这件事。她为简爱受到不白之冤，深表歉意。她祈祷上帝保佑简爱。简爱听到这个解释，有气无力地说：利用上帝糊口的人，常常欺负上帝不会说话。
彭定康有些恋恋不舍地离开住了一夜的监舍，对斯蒂文说：他并不担心自己被冤枉，只是害怕自己被遣返回国。斯蒂文正为简爱的住院费发愁，就和彭定康商量，是否愿意帮助简爱支付住院医疗费用，彭定康眼睛一瞪说：她自杀和我有什么关系？应该由她工作的单位负责。斯蒂文说简爱打工的那个教堂已经解雇了简爱。彭定康就说：那就应该去找中国大使馆，中国人在国外出了事，中国政府不管，就是忽视人权。你应该到联合国去控告中国政府。
戴安娜听了表示坚决支持彭定康，激烈地对斯蒂文说：对，你要把我们这些话记下来，反映给美国政府，就说我们反对自己的政府，回国后就会受到政府的迫害。美国政府不能见死不救，应该给我们避难。如果不给我们避难，我们就……反正我们坚决不回去，死也不回去。戴安娜越说越激动，忍不住示威般地挥舞着手臂说：我们要人权！我们要生存！我们要自由！一名警察走过来警告她：不许大声喧哗！顿时吓得她噤若寒蝉。
警察对房东不正当提供租房服务，开了罚款单，然后警告所有房客在移民法庭聆讯开始前，不得再找任何麻烦，不能做任何违法的事。并表示，警方将和联邦移民局一起，共同关注他们的情况。彭定康低声抱怨说：移民法庭聆讯一拖再拖，一点也不重视我们的人权。
各位垂头丧气地离开警察局，相互不辞而别。威廉姆望着形同陌路的同伴，不禁想起了前几天他刚学会的那句英语谚语：East, West, Home best！（月是故乡圆。）
2007年4月17日
于美国佛基尼亚
李公尚
刚进门的这三男四女，除了大泽龙一对自己的名字不陌生外，其他六位的名字，仿佛是仓促间偷穿了别人的衣服，不自在之余，彼此都感到可笑得难以接受。“简爱”，当律师按照其中一个填写的表格叫她进去谈话时，那个被叫的女士竟不相信，她这么快已经变成了“简爱”。
她是踏上美国这片土地后，最先想到要给自己起个英语名字的。叫什么好呢？要是在国内，她会翻翻英汉大词典，然后费上一段心思，再打几个电话找好友测试一下，看是否能反映她的形象。可是现在境况仓皇，又无先例可循，紧急中便想起了以前看过的英国译制片“简•爱”，那主人公的形象虽已模糊，但名字还算上口，于是她便学了一回“拿来主义”。
简爱有了自己的英语名字，其他几个本来就不乏从众心理的同伴，突然感觉似乎“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于是赶紧“聚而谋之”，一阵热闹喧哗的“啊拉，毋来思，个得马似”的乡音之后，这些上海来客便都有了各自的英语名字。
中国人使用外国名字，就好比女人佩戴假乳房，以人们可以容忍的虚假来衬托自己伪劣的格调。大泽龙一领略过外国名字的妙处，因此来到美国仍不舍弃已有的“和式氏名”。他曾三渡东瀛求学。第一次因在东京的新宿售卖假电话卡，被有关当局捉了个正着，于是被驱逐出境。回国后国内没有他的前科纪录，他便换了个名字再次东征，结果又在东京的浅草贩卖废旧电脑芯片时被日本政府当场拿下，二次被逐回国。回国后一不小心，竟被那些不知己更不知彼的“抵日派们”奉为“抗日英雄”，于是他再振雄风，三下倭地。这次他以大泽龙一的名字在东京池代的西一番等地，专找电子游艺室下手，不幸又被现行扭送见官。从此他绝了去日本的望，于是便作起了美国梦，如同那个“平生只靠到北边地面盗马”的段景柱，换个山头，保不准就能“厚皮老脸”地凑数混入“一百单八将”。
这三男四女是从上海参加一个“赴美商务考察团”来到华盛顿的。考察团一共十二个人，按照行程，这天要去游览美国国会、白宫及航天馆、艺术馆之类，临上车前，他们几位突然一起提出要留下来会见朋友。团长听了不便拒绝，将信将疑地带着其他人走后，这七位就戚戚喳喳地你谦我让，按着前一天看到的一份华文报纸上刊登的一则专门办理移民手续的广告，带着各自的大包小裹，乘出租车来到了那家律师事务所。
律师似乎是一种合法教唆犯罪的职业，如同医生，以救死扶伤的名义把人治死就能受到法律的保护一样。这家华人律师事务所自开张以来，从没有遇到过这样兴旺的景象。七位顾客一进门，异口同声地要求 “申请政治避难”，颇有集体上访的架势。所长斯蒂文忙在会客室接待这些上海同胞。像办讲座一样，他手舞足蹈地先讲美国法律中涉及政治避难办理移民的快捷和便利，又讲美国有关尊重隐私的规定，接下来便暗示各位赶紧交钱。
幻想总是诱惑不了解现实的人。威廉姆是上海一所大学里的化学教授，四十多岁，对外界事务的敏感，超过无机物分子间的化合反应，为人处事，全靠肾上腺分泌的多少，随环境、气候和情绪的有机结合而定。他在国内讲课时写过两稿讲义，后补充定稿，修订成册，无从出版，便想到了美国的出版自由。他的妻子本在大学里教授数控理论，偏偏在清廉中不能自控，就到一家公司做起了会计经理，从此家里便开始了裂变反应。妻子嫌弃丈夫，常常是婚姻解体的催化剂。威廉姆既无法把自己转化成像“人家的丈夫”一样，又受不了感情转换太快的妻子的刺激，便另辟蹊径。他不是商人，本无“商务”可考，但通过商务考察可以去美国，就觉得这或许是一个转机。都说美国是自由社会，如果在那里能出版自己的书稿，想必前途一定不可限量。于是他向朋友借了高利贷，自我流放到了美国。
斯蒂文介绍了人们来美国申请避难的一些理由，例如不同政见受到迫害、信仰自由受到妨碍、计划生育政策导致节育、民族冲突导致生存危机等等，问他以什么理由申请避难。威廉姆说：自己是一个学者，在国内却没有出版自由。斯蒂文又看了一遍他的学术头衔，问他是不是经常参加学术活动，威廉姆立即心领神会，忙说当然享受不到学术自由，更被剥夺了言论自由。他举例前年美国有个大学举办国际化学年会，他本来最有希望出席，可是名额却被学校领导占用。他为此提意见，就受到了院系领导的压制。
威廉姆在向斯蒂文诉说时，彭定康和一个女人探头探脑地进来好几次，焦急不安地问什么时候该轮到他们。
“彭定康”本是英国派驻香港第二十八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督Christopher Francis Patten的中文名字。此时这位，前些年在上海炒外汇股票时，曾翻阅香港报纸，记住了这个名字，刚才填表，心想彭定康既是英国人，名字就一定是英语名字，于是擅自借了外债，自我命名为彭定康。斯蒂文不知该如何将这名字拼成英语，和他商量是否可以用汉语拼音拼写，这位倒也大方，说无所谓，只要能留在美国，你怎么写都行。
彭定康的避难理由是，他前妻为他生了一个孩子，再婚后他的现任妻子也想为他生一个，计划生育政策却逼迫他已经怀了孕的妻子流产，侵害了他们的人权。
彭定康的现任妻子曾是上海一家银行的信贷员，手头似乎有些阔绰。来美国时，为了签证方便，她和彭定康装得互不认识，现在她紧张地坐在彭定康身边，新名字叫戴安娜。
排在彭定康夫妇后面的叫南茜。她曾在上海搞过几年传销，业务无非先骗亲属后骗朋友，得了一些钱就东藏西躲。后来传销被定为非法，她断了生路，便愤恨起社会不公。听说在美国搞传销属于合法，她就以此为理由申请庇护。
最后一位叫劳拉，曾是上海一家公关公司里的高级公关经理。这经理级别的高低，全靠要求全陪的客户出价多少。劳拉在国内挣钱不菲，却厌烦了客户的“低素质”，据说“那些人喝完酒也不漱口，抱着人家就啃”，有损她的品位。这次来美国，她要找高素质的老外，理由是：“美国没有计划生育，就是想和老外多生几个混血儿”。
七个人都谈了一遍，斯蒂文就让威廉姆帮忙把每个人的护照复印一遍交给他,可是其他人都不情愿。斯蒂文刚要解释，突然明白了，他们的护照里有每个人的真实姓名和出生年月等，谁也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真实情况。人们通常在不体面的时候，最在乎自己的隐私。
斯蒂文只好自己动手。他告诉大家，从现在起到把他们材料寄出，再到移民局寄回接受材料的回执，最快要两个月，这段期间要先找地方住下来。他问各位这里是否有亲友能帮忙，各位面面相觑。南茜对威廉姆说：一路上你总是说你有很多同学在美国，你可以找他们啊。威廉姆听了脸憋得通红。人们爱用亲朋同仁的优秀，来暗喻自己的不凡，却常常不知他人的成功，恰恰反证了自己的无能。威廉姆无言以对，劳拉就打抱不平地说：你不也说你有很多亲戚在这里吗？
斯蒂文打电话和他住在W街的一个朋友联系，然后告诉他们：他的朋友那里有一间地下室出租，可以容纳六七个人，房租是每人每月一百五十元。
大泽龙一不愧是闯过江湖的，住下来不几天，就把华盛顿地区转熟了。接着，就在靠近N 街的一家华人餐馆里找到了一个洗碗择菜的工作。他受过日本料理的熏陶，出道的功段，用在中国餐馆里绰绰有余。洗碗择菜之余，厅堂忙了就帮着传菜上盘，客人走了又帮着收残撤桌，闲下来时手执一块抹布，东一搭西一抹地并不停下，几个星期下来，博得上下一片好感。
简爱找到了一份体面的工作。她曾经是上海一所中学的语文教师。Q街一家华文教堂办了一个幼儿园，需要中文教师去启蒙那些牙牙学语的华人子女，于是简爱学有所用，每天就说着中文去为那些不知其意的幼儿换尿布。人有本能适应各种迫不得已的环境。简爱每天连滚带爬地工作十多个小时，下班后仍愿意在地铁里多坐几个来回再回住处。她和其他六位同伴住在一个分别用布帘隔开的地下室里，虽已“老死不相往来”，但彼此的一举一动都能“鸡犬之声相闻”。墙角地板上的一只电炉，分别为七个人提供三餐服务，室内从早到晚烟熏火燎。洗手间的门掉下来久无人修，洗澡或如厕用门帘相遮，一有风吹草动便闹得胆战心惊。简爱想起曾看过得一部美国译制片，里面描写的监狱条件，似乎比她目前的住处要好。
南茜去了一家越南人开的美容店里做指甲美容助理。越南人在美国开店，擅长多种经营。开洗衣店兼做修皮鞋卖消痔水，开杂货店兼卖中国古玩和山水字画。这家美容店除了美容剪发，修指甲染脚趾外，还暗中提供色情按摩服务。店里有位常客是华裔越侨，越战结束时作为难民来到美国，开过一家杂货店。如今孤寡老弱无亲无助，就想在风烛之年把剩余财产消费殆尽。他每星期颤巍巍地去做两次按摩，别人见了他那猥身琐形粗皮皱肤，如避瘟疫，老板就让新来的南茜前去敷衍。南茜眼睛一闭，权当摆弄草木，骑在他身上把玩哄逗个把小时，老家伙倒来了感觉，临走时悄悄塞给南茜丰厚的小费。
南茜从此见了这老家伙就越发殷勤，老人回馈不菲。他其乐融融地又来过几个星期，就悄悄告诉南茜自己的住址，希望南茜能上门服务。南茜求之不得，一连去了几次，于是老人希望南茜从此住在他家里。南茜搞过传销，知道商品在流通领域里的价值，于是二话不说，赶紧把自己直销给了“那个老不正经的东西”。
一天晚上，大泽龙一帮忙到M 街的一家夜总会去送外卖，进了昏暗的内厅，一抬眼，竟看到劳拉正一丝不挂地在台上劈腿挺腹，奉臀献乳，摇头摆尾地起劲表演。同台表演的还有几个白色女人和黑色女人，但她的东方面孔颇引人注目，所以她面前聚集了不少喝酒的顾客。她的大腿上套着一根橡皮筋，上面扎满了客人塞上去的小费。
大泽龙一收了钱刚要离开，刚下场的劳拉叫住他，毫不掩饰地抖了抖自己丰硕的乳房，说请他今后多来捧场。大泽龙一说自己没钱也没工夫，劳拉眼睛一瞪说，谁让你来了？我是让你多介绍朋友来。大泽龙一听了，哈哈一乐说：对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刚才还有几个到餐馆吃饭的从国内来考察的人问我，晚上有什么地方好消遣呢。劳拉又扭扭屁股说，我也可以上门服务，你介绍一个，咱俩二八分成。
威廉姆抱着汉英词典，费了好几天的时间写成一封英语信，租用房东的电脑打印出来，分别寄给一些学校和出版商，介绍自己的教学生涯和学术成果，希望有人能帮助出版他的书稿。信寄出了两个多月，杳无音信。这天，斯蒂文让他到律师事务所去补充材料，他向斯蒂文打听起美国出版业的现状。斯蒂文看了看他写的英语信，对他说：你在国内学的英语和美国人用的英语差异很大，可能读过你的信的美国人，根本就没看懂你的意思。
彭定康夫妇天天去K街一家股票交易所去看市场行情，他们和地下室里同住的其他五位男女，如同佛基尼亚西部山区牧场里群放的不同种类的牛马，你蹬我踢，习性各异。他们住的地下室里，沿墙并排铺着七个睡垫，三位女士睡在一边，两位男士睡在另一边，彭定康夫妇则被房东安排在男士和女士们中间，起隔离作用。虽然每个睡垫之间都用布帘隔开，但是彭定康夫妇仍不情愿位列其中，坚称这样侵犯了他们的隐私。为此房东为他俩减了五十元月租，他俩也就减少了私隐。晚上等各位都躺下熄灯后，他俩气喘吁吁地行幻境仙之术，位于他俩两侧干柴烈火般的男盛女强们，如同蓄势待发的猛虎恶狼一样屏声静气着。待他俩云消雾散，一口长气尚未来得及呼出，周围便如火如荼地弄出些动静来，搞得他俩惶恐不安。几天下来，他们变得焦躁忧郁。及至忍无可忍，彭定康便要求房东解决这种尴尬，房东就又减少他俩五十元房租，却加在其他五位身上。其他五位抗议争辩，房东就威胁要把他们全部赶走。唉！在人矮檐下，哪能不低头？
南茜在搬离前，决定报复一下房东三个月来对她的苛刻。这天南茜回到地下室，趁人不注意，就把彭定康夫妇压在枕头下面的一团旧袜子，悄悄塞进地下室排水泵的抽水管。晚上睡觉前，彭定康和戴安娜突然大惊失色地说他们的财物遭到失窃，嚷着要报警。房东被惊动后，下来问丢了什么东西，彭定康夫妇支吾着说他们放在枕头下面的一团袜子不见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戴安娜却哭着说那些东西对他们很重要，彭定康则焦急地要求房东检查每个人的行李物品。折腾了大半夜，没查出任何结果，房东就骂咧咧地上楼睡觉去了。
第二天一早，地下室的洗手间里发了大水，污水横溢，淹了地毯和几个睡垫。房东被吵醒后，在大呼小叫中拿了工具下来检查维修。忙活了半天，他从水泵的管道里掏出一团袜子，愤怒地扔到彭定康夫妇面前，刚想大骂，却见一只袜子里露出了一大卷百元票面的美元。
见钱心动，怕是多数人的正常反应。房东当即大喊有人偷了他的钱，藏在水泵的管道里。彭定康紧紧抓住那卷被水泡透了的钱，申辩这些东西正是昨天晚上他丢失的，应该是有人偷了他的钱藏在那里的。房东仗势欺人地大骂彭定康：当了非法移民还不要脸，穷得偷了他的钱想抵赖，说着就张牙舞爪地威胁彭定康把钱交给他，并作出报警的架势。双方你推我搡，争执不下，戴安娜情急之下说，这些钱是她在国内的银行搞信贷时，用丈夫彭定康开的公司贷款套现来的，他们带来的钱其实并不只这一点。
看热闹的南茜听了，懊悔昨天晚上没发现这些钱，于是起哄说这事应报警解决。房东怕报警后警察追究他收留非法移民，于是赶紧缓和下来，说不管怎样，地下室的水管被彭定康的袜子堵塞，污水损坏了他的财产，彭定康应分一点钱给他作为赔偿。彭定康夫妇坚决不同意，表示要立即搬走。房东愣了一下，随即笑逐颜开，语气温柔地说他楼上有较好的房间，为了彭定康夫妇的安全和方便，欢迎他们搬上去住。
威廉姆终于受不住饥寒交迫，开始到处找工作，不想屡屡碰壁。后来他找到了一家华人职业介绍所，交了五十美元，被推荐到一家华人超市做夜班理货。可是做了不到一个星期，就被店主辞退。他便又去找那家职业介绍所，介绍所让他重新交钱。威廉姆一听急了，忙说自己吃饭都没钱，哪里有钱再交一次？介绍所的人说看在他是老客户的面上，给他打个八折，交四十元吧。威廉姆想了想说，他从国内带来了一份很珍贵的书稿，愿意暂时用书稿抵押，等挣了钱再交。介绍所的人让先拿书稿来看看。威廉姆恋恋不舍地拿来自己的书稿，介绍所的老板翻了翻，扔给他说：中文的，不值钱。威廉姆还想争辩，已被人推出了门。
回到住处，威廉姆愁眉不展，大泽龙一没好气地对他说，你这样文绉绉的怎么能出来混？职业介绍所都是和那些招人单位串通一气的，专门挣像你这种人的钱。在国外，欺负中国人最狠的，就是咱们中国同胞。这样吧，明天跟我到我打工的餐馆去，让我和老板说说。
前些天，大泽龙一在外国学生租房多的几个社区里贴了一些小广告，很快就有人打电话给他，需要应召女郎服务，大泽龙一和他们谈好价钱，就让劳拉送货上门。后来业务忙了，大泽龙一又让餐馆里的几个女招待帮手，生意颇有起色，于是他就想离开餐馆开创一番事业。他介绍威廉姆去餐馆，就是希望把他带熟后，自己辞职。
那天彭定康和戴安娜又到股票交易所去看股票行情，坐下来不久，彭定康就感到胃痛，说要先回去休息。回到住处，他突然想起自己没带钥匙，进不了房。于是就来到了地下室。
地下室里静悄悄的，彭定康听到洗手间里有流水声，就问了两声：“有人吗？这里有人吗？”没有人答。彭定康就好奇地走到洗手间，掀开门帘探头往里一看，只见简爱躺在淋浴下面，鲜血从她的手腕上顺沿着水流往外淌。
彭定康这一惊非同小可，吓得急忙转身往外走，不想和刚从外面进来的劳拉装了个满怀。劳拉看到他神色慌张，就问发生了什么事，彭定康用手指指洗手间，吓得说不出话来。劳拉跑进洗手间一看，惊叫一声，跑出来一把抓住彭定康，高呼彭定康强奸杀人。
彭定康慌忙说不是他干的，是简爱自杀。劳拉说自杀也是你逼迫的。接着又高喊救命。彭定康慌忙求她不要喊，先搞清楚再说。劳拉喊了几声，突然停下来，看了看彭定康说，你要不让我喊，就得给我钱。彭定康哀求说，他身上没有钱。劳拉听了又高喊起来，彭定康赶紧问她要多少钱？劳拉说至少十万，现在没有钱可以写借条。彭定康说：我从国内带来的钱都由戴安娜掌管着，我现在就和你去找戴安娜要行不行？两人讨价还价，没想到邻居刚才听到呼叫，已经报了警，此时两辆警车闪着警灯停到了门外。
简爱被送进了医院，彭定康和劳拉被带去了警察局。不久，律师事务所的斯蒂文和他们的房东，也被传唤了警察局协助了解情况。
第二天，警察局让斯蒂文通知其他人到警察局去报到。大泽龙一听了，赶紧悄悄地收拾起自己的银软细两，心想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被遣送回国。他早就听说纽约那边的华人多，机会大，鼠蛇混杂可以各显其能。于是他并不和任何人打招呼，只身跑到H街的中华门下，乘上去纽约唐人街的客车溜之大吉。他明白，树叶只有落在树林里才不显眼。
哭哭啼啼的戴安娜此时像断了根的浮萍，怨天尤人地说自己命不好。她说她嫁给抛妻离子的彭定康，是相信他能帮助自己搞一大笔钱，然后两人到国外生息养子，过舒服日子。没想到命运如此不尽人意。女人大都不愿承认自己嫁错了人，却经常抱怨自己生错了命。
威廉姆此时好像是看到了一丝曙光，这半年来他已经心力交瘁，身疲力竭。他似乎盼望着自己能被尽快遣送回国，免得再去拼死拼活地挣那张回程机票。
南茜打扮得光鲜整齐地来到警察局，手中了晃着一份文件，挑眉翘眼地让斯蒂文向警察解释，前天她已经“和那个老不死的东西结了婚”。她让斯蒂文把她申请避难的案件改成结婚移民案件。做批发生意的，总比搞零售的周转快，斯蒂文开玩笑地说：你把自己一次性批发出去，比那些零售推销自己的，省心多了。
劳拉在警察局里呆了一夜，懊丧不已。昨天警察在向她了解情况时，发现她身上携带违禁药品，就警告她，如果她不进一步与警方合作，就会因为她故意延误救人而受到起诉。劳拉听了，吓得赶紧“进一步合作”，交待说大泽龙一强迫她卖淫，出于无奈，她只好被迫周旋于一些客户之间。这些药品，就是其中有个客户强迫她转卖的。警察得到了这个线索，认为需要进一步调查，就把她有条件地释放，让她随时向警方提供情况。为此，劳拉非常后悔自己昨天操之过急，没能从彭定康身上诈到钱，反而白做了一夜的监，还耽误了一个晚上的生意。
简爱在医院里被救醒之后，洗清了彭定康的冤案。简爱所在的那家华人教堂，前天丢失了一笔当天举行义卖时所得的善款，主持义卖的张牧师怀疑是简爱偷了。他的理由是简爱作为难民，所得收入难以维持正常生活。而她所等待的难民法庭聆讯又一再延期，让她不断失望，因此心生异念。昨天早晨，简爱刚去上班，张牧师就和另外两位牧师逼迫她把钱交出来。简爱深受冤屈，有口难辨。心想平时自己受尽歧视，现在又无端遭人怀疑，都是因为自己是难民身份，如此下去，今后还有什么指望可言？于是悲愤之下就跑回住处，用威廉姆的刮胡刀，在洗手间里割腕自杀。
教堂丢失的那笔钱，在警方的介入下找了回来。据张牧师的妻子解释，那天搞完义卖后，她帮张牧师把钱收了起来，后来就忘记和自己的丈夫提这件事。她为简爱受到不白之冤，深表歉意。她祈祷上帝保佑简爱。简爱听到这个解释，有气无力地说：利用上帝糊口的人，常常欺负上帝不会说话。
彭定康有些恋恋不舍地离开住了一夜的监舍，对斯蒂文说：他并不担心自己被冤枉，只是害怕自己被遣返回国。斯蒂文正为简爱的住院费发愁，就和彭定康商量，是否愿意帮助简爱支付住院医疗费用，彭定康眼睛一瞪说：她自杀和我有什么关系？应该由她工作的单位负责。斯蒂文说简爱打工的那个教堂已经解雇了简爱。彭定康就说：那就应该去找中国大使馆，中国人在国外出了事，中国政府不管，就是忽视人权。你应该到联合国去控告中国政府。
戴安娜听了表示坚决支持彭定康，激烈地对斯蒂文说：对，你要把我们这些话记下来，反映给美国政府，就说我们反对自己的政府，回国后就会受到政府的迫害。美国政府不能见死不救，应该给我们避难。如果不给我们避难，我们就……反正我们坚决不回去，死也不回去。戴安娜越说越激动，忍不住示威般地挥舞着手臂说：我们要人权！我们要生存！我们要自由！一名警察走过来警告她：不许大声喧哗！顿时吓得她噤若寒蝉。
警察对房东不正当提供租房服务，开了罚款单，然后警告所有房客在移民法庭聆讯开始前，不得再找任何麻烦，不能做任何违法的事。并表示，警方将和联邦移民局一起，共同关注他们的情况。彭定康低声抱怨说：移民法庭聆讯一拖再拖，一点也不重视我们的人权。
各位垂头丧气地离开警察局，相互不辞而别。威廉姆望着形同陌路的同伴，不禁想起了前几天他刚学会的那句英语谚语：East, West, Home best！（月是故乡圆。）
2007年4月17日
于美国佛基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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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李公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