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累的老年，外婆离世三十年祭(3)

 

 

六十年代初大饥荒自己没成为牺性品，但此后老觉得肚子填不饱，脑袋里面最早的记忆也是一个和吃有关的画面。

 

六三年夏天我快4岁，有一段时间跟着母亲在乡下她工作的公社大院生活。大院正门后宽敞的大厅是当年开各种大会的会场，主席台左边的小门通向公社食堂，每天饭前食堂那边飘出来的大米饭那般香气是童年不多的美好记忆。一次打饭时在食堂里，我央求母亲给我打三两饭。周围人都不敢相信是从一个不到四岁的小孩嘴里出来的，要知道当时一个成人也才这个定量，从此"三两饭"的外号跟着我好几年。

 

次年开始上幼儿园，我又回到镇上跟着外婆生活。夏天四川很热，记忆中那是一个阳光炽热的下午，我坐在外婆门前荫凉的阶沿边吹凉风散热。母亲公社退伍军人出身的武装部长来镇里开会，正好路过我们那条街。不知是啥心理，看到坐在街边的我他莫名其妙的喊我"喂，小三两饭，为啥像二流子样呆在街上，不下农村做活？" 至今不明白他咋会有那番话，也许觉得好玩很酷，但二流子的称呼很伤害一个年幼的心灵。后来文革中当了派头头的武装部长在宿舍自制手榴弹，不慎死于火药爆炸，宿舍房顶也冲了一个大破口。

 

六六年文革开始后破"四旧"，外婆的房子虽然大，但算得上"四旧"的老物件不多，只有外婆外公结婚置办的龙凤大床还算得上一件。大床是棚架结构，床角四根立柱和顶上的横框形成一个结实的框架，小时我们横竖摇晃但床架纹丝不动。正面左右是雕花楣板，镂空雕着游龙戏风，现在感叹其做功的精湛，但小时觉得过于繁复。那时最喜欢的是里面一圈五六寸高可转动的装饰性滾柱，每天晚上床后小孩们都要搓擦那一圈滾柱，看谁搓得更响，多数时候搓着搓着就睡着了。

 

破"四破"时，公职在身的母亲主张把龙凤雕花楣板打烂当柴烧掉，但外婆坚持不让，说政府不敢把她一个街道老太婆咋样。最后她同意拆，但沒毁掉，而是藏在顶楼柴堆中。71年林彪出事后政治气氛松动些，外婆又从柴堆中拔出床楣板后重新装上。七十年代初期，各地还发动收购各家各户的金银老物件和老瓷器，统一收购后卖往海外赚外汇。那两年陆陆续续有人把当时藏起来的老物件拿出来换钱，说明破"四旧时沒响应的还是大有人在。

 

文革到66年底67年初，镇上从批斗走资派演变为夺取。2月初全县先夺权的叫"二九派"，不满意而认为是假夺权的自称为"反二九派"。当时"二九派"镇上头头是镇武装部长，而"反二九"头头则是镇上一家集体小百货的职员。部长是我们邻居，而百货职员家住斜对面，两人年纪相仿不到三十，是街坊但以前就很少有往来。

 

全县的武斗主要集中在县城，"二九"方的主力是县内两大军工厂再加上县中学，"反"方的主力是矿物局和畜牧学校。其次说是派性，其实是文革前十七年不同系统不同阶层矛盾的总爆发。最惨烈的武斗发生在城东区的天主堂，天主堂钟楼是全城的制高点，可以观察城内城外的种种动响。"二九"是守方而另一派是攻方，双方都用上了机关枪小钢炮大杀力武器。天主堂最后虽然攻下来了，但损失惨重，据传有过残杀俘虏之事。

 

镇上虽然没发生过严重的武斗，但掌权的派系随着县城大王旗的变幻而来来去去。一派得势，另一方即使是只有观点但没卷入派斗的平头百姓很多也选择了逃离，不想遭到误伤或暗算。68年夏天父母带着才两岁的三弟在外地躲武斗，我和二妹留在外婆身边，当时武斗双方还没有疯狂到伤害家小的程度。当时镇上一方掌权，局势看起来很稳定。闲不住的外婆看见过去权力很大的市管所瘫痪后又动了赚钱的心思，每逢赶集那天就去镇中心摆小摊卖凉水，方便赶场农民喝水解渴，自家赚几个小钱。

 

夏天又一个逢场上，早上听天气预报说是天晴后，外婆和我一大早抬着矮方桌上街摆摊。上午外婆在街上做小生意，我和二妹及小舅三岁的女儿留家中守屋。大约是上午十点过，外面满街赶场的农民突然出现了骚动，还有人说街口子外边来了另一派武装，说要攻打小镇。我大着胆子走到街那边的转弯处，往外看见街尽头街口子有几个人影端着步枪，挨个盘问离开的农民。虽然离着有好几百米远，夏天炽热的阳光下，步枪刺刀亮得还是很剌眼。

 

那可能平生第一次见到真枪真刀，惊骇之余脑袋只有一个念头，赶快去镇中心找到外婆回家。当时满街赶场的农民挑着揹着东西都往外走，只有不到九岁的我逆着人流一个人往里，算是人生中仅有的一次当了生活的逆行者。到了镇中心三岔街口，看见外婆正忙着收捡方桌上的玻璃水杯香烟和糖果。我三抓两扒帮着收检，然后外婆揹着背筐，我自己则钻到方桌下弓着背揹着桌子快步往回走。当时不知哪来的劲，两三百米的距离自己揹着方桌，中途只停下来过一次。等到了家门口，十来分钟前还人挤人的整条街上空荡荡的，了无一个人影。关门后不久听到门外阵阵杂乱的脚步声，感觉是包围方进镇了，但没有喊打喊杀声，也没听见枪响。到了晚饭前大家才敢开门，相互打听后才知道守方事先得知对方大军前来，趁晚上先撤退了，小镇也因此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

 

六八年底下半年，各地武斗严重到不能不军管制止了，我们镇也来了一位连指导员当军代表，还带有一个年轻的勤务员。对立的两派也改变了争斗的方式，从真枪实弹的武斗，改为高喊口号拥护军队支左。为了显示拥军的诚意，那年春节期间双方还組织了庞大队伍，挨家挨户给全镇的军属烈属家庭拜年。花的钱反正不是自己的，敲锣打鼓既赚得喝彩声，又能争得民意。

 

双方好像事先约过似的，都选择了同一天拜年。但出发地点不同，"二九派"从镇头大本营供销社出发，而"反二九"根据地是另一头的镇中学，他们当然从那边开始了。拜年队伍到了外婆这条街，向外婆敬献了一张"光荣烈属"的幅贴，对面李家婆婆收到的是"光荣军属"。当时外婆眼睛湿润了，不知是感动还是悲伤。二舅牺性后十几年，从没有一级政府前来慰问过，而这次迟来的拜年居然来自两个水火不容的群众派別。拜年的两个队伍送的礼都是猪后腿，那年春节因此很丰盛，过年和后面几天都有大肉。可惜仅此一次，次年"九大"后两派大联合，没谁有心思关心街上的军属烈属们了。

 

外婆常常说，那几年最劳累。家里有六个小孩，我们兄妹三人，小舅儿女两人，外加大舅遗留下的小女儿。小舅娘那时也在家，但很胖很不灵便，除了缝衣厂8小时的工作外家务几乎不沾。外婆一天要准备全家8人的三顿饭，还要洗几个小孩的衣服。特別是夏天，几个小孩天天玩得满身大汗，下午都要洗澡，不然生痱子。我和妹妹及大舅女儿可以自我照顾，但下面三个小的洗澡都是外婆。每天三个小孩澡还没有洗完，外婆上衣前后大片都湿了，她常常说"累得难汗水都出来了"。几十年后我到她那个年龄时也有类似的体会，活动过一点，觉得快虚脱了。

 

进入七十年代后，社会开始回复正常，街上又不允许私自摆摊了。外婆还是闲不住，又从镇外面的夏布社领回麻线团，带着我们几个大的小孩缠"麻玉子"，也就是织布的梭芯。一天晚上晚饭后，全家大小在堂屋点着煤油灯围坐在一起，每人发一个麻线团缠麻玉子。大家正忙活着，突然听到嘣嘣嘣有人猛锤大门。门开后冲进来两三个青年男女，其中一人是下面粮站入职不久的退伍军人。他边走边说，你们为啥在收敌台，这时我才注意到挂在卧屋门边的收音机音乐比往常的革命歌曲要舒缓多了。他关掉收音机后又去里屋打量了一遍，除了堂屋几个老小外没发现別人。离开前他板着脸训话，要我们注意些，再听到收敌台就不像这次能轻松过关了。

 

72年我上初中，父亲也从外地调回来，一家人总算团圆了。表面上看外婆多了一个帮手，但实际上添了更多的事。父亲在外长年单身生活，住宿舍吃食堂，家庭生活很多事都不熟。他军人出身，做事简单直接，再加上广东口音四川话听着费劲，常常成了帮倒忙。一年后街对面有房出租，我们一家搬到了对面。两年后成都的小舅接走自己的妻儿3人，渡口市的大舅儿子也接走他妹妹，所以到75年祖屋只剩下外婆自己了。好在我们住在街对面，我帮外婆挑水买米买煤，周末母亲回来后一起吃饭，日子变化不大。

 

78年春天我考上大学，离开了故乡，也是第一次长时间远离外婆。当时还不知道意味着什么，只觉得像后来一首热门歌曲的歌词所说的那样，外面的世界很美好。又过了一年，母亲职务调动到了县城，很快家也搬去了。母亲动员外婆去县城住，她也去过几次，但没住多久还是想回到镇上。镇上有亲朋故旧，还有一层外婆觉得自己老了，百年后要入土为安，她常说"不想在县城爬高烟囱"。

 

在国内时每次回故乡，我都要去老家小镇看望外婆。每次她都要说起我幼年的故事，我从来听不烦，知道那是我和外婆共同的故事。然后到了八九年，为了一个更大的世界，飞过大洋来到这个枫叶之国。那些年和国内联系太难了，主要靠通信，从寄出到收到正常也要两周。93年秋天外婆离世，她耗费无穷心力扶养成人的孙子，竟未能亲自护送老人家最后一程。更悲痛的是，收到噩讯时，外婆已经走了两周了。

 

回国每次都要去祭拜外婆，墓上葱绿的青草好像是外婆默默在注视在荫佑。三十年了，长歌当哭，也是我对外婆深深的祭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