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重要，还是妻子重要

在日常生活中，摆平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关系有时候不容易。有些人是工作狂，不顾家庭，一心只知道工作。爱因斯坦就是一个工作狂，因而导致第一次婚姻失败。老海归当中也有不少工作狂，长期不在家，妻子怀孕、生病也顾不上。邓稼先、陈能宽为了“两弹”长年累月与妻子分居，庄逢甘和妻子20多年只能周末回家，孩子都是保姆带大的。他们的情况跟爱因斯坦有所不同，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工作狂。

张兴钤是两弹元勋，MIT物理博士，1955年回国。在张兴钤传记《生命的钤记》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张兴钤深爱着自己的家庭。但是，“两弹一星”任务的一纸调令，让张兴钤含泪抛家舍业，别妻离女，隐姓埋名于戈壁滩，一待便是18年。18年间，他离开时，两个女儿一个两岁，另一个还未满月。工作中每次出差北京，他与家人只是匆匆一晤，便又离去，以至两个女儿一见他，都怯生生地叫叔叔…

张兴钤肯定不愿意有这样的家庭，“含泪抛家”中有多少无奈。在那个年代，贪恋家庭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情调，是要受批评的。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服从组织分配，拼命工作也是为了保护自己，为了保护家庭。这种工作狂在变态的国度被视为“爱国”，大受赞扬。

很多老海归举案齐眉，相互恩爱关心一辈子，但是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却出现了闪失，下面是两位老海归面对生病妻子的不同选择。

侯祥麟，美国卡乃基理工学院化学工程博士，1950年回国，与李秀珍喜结连理。李秀珍毕业于大连工学院化学系，与侯祥麟在工作上有很多共同语言，几十年如一日支持丈夫的工作。2004年李秀珍被查出患癌症，她却千方百计隐瞒病情。不久病情急转直下，侯祥麟去医院看望时，她甚至拔掉身上的管子。最终李秀珍处于弥留之际，生命的最后一天，医院发出病危通知。就在同一天，侯祥麟要去国务院向温家宝作工作汇报。在妻子与工作之间，他选择了工作。当天下午，当他赶回医院时，李秀珍已与世长辞。

侯祥麟对国家石油和天然气发展的贡献不可否认，官媒称赞他为“科技界的榜样”，但对妻子病情的忽视绝对不是什么榜样。那天不去作汇报，陪伴在妻子身边，他的形象会更光辉，温家宝也应该会对他更敬佩。侯祥麟在自传中表示了遗憾，“秀珍为我奉献了一生，可我还没有来得及为她做点事情。原想课题结束后，多陪陪她，没想到连这一点都没做到，她就已离我而去。最遗憾的是，最后时刻，都没有把自己想说的话说给她听。”

与侯祥麟形成对比的是郭可信，对妻子无比体贴关心。

郭可信，瑞典皇家工学院物理冶金系荣誉博士，1956年回国，第二年与胡文珮女士结婚。郭可信任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文革中末受皮肉之若，但家庭却留下了终生的创伤。妻子在文革中精神受到了惊吓，肝和肾也落下疾病。以后郭可信把全心铺在照顾妻子上，不论去哪儿，总是告诉妻子，以便联系。需要长时间的出差和出国，郭可信要么把妻子带在身边，要么委托别人照顾，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四十多年。胡文佩长期服药，郭可信到处寻医问药，打听偏方，并乘公共汽车往返几个小时，为妻子去抓药。对于70多岁的老人而言，其辛苦可想而知。后来郭可信自己身体也出现了状况，病情加重期间需要住院。但他难以安心住院治疗，病情稍有好转，就迅速返回家中照顾妻子。由于缺乏及时、彻底的治疗，郭可信的病情迅速恶化，先妻而去。

侯祥麟2008年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郭可信2006年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