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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京的知青灵魂和《苍白的杭盖》

黎京的知青灵魂和《苍白的杭盖》

博客

黎京的知青灵魂和《苍白的杭盖》

 

黎京的知青灵魂和《苍白的杭盖》

简杨

黎京的经历几乎是一代人的经历。从他出生起,中国就一直处在连续不断的政治动荡中。先是中苏友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整风反右,然后是大跃进,中苏之间 的蜜月结束,再后是文革,上山下乡,林彪事件,四五事件,知青返城……由于特殊的家庭背景,每一次的政治运动,在黎京那里都是一次痛苦的心灵磨难。

在上述事件中,最影响黎京的是整风反右和上山下乡。一九五七年,黎京的父亲被“引蛇出洞”,成为了全国五十万右派中的一员,后来被押送东北黑龙江省的兴凯 湖劳改农场服刑。黎京那时尚未成年,一次和夥伴在外玩耍时,在一个宣传橱窗里发现了丑化他父亲的漫画。从那时起,他就不能不感到身为异类的耻辱。在一篇回 忆文章中黎京这样写道,“对这些往事的回忆是很痛苦的,假如你没有过这种亲身的经历,很难体会到对于一个不满七岁的孩子来说,他要在精神上承受一种什么样 的后果。就在这一年的夏天,我的心灵深处就已经埋下了深深的哀怨,带着这个哀怨度过了我的前半生。也许把它转换成仇恨会更好些,但无论是哀怨亦或是仇恨, 都无法治愈心中的创伤。”“我虽然生长在一个拥有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又是在她的首都,但我却时时感到心中充满了孤独,常常一个人徘徊在北京的街头巷 尾。”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一个通知,公开批评北京市市长彭真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并撤消了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同时成立了新的中央文化革命 小组。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五一六通知”,它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后来的历史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空前绝后的民族浩劫,在中中华民族的发 展史上,散发着比焚书坑儒还要浓烈的血腥之气。对于黎京这个早已是社会异类的人来说,文革是又一场无法躲过的劫难,因为甚嚣尘上的“血统论”让他连可怜的 异类都做不成了,而把他彻底地变成了一个政治贱民。红卫兵在全国范围内的武斗串联,逐渐如燎原之火越烧越旺,使一贯喜欢播放火种的领袖也对之无可奈何。为 了转移他们狂热的“革命”热情和旺盛的破坏精力,也为了减轻城市的压力,更为了一个用血换来的政权得到稳定,领袖的巨手再一次挥舞,全国范围内的上山下乡 运动开始了。正在北京郊区学农的黎京,也因此做出了影响一生的重大决定:插队落户。在谈到那段历史时,他说,“我之所以做出了那样的决定,口号是很响亮, 但是私底下,却是想离开那个影响我政治前途的家”,“基于人性,无可厚非。我其实就是在这样一种情绪的支配下去的内蒙。想用改变自己出身的行为,为自己子 女的今后挣一条出路,因为我太清楚出身给孩子和家庭带来的是什么了”。1967年11月16日,和四百多名在京中学生一起,他踏上了开往内蒙的汽车,从此 开始了艰难万状的青春之旅。

每个人在一生之中都会经历一次或多次对他影响深远的事件。黎京的人生分水岭很特别,和一个民族所经历的空前绝后的浩劫联系在一起。尽管在这场浩劫中所有的 国民都无法幸免,但因青少年们正处在特殊的人生阶段,心智极度起伏脆弱,身心感受和付出代价也就最为沉重。黎京也无法逃脱。但树变成了煤,平原变成了山 谷,昆虫变成了化石,旧我总是在痛苦漫长的嬗变中慢慢死去后,全然不同的新我才能得以诞生。区别一个少年和男人的标志不光是体格的变化,更是对人生风暴的 体验和感悟。到内蒙插队的经历永远地改变了黎京,他在《苍白的杭盖》中写道,“从一个十七八的孩子到二十几岁,这之间在人生漫长的道路上虽然显得很短暂, 可真正懂得事情也还就是在这几年里。他们的嗓音变得低沉浑厚了,嘴巴上也长出坚硬的胡茬,胳膊上绷起条条凸起的肌肉,胸肌像两面盔甲,保护着年轻的肌 体。”再回到北京时,黎京已经二十多岁了。北京虽不陌生,但内蒙草原却象变成了第二个故乡,在他的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的突出表现是,他与出 生地北京昔日象婴儿与母亲般的纽带不那么强壮了,代之而来的是对内蒙草原和知青生活的魂牵梦绕的回忆思考。黎京至今完成的小说中,除了一篇之外,都不涉及 北京城内的市井生活,却与内蒙草原或知青有关。特殊的生活经历让他常常萌发一种难以克制的欲望和冲动,将笔触伸向一段日渐模糊的历史。象直接反应知青生活 的小说《小芬和树林》、《孤独中的思考》、《草原轶事》,以及反映后知青时代的《工人的故事》,无一不是对那段历史的沉重反思。人生的苦难让他学会了用自 己的方式记着,表达着。

《苍白的杭盖》是黎京以往小说尝试的延续,即怎么记下一段历史,怎么还原它的面貌。小说反映的是一批北京知青的“兵团生活”。兵团生活对今天的很多读者来 说,已经十分陌生。在当年“上山下乡”的潮流中,除了到农村“插队落户”的人之外,还有一部分人加入了“生产建设兵团”,在准军事化的管理下从事农业劳 动。内蒙古建设兵团建立于1967年。中苏关系恶化之后,毛泽东发出了“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等一系列指示,大小城市一时积极备战,军工企业纷 纷搬往边远山区。从1969年到1970年,在50年代原有建设兵团的基础上,全国增加了十几个生产建设兵团和农垦师。这种增加固然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有 关,但也是中央政府的巧妙设计,即在全民备战的同时一箭双雕,将城市失业青年收编到兵团之内,用军装和理想吸引那些思想单纯的青年,以达到减轻城市压力和 稳定社会治安的目的。与在农村插队的知青相比,军团知青虽然能领到工资,但生活并不轻松。除了要每天参加沉重的体力劳动之外,还要应付军事化训练,面对兵 团中极度敏感的政治气氛。黎京的小说从文革写起,到进入二十一世纪结束,通过一个北京知青的双眼,展示了一个今天已经不复存在的兵团世界。

杭盖是蒙语,代表一个有着蓝天、白云、草原和河流的美好世界。这个世界的色彩应该有着天空的湛蓝,鲜花的缤纷,原野的碧绿,小溪的清澈。在黎京的这篇小说 里,却只有一个颜色,即雪的颜色。杭盖苍白无边,寒冷彻骨。小说象一幅巨大的基调低暗的油画,笼罩着凝重的压抑气氛。在这张画上,站立着好几个悲剧人物。 第一个映入读者视线的是兵团的第一任连长。他曾是一位功勋卓著的老军人,因文革中他的下属卷入了地方武斗,到上级整顿部队纪律重塑军队的形象时,他成了政 治运动的理所当然的替罪羊,被下放到兵团。他名为带兵,实则垦荒。他善良怯懦,在哑炮面前犹豫不决,沉默地抽了好一阵烟后才下定了决心,不让年轻的北京知 青意去单独排炮送命。他的死有两层意义,既是这篇小说悲剧情调的开始,也引发了连队的人事变化,导致了以后的更多悲剧。第二个出现的是郭富强(锅盔)。他 年少失父,因母亲多病和弟妹年幼,总是自觉地把生活的重压留给自己。他被迫来到内蒙兵团之后,母亲很快就病故了。但继任连长出于报复,不仅不让他回京奔 丧,还诬蔑他用母亲的病情撒谎。在绝望之中,郭富强选择了出走。那位连长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和表明自己的决定正确,竟继续假公济私,拒绝配合找人,致使郭 富强冻死在了荒原。第三个出现的悲剧人物是不堪政治重压也不愿出卖朋友的祥子。为了保全自己的人格,他只好装疯卖傻。他沉默寡言,但原则很强。在一场草原 大火中为了救连队的卫生员,被烧成了重伤。第四个是有过小偷小摸历史但天真无邪的满江。为了救连队指导员,他被大树压断了一条腿。他救人的动机很单纯,丝 毫没有考虑后果。指导员后来被证明是一个心灵扭曲的时代怪胎,满江终生残废的代价也就更有了悲剧意义。第五个人物的结局最为惨烈。善良孱弱的女盲流郭富英 在经历了丧母失兄(郭富强)、恋人被隔离改造、自己几乎病死的一系列遭遇后,还是无法躲开邪恶的命运,在有希望与恋人双双返回北京之前,被杀害于荒原。

这篇作品的基调在一些人看来也许过于灰暗冰冷。但只要回顾一下内蒙兵团的历史,我们就会知道,笼罩那段时间的色彩就是这种扼杀生命和青春的透着冰冷的“苍 白”。就象战争不可能避免血腥,灾荒一定会诱发绝望,浩劫绝对不会带来献花满地,它必将以很多人的生命和青春作为代价。内蒙兵团于1969年成立,组建了 4个师,24个团,246个连队,当时的北京知青多达两万三千人以上。到1975年兵团解散七万知青全归地方管理之前,病退、逃亡和滞留城市的数字日益增 长,招工和上学的知青也日益增多,兵团管理日渐困难。在一份1974年的统计报告中,兵团的死亡人数已达二百多人,逾假不归、逃跑和被批准回家养病的知青 达数千人。昔日光鲜灿烂的革命理想,在现实面前渐渐显出了它苍白无助的本色。黎京的小说用平静的真实,为这些简单的数字提供了详细的注脚。

在这篇小说里,黎京除了写出历史真实外,还写出了人性的复杂。如内心举棋不定但表面还要维护自己形象的粗连长,如前面粗暴极左后来幡然醒悟的第三任连长。 但最能体现人性之迷的是连队指导员。指导员是一个在内心深处不断和自己的魔鬼搏斗着的形象。他虽然是连队领导,但因为有全家受父亲牵连被下放农村的经历, 在感情上对牛子等知青同情理解,所以在郭富强走失之后,能公开地站在兵团战士一边。他因具有大学学历,又为人细腻,所以会看不惯两届连长粗暴刚愎的作风, 也深得牛子等知青的尊重。但他的内心又极度不平衡,长期的两地分居让他对富英产生了感情,竟失态地要强行和她发生性关系。等冷静下来之后,他又意识到自己 的行为和禽兽无异,连连向她道歉。在和牛子沟通靠近的时候,他又嫉妒牛子和富英的感情以及牛子在兵团知青中的实际地位。这种潜意识的不满导致了满江被大树 压伤,而事故发生后指导员又没有勇气承担责任,使之朝恶性的方向发展,他自己也彻底失去了在军队晋升发展的机会。绝望之余,他又一次盯上了富英。这是一个 内心相当痛苦和失衡的人,读后让我印象很深。

黎京在写作这篇小说时,尽力追求一种平静的表达。即抛弃小说创作的窠臼,不要前奏、铺垫、高潮,也不去集中刻划某个人某件事,也没有使用将人物清楚地分为 主角和配角,让配角为主角活动突出主角在小说中的控制地位等等手段。他让一切还原于生活。读《苍白的杭盖》时,我觉得自己象置身在一群人之中,在不断认识 着他们,观察着他们。这种写法需要对生活极度了解和对细节极度自信,否则小说很容易变成流水帐,失去对读者的引导和对发展线索的控制。读完全篇小说之后, 我的感觉是这里没有一个人可以称得上是主角,没有一个人是象众星捧月般地凸现在那里,但每一个人物都留下了自己的特点。从表面看,牛子似乎是小说的主角, 但事实上,他只是一个联系人。特殊的地位使得他成为兵团知青爱戴的头儿,同他们一起经历了艰难痛苦的生活,特殊的地位也使得他和连队领导能够近距离接触, 看到军队基层干部间的冲突和矛盾。又因为和富英的恋爱关系,他有机会接触牧民,体验了与兵团截然不同的宁静和平的牧民生活。但作者并没有因为牛子活动的舞 台广大,就给了他特别重的戏分,而只是让他穿线引线。对习惯了小说传统的集中刻划描写的人来说,这种“平静”不啻于一种挑战。小说虽无集中描写,但情节丰 富,文笔毫不散漫,似潺潺流水自如地顺着河道流动,涟漪,起伏,风暴,暗礁,一一俱现。黎京的创作意图似乎就是要塑造一群人,牛子只是这群人里的一个。所 以和别的角色比,黎京没有让牛子的身材变得非常高大,肌肉也不特别健美,五官也不格外英俊,思想也并不十分成熟。一般的群像塑造中,都会有一个中心人物。 这篇小说里没有,牛子如果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的话,那就是他是一个幸存者。他幸运地站在那些人的身侧,见证着一切。这种写法也许会引起争议,但为了体现时代 的悲剧特点而让笔墨分散到众多的人物身上,比起把所有悲剧全部加给主角、让情节离奇得无以复加直到读者产生了感情疲劳,黎京有一定道理。

写完这篇小说之后,黎京不无遗憾地说,他感到还有很多话都没有写出来。我自己也觉得小说还有修改和完善的余地。好在网络不同于纸张,对一个作品如果不满意,作者可以不断修改。

就全文来看,我觉得时代气氛可以再加强一些。例如,林彪事件对全民来说是一次很大的思想冲击,使得普通人对领袖的神化宣传发生了不少疑问。兵团知青驻扎在 离林彪丧身地不远的内蒙,内心经受的震撼一定很强烈。尽管对于理想和革命的疑问象耳语一样不能公开,但在林彪事件的诱发之下,病退、怠工和回城等一系列消 极抵抗行为愈演愈烈。小说对此却只是粗略带过。另外,当时与内蒙兵团直接有关的重大政治事件“王亚卓事件”,也没有在小说中反映,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1973年,一个北京小学生被政客们利用操纵,公开对所谓的“师道尊严”喊出了反潮流的口号。内蒙兵团的三位知青王文尧、恩亚立、邢卓对她的行为非常担 心,于1974年1月14日以“王亚卓”的笔名写信给她规劝她。后来此信被《人民日报》刊登,王亚卓三人在全国范围内被当成反革命批判。这个情节应该用在 小说描写政治气氛的地方,以增加作品的时代感。还有,兵团垦荒对草原沙化的影响,兵团划归为地方之后对领导和知青的心理冲击,知青返城潮开始后兵团的惨淡 气氛等,作者都写得匆忙了一些。最后,富英之死到底由谁发现答案最为合适,也值得考虑。在尾声中突然安排一个从未露面的人物(肖丽)出现,读者难免会觉得 突兀。如果能在前文对鑫铃返城后的去向稍做安排并让她来揭开谜底,效果会更好一些。因为她从始到终和富英都很亲密,是富英曾经的战友,亲密的姐妹,总在呵 护和关心她。

内蒙草原和知青文学的联系是一个让我非常着迷的题目。从八十年代初张承志用《黑骏马》的人文思考震动文坛,到1987年老鬼用《血色黄昏》的控诉为一段历 史还原了真实,到2001年野莲、逍遥用《落荒》和《羊油灯》追溯了一代人生命与精神的曾经迷失,内蒙知青作家群里的大多数人,一直怀有一种对历史和未来 的强烈的责任感。黎京并不是专业作家,但他的创作追求和他那些往昔的同伴们一样,令我十分钦佩。在为老鬼的《血色黄昏》再版做特约编辑时,岳建一先生曾这 样写道,“10年过去了。老鬼和我,也从满头黑发变得两鬓斑白。1996年冬,当我重新见到拥别整整7年的老鬼时, 我们再次紧紧拥抱,万千感慨。我们彼此都知道,时光可以改变世态炎凉,但是,永难更改、不会泯灭的是我们依然拥有一颗虽然普通却闪亮的中国知青灵魂。这最 个人的也是最集体的知青灵魂,竟然使我们历尽风雨而难舍难弃,如此珍视。”

黎京,愿你的知青灵魂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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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黎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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