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流浪者到三傻：我的我的众多印度学生的故事

就在上个月（2023年7月9日），加拿大大多伦多地区的一个印度旁遮普邦的24岁留学生送外卖时遭暴力劫车，因重伤于当月14日在医院不幸身亡。远在印度旁遮普邦的母亲在看到儿子遗体前服毒自杀。24岁印度青年的悲剧发生在一个号称对各族裔人士友好包容的国度，又是在一个全球治安排行榜名列第二的城市，无数人为之震惊又惋息。

与此同时，这一年，加拿大举国上下庆祝全国人口终于突破了4000万人。政客、媒体庆贺之余，有没有想到印度为加拿大贡献了多少人口？过去这十年，印度早已取代中国成为加拿大外来移民第一输出国，从每年三、四万人，到每年五、六万，到最近几年的每年逾十万。不仅如此，从东到西还涌现了越来越多的印度留学生，大多数是来自印度旁遮普邦20岁上下的年轻人。在大温哥华地区的很多二年制私立学院里，十有八九都是印度旁遮普邦的学生。

幼时看过印度电影《流浪者》、《大篷车》、《奴里》、《哑女》，过目不忘，尤其被那奔放不羁的民族性、绚丽多彩的歌舞、空灵繁复的异域旋律而深深吸引。后来又听朱明瑛演唱的印度歌曲《猜谜语》、《摇篮曲》，我居然也可以将印度风味模仿得惟妙惟肖。至今，我对印度社会、文化的了解远远多于我身边所有亲友。

童年的我，横竖也想不到有朝一日我会站在讲台上给印度学生上课——过去的这个春夏，我在大温哥华地区的某二年制学院教了两个班的社会学课程，一共70个人，除了两个菲律宾人、一个日本人、一个中国人，其他全部都是印度人，其中绝大多数来自旁遮普邦，其中又有相当一部分男生自始至终头上包着锡克教的头巾。也有的男生偶尔包一下，平时也剪了短发，貌似没有那么恪守清规戒律。按照锡克教的传统，男生的全名中间都带有一个“辛格”（Singh），意思是雄狮；女生的全名中间都带有一个“考尔”（Kaur），意思是公主。

我终于近距离接触印度学生，虽然有很多令人哭笑不得的文化差异，但是我学会了包容、理解，而且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宝贵的东西。

先说文化差异。对于印度学生，一切都可以讨价还价。当他们的老师，你要做好准备训练自己讨价还价的技能——从考勤，到分数，到作业，到考试，到论文提交日期，一切都可以讨价还价。虽然教程都有白纸黑字的明文规定，但是在印度文化中，任何规则都是人制定的，而人是活的，只要搞定了规则制定的人，就可以改变规则、善巧方便。印度孩子从小就学会只要从大人那里软缠硬磨，就能得到自己要得到的东西，长大了更是如此。

一次，我给学生布置作业，让他们回家上网看免费的意大利经典现实主义电影《偷自行车的人》，并回答一些问题。绝大部分学生压根儿没看，上网搜了搜故事梗概就开始胡乱罗织自己的“答案”，而我设计的问题是没仔细看过电影的人断断回答不出来的。一男生的作业长篇大论不说，还所答非所问，一共20分的几道题实在找不出任何得分点。出于仁慈，看在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而且答案中提及“二战后的意大利”等字样，给了他两分。谁知这学生发来无数邮件，上课前又来找我要分，不给分不让开课。我说：“你的作业不合格，你都根本没看这部电影，给了你两分已经很慷慨了！” 这学生一本正经道：“可是两分不够！再给点儿！” 

别的老师遭遇此事恐怕会火冒三丈，而我不仅一丝一毫没有生气，反而被逗乐了。分分必较，在他们之中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你既然不可能去改变或逃避这种现象，那就要融入其中，用幽默和睿智来面对、调解和处理问题。没多久，我也学会了印度式的做法，那就是他们无论缠着我做什么出格的事情，你可以满口答应，但是事后不做就得了；他们再催，你就再答应，但是永不兑现罢了。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一次在学校的教职工厨房里和一加拿大白人女教师聊天。我原以为只有我的两个班如此，没想到她和所有老师遇到的都一样。她说她一学期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讨价还价上了。我道：“多元文化并存嘛！” 她苦笑道：“我曾教过一个班，只有六个学生不是印度来的，而那是我教过的最‘多元文化’的一个班！”

更为奇怪的现象是，你在教着课，随时会有学生不举手、不打招呼就径直走到讲台上，打断你并询问她的分数、考勤或别的什么问题，或者让我给她写求职推荐信！起初，我以为这是个别现象，会有些不解和懊恼。但是久了，发现别的同学也这样，而且一个人这么做了，班上其他的学生无一人表现出反感。所以我意识到，这种现象在印度文化、印度学校教育中可能是可以接受的。几次下来我也就逐渐习惯了，不以之为冒犯行为，反而会放下教课，简短处理这个学生的问题；如果处理不了，则明确表示，劝她先归位，课后商议。

因为我们出勤不计分数，所以一堂课如果没有测验或考试，会有相当多的人缺席。我们的策略是堂堂课都要有测验，但是测验如果放在结尾，一多半学生会迟到，只为赶上测验；如果测验放在开始，则一多半学生在测验完成后会陆陆续续离开。这个说要打工，那个说头疼肚子疼，还有的说家住得远。为应对这种情况，我索性一堂课安排两个测验，一个放在开头，一个放在结尾，于是乎出勤率奇迹般地改善了。

不过我不怪学生。他们跟我坦白过：“老师，我们学什么，学得怎么样，都不重要；我们来留学的目的就冲着加拿大的学签加工签政策，冲着移民来的！”

这是加拿大所有私立学院统统存在的现象——尽管管理很专业，师资很雄厚，课程很严谨，但是这些国际学生中没几个是为了学习而学习的，况且那些课程——经济学、心理学、文学、历史、社会学，有几个将来能为求职而派上用场？我的学生下课后跟我抱怨：她们认为被学校“忽悠”了。远在印度旁遮普邦的时候，当地有很多加拿大私立学院的代理，向他们描绘了留学加拿大的美好前景——学费相对低廉，上学期间可以打工，遍地都是机会，毕业了可以工签三年，期间可以申请移民，而且前赴后继来了这么多印度学生，至今没听说有谁毕业后留不下来就卷铺盖回印度的。

但是他们来到后，发现所谓的“国际学生”几乎全是印度学生，在异国他乡学习和在印度别无二样；教师上课枯燥呆板，索然无味；校内外工作机会并不多，找一个打工的职位都无数人竞争。同时，学校还在不断上调学费，学生们的经济状况越来越捉襟见肘。需要知道的是，这些学生的家庭在印度虽然不是贫困阶层，但也决非钟鸣鼎食之家，家家户户都是东借西凑甚至贷款把孩子送到加拿大的，其中很多家庭还指望孩子来加拿大后能靠打工往家里汇款，一来还些债务，二来也扶持一下一家老小。

也有一些学生则是为了逃避印度社会弊端，追求加拿大的自由和包容。比如我两个班上有好几位女生痛斥印度的嫁妆传统。虽然这一传统早在1961年就被官方废除，但是近年来随着印度经济发展，这陋俗不仅死灰复燃，而且变本加厉了——以前可能嫁妆就是自行车、彩电、家具而已，如今的嫁妆要黄金、珠宝、汽车、住房、存款，每家女儿出嫁不花个二、三十万人民币都拿不出手。有的家里有儿有女，所以嫁了女儿之后就要靠儿子娶新娘时把钱都赚回来，因此更不能手软。我的一个来自新德里的女生告诉我，她们姐妹三人，家里没有兄弟，因此父母就要准备三份嫁妆，这在印度是要逼得全家上吊的！因此只有一个出路——远离印度、移民海外！

学生愿意跟我倾诉当然不无原因——他们告诉我，我是他们在加拿大遇到的最熟悉和最热爱印度文化的，我的课大量涉及印度历史、艺术、电影、流行音乐、社会，令他们耳目一新，备感亲切。好几个学生课后跑到讲台来跟我说：“老师，怎么别的老师的课那么无聊，我们都昏昏欲睡，而您的课就别开生面，趣味横生。我们都听傻了。您喜欢印度文化，真是太好啦！” 没错，我课上播放、讲述疫情中作古的印度顶尖国宝级歌唱家拉塔（Lata Mangeshkar)，享年92岁，老太太火了整整70多年，《流浪者》、《两亩地》、《奴里》、《哑女》里的女声部分都是她唱的；《大篷车》里的最脍炙人口的一段则是她亲妹妹唱的。我用两堂课时间讲述《流浪者》两度引进中国的来龙去脉，讲述《两亩地》的创作经历，讲述为何这两部电影备受苏共和中共领导人的青睐。我讲述沙鲁汗、阿米尔汗等巨星的电影，从《阿育王》到《Three Idiots》、《P.K.》、《Dangal》、《Secret Superstar》；当然还有广受赞誉的《Pad Man》、《Pink》等反映印度社会现实的优秀影片。我还放过舞技不亚于迈克尔•杰克逊的Hrithik Roshan的视频，还给他们模仿其舞姿。印度学生普遍有歌舞基因，只要一放到热闹的宝莱坞歌舞，一个个都开始手舞足蹈哼唱起来。如果我一带头，这堂课马上就会演变成载歌载舞的大篷车车队了！

我们东亚人性格普遍比较内敛，所谓异质相吸，我很享受我的“大篷车”般的印度课堂！我班上还有一男生，告诉我他的爱好是唱歌。有一次上课时他打断我，问我他是否可以给大家献歌，我当然求之不得。于是他大大方方走上讲台，为大家一口气清唱好几首旁遮普流行歌曲，果然富有印度特色，那一个个细腻的拐弯，婉转迂回、沧桑悲怆，充满了异域风情，正是欧美音乐中缺失的。他之后又有一女生应我之邀，也大大方方唱了首歌曲，一样委婉动听。最欣赏他俩那天生的“拐弯”技巧，那是在声带高度放松的状态下发出的，我一听到就魂不守舍、全身颤栗。

我不仅喜欢他们开朗、直白，爱热闹的性格，还观察到他们有一些优点是中国学生中少见的——

他们永远充满乐观，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每个明天都会胜过今天。

他们很甘愿吃苦，不怕在人前背后“丢面子”——送外卖、站柜台、开卡车，都乐此不疲。还有一男生有一次极为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他找到了一份“好工作”——在建筑工地举“前方施工，请慢行”的牌子。

他们很有团契精神，一人有难大家帮助，连做作业串通作弊、帮他人作伪证请假或考勤都不遗余力、敢于担当（当然，这样做是不提倡的，但是他们很够哥们儿的那种精神，和中国人的窝里斗传统对比鲜明）。举例说，有一次一组学生要做演示（presentation），其中一个学生迟迟不来，同组学生反复强调他20分钟后即到，再三哀求我的通融。而20分钟过去了，此人还未到，再不开始全组就要失分。同组其他人宁可冒着失分的风险也要坚持等他到来。我颇受触动，也就应允了。果然没多久那个学生终于来了。只见他风尘仆仆，慌里慌张，不像是漫不经心、权当儿戏的样子，倒确实有些被紧急情况拖住了腿的感觉。我也就没再追究。

最后一节课末了，班上两个女生神秘兮兮让我不要看——她们从座位那里走向讲台，给我捧来了一大盒巧克力蛋糕，让我切糕，大家一人一块，全班向我表示感谢。又召集所有人跟我合影，把我安排在最中间。他们每个人都给我留了言，其中一个平时言语不多、我以为对我不敬的男生居然写下了这样的话：“您善于用浅显易懂的方式让我们理解深奥、抽象的概念！您是我遇到过的最好的老师！”

这是我在这学校的第一个学期，也是最后一个学期，因为我就要走了，去美国的一个精英学校，学生大多数来自富庶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彬彬有礼、家教甚好。说实话，最后一课道别之时，我内心略有一点点负罪感，好像我嫌贫爱富、抛弃了他们似的。不过转念一想，生活要继续，我也没做错什么；上帝的旨意就是我走一程，奉献一程，影响一批年轻后生的一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