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和平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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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0月25日，国民政府弃守武汉，10月31日蒋介石发表《蒋委员长告全国国民书》，“……我国抗战根据本不在沿江沿海浅狭交通之地带，乃在广大深长之内地，而西部诸省尤为我抗战之策源地，此为长期抗战根本之方略，亦即我政府始终一贯之政策也。武汉地位在过去十月抗战工作上之重要性，厥为掩护我西部建设之准备与承接南北交通之运输。……”

这个话是对民众解释、为什么在4个月前，也就是1938年6月2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发《抗战一周年宣传大纲》提出“保卫大武汉”的口号、而现在武汉保卫不了了的说辞。口号都是宣传，在实际操作上还要讲究实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对公众喊出“保卫大武汉”的同时私下就做了放弃“大武汉”的准备，预计作战4至6个月以消耗日军。从6月11日波田支队开始突袭安庆算起，到10月25日宣布放弃，满打满算4个半月，勉勉强强达到了原计划的下限，至于《蒋委员长告全国国民书》所说的“激战五月”，是经过会计算盘四舍五入的。

“……我国在抗战之始，即决定持久抗战，故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国抗战之决心，唯其为全面战争，故战区之扩大，早为我国人所预料，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

“我国在抗战之始，即决定持久抗战”，这个话也是现在这么说，其实在一开始也并不是这样打算的，在上海另辟战场就是为了意图引起国际干预、调停，结果人家没理会，最后酿成大祸，造成南京30万人被屠杀的惨剧。上海开战这个事情在本书中已经说了几次，现在还要说，以后还要说，因为这是惨痛的教训。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谈判，从淞沪会战时期的陶德曼调停到武汉会战的和知鹰二，蒋介石一直在寻求对日妥协，而日军一直是顺风仗，“价码”一直降不下来，委员长无法接受而已。这个一直寻求妥协的事情，实在是不能算是“持久抗战”。

武汉会战之后，委员长也总算看清楚了寻求对日妥协是办不到的，唯一之途就是“持久抗战”，但是形势万份困难，部队伤亡已达108万，占抗战初期军队总额一半以上。不过相对于如此严重的战损，更为严重的是经济状况。1939年6月，时任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向蒋介石提供报告，全面抗战仅一年半，财政支出已高达“3219亿元”，而这一年半里，财政收入仅“716亿元”，相差竟然是4倍多！而这“3219亿元”的70%是军费！也就是军费支出为财政收入的3倍。

战前中国工业90 %集中在华北、华中、华南的一些大中城市，日军占领了这些重要地区和工业城市，对国民政府的经济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打击。作为国民政府税收主要来源的关、盐、统三税主要都在沦陷区，1939 年与1936 年相较，分别减少了77 %、56 %、89 %。

武汉会战之后经济富裕地区几乎全部沦丧，而西北、西南地区工业非常薄弱，川、湘、桂、滇、黔、陕、甘7 省，其近代工业只占“全国工厂总数的6. 07 % ，占资本总额的4. 04 %和产业工人总数的7. 34 %”，国民政府收入极度萎缩，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都已是赤贫！

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继续打下去，只能靠“宁为玉碎，毋为瓦全”的死打硬拼精神了——“自今伊始，必须更哀戚、更坚忍、更踏实、更刻苦、更猛勇奋进，以戮力于全面之战争，与抗战根据地之充实，而造成最后之胜利。”

而侵略者日本的日子也不好过，虽然占领了武汉，而且“国民狂喜，祝贺队列从宫城至三宅坂（陆军省、参谋本部所在地）日夜不停。欢呼万岁之声在战争指导当局的耳中只不过留下了哀调，担心游行的前途。”9月24日陆军省专门发布通报，指示庆祝活动的方向，“……二、应强调汉口虽然陷落，但在蒋政权溃灭前仍须继续军事行动。因此要避免召开使人感到事变结束的庆祝会。……”

在“七七事变”之时，日本军政两界都存在分歧，或者控制事态谋求“和平”、或者扩大事态全面侵华，不过无论哪一派，都不想在中国投入过多力量，即便要全面侵华，其打算也是要快打快胜，“三个月灭亡中国”就是典型论调。可是现在打到这个地步，战事已经无法控制，战事结束的影子却一点儿也看不见。现在关内的日本军队已经达到24个师团、15个独立旅团，再加上关东军9个师团，日本国内仅剩一个近卫师团，可以说是倾巢而出了。

而经济方面，1938年的“直接军事费用”为59亿日元，占国民生产总值 19.7%、占“国家预算总额”的比例为76.8%！而1939年的预算“直接军事费用”为80亿日元，占“国家预算总额”的比例为80%！为了维持如此庞大的军队和支援连续的战事，日本国内的资源几乎已经见底儿了，劳力、粮食、能源和军事物资供应出现危机，“连学校教练用的步枪都被收回”用于装备扩建的军队。1938年担任参谋本部付的泽田茂说，“外强中干是我国今日的写照，时间一长就维持不住了。”

鉴于此种情况，参谋本部第二课作战指导班要求政府发表谈判倾向声明，“日满华结成善邻的精神和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由于打仗的都不想打了，日本政府更没有理由、也没有能力打下去，于是近卫内阁不得不在11月3日发布第二次所谓的“近卫声明”。

这次“声明”明显学乖了，总算学会了法西斯胡萝卜加大棒的基本手段。首先是大棒，“今凭陛下之盛威，帝国陆海军已攻克广东[州]、武汉三镇，平定中国重要地区。国民政府仅为一地方政权而已。然而，如该政府坚持抗日容共政策，则帝国决不收兵，一直打到它崩溃为止。”然后是胡萝卜，“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应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立连环互助的关系为根本，希望在东亚确立国际正义，实现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的结合。……帝国所希望于中国的，就是分担这种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

说实话这根破胡萝卜不怎么样，只不过比起第一次所谓的“近卫声明”中“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来说进了一步，但是其中“更换人事组织”就是指把蒋介石换掉。先不管什么“东亚新秩序”不“秩序”的，反正在换掉蒋介石这个事情上，蒋介石本人是无论如何也不答应的。

虽然中日双方都极度困难，不过即便是侵略者日本想罢手，中国也是不可能罢手的。这个仗只能算打了第一个回合，现在远远不能算完。目前的局势正如汪精卫所说的，“中国面临的困难是如何将战争进行下去，日本面临的困难是怎样使战争结束。”这是非常准确的形势描述，但是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上，汪精卫走到了错误的路线上去了。汪精卫在1938年12月19日飞抵越南河内脱离重庆国民政府，不过这个投降，还是蒋介石牵的线。

蒋介石从开战之初就一直谋求与日本妥协，到了武汉会战时期也在进行，其中一条线是萧振瀛与日本参谋本部兰机关长和知鹰二联系，还有一条线是国民政府副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周佛海和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与日本参谋本部第八课课长影佐祯昭大佐联系。

这两条线都是蒋介石批准的，而且全程监控，不过两条线到了7月份得到的日方条件都是让蒋介石下台——搞来搞去把自己搞下台去了、这还搞什么搞？于是委员长下令终止与日方谈判，打消三心二意抗战的念头，转回头一心一意搞抗战。

萧振瀛线奉命立刻断掉，而高宗武线进行的比较深入，相对于第1战区总参仪萧振瀛来说，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当然算是专业人士，工作干的比较扎实，1938年7月，高宗武擅自赴日，会见了影佐祯昭、参谋次长多田骏、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及陆军省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确切掌握了日本方面的和谈条件，1、承认“满洲国”，日本在蒙疆有驻兵权，中国参加防共协定和日本优先开发华北资源等；2、决定要汪精卫“出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