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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5 血壮山河之随枣会战 “和平运动 ” 5

6005 血壮山河之随枣会战 “和平运动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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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时汪精卫再次拒绝蒋介石的建议,执意还要搞“和平运动”,那蒋介石只能下杀手了。这一点汪精卫集团中也有认识,汪精卫秘书的曾仲鸣看到拒绝谷正鼎后就说,“我们今日以后要小心点,他要消灭我们三个人。”

其实重庆方面早已计划行动甚至已经开始动手了,在1939年元旦国民政府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之时,蒋介石就命令戴笠要抢在汪精卫离开河内之前将其除掉。戴笠随即带领亲信及能讲法语的军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前往河内,亲自坐镇指挥行动。

暗杀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蒋介石迟迟不能下定决心,还在利用各种途径促使汪精卫幡然悔悟。在此期间的1月16日,梅思平在香港被人袭伤头部,发表“艳电”的《南华日报》社长林柏生被人用斧子砍伤头部,这都是计划取性命而出了差错才逃了一命。而在澳门的汪精卫外甥沈次高于1月18日被枪杀,这一切肯定都是军统所为,是真正的杀鸡给猴看,但是汪精卫还是执迷不悟。

谷正鼎来访是最后一次挽回努力依旧失败,于是回到重庆的戴笠给河内发来了执行命令。陈恭澍带领6人在21日夜强闯汪精卫住宅,但因为行动慌张,误认曾仲鸣为目标而开枪射击。

这次行动可谓完全失败,枪响之后留守车上的陈恭澍极为紧张,只携带一名最先出来的杀手开车离去,后两人自行归来,三人被抓。

4个小时后情报传来,汪精卫毫发无损,戴笠立刻命令陈恭澍回重庆。陈恭澍回到重庆之后、戴笠根本不想见他,即便是躲空袭钻进防空洞面对面也是视而不见。两个月后戴笠终于召见陈恭澍,派任代理第三处处长,去上海主持工作。这个安排未必就没有让陈恭澍死在上海的意味。

不过这次陈恭澍很争气,在上海两年就先后暗杀了张啸林、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上海工部局警务处处长赤木亲之。而在1941年10月,陈恭澍被汪伪76号特工总部逮捕,为保全性命投降,暗中却与军统局长戴笠取得联系。有意思的是,陈碧君听闻陈恭澍被俘获,连夜专程从南京赶到上海,亲自“审问”陈恭澍,“她心存报复,盛气凌人,跺足狂吼的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硬逼着一定要当场写口供。”

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恭澍以汉奸罪逮捕,两年后获释。后任中央训练团河北大队长、绥靖总队上校总队长,驻守北平、河北一带,负责所谓的政治作战。1949年赴台湾,任国防部情报局第二处少将处长,1969年退休,随即隐姓埋名,死在何时、葬在何地无人可知。

陈恭澍

这次“刺汪”失败之后,军统又想了两次办法均未成功,汪精卫的警惕也越来越高,但河内是肯定待不下去了,时间长了不愁人家抓不住自己。可是“制裁命令”已下,天下之大已无容身之地,唯一可以走的就是日本这一条路了。而日本方面也获知汪精卫在河内“遇刺”,虽然现在的首相不想理他,可是汪精卫在河内待下去只有死路一条,这个事情要是真的发生,对大日本的声誉还是很有影响——以后谁还来投降?还是影佐祯昭出马,4月16日抵达法属印支港,与汪精卫取得联系,4月25日夜汪精卫登上贼船,5月6日抵达上海,8日上岸,完成了投敌。

这次留在香港的陈公博并未追随汪精卫而去,到了夏末汪精卫到广州之后邀见陈公博。虽然二人见面、汪精卫还出示日本方面的“君子协定”,但是陈公博还是不认可,回转香港。

很快汪精卫在上海召集会议,做成立伪政府的准备,再次电邀陈公博,陈公博还是不去。

1939年12月,汪精卫与日本准备签订所谓的“中日基本条约”。这次汪精卫正话反说,告诉陈公博草约已开始讨论,如果你不到上海,以后就是反对也来不及。其实哪里有什么可讨论的?双方一坐下、日本方面就掏出《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关于日支新关系调整的基本原则》、《关于日支新关系调整的具体原则》、《秘密谅解事项》等八份文件扔在桌上,日本要求的权力地域从黑龙江到海南岛;要求的权利事物下至矿业,上至气象,内至河道,外至领海;一切中国的权益,包括主权、领土、港湾、河流、矿藏、银行、交通、军警、武器……日本都要毫无遗漏地持有或控制。

陈公博上了汪精卫的当赶往上海,准备在这个“中日基本条约”的讨论中发挥一些反对作用。结果到了上海一看,“条约”已经“讨论”了一半。陈公博在上海盘桓半月随即回转香港。在上海时一次与影佐祯昭同饭,陈公博当面质问,“哪里是基本条约,简直日本要控制中国罢了。”这位日方首席代表想都没想就点点头,“在目前不能说日本没有这个意思。”

去年在上海与汪精卫方面“重光堂”谈判时千好万好、什么两年撤兵啥的骗你上船,到了现在汪精卫已在彀中,真面目何须再掩饰?

汪精卫的“中日基本条约”议定的同时也在准备成立伪政府,陈公博不愿参与其事,从上海脱身回香港仅仅几天,陶希圣和高宗武突然来访,陈公博感到吃惊,因为这两位现在是汪精卫重要助手,为何在此准备成立伪政府之际脱离汪精卫?二位语焉不详,只是言道自己二位走后、汪精卫更要找陈公博了。

陈公博没有想清楚这里边的事情,但是等到第二天再去找二位,已然不知所踪。未及陈公博反应,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报》发表了高宗武、陶希圣致该报的信,以及他们带出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暨附件全文。

“汪日密约”的披露,使中国人民更加认清了日本亡我之心和汪精卫卖国行径,从而坚定了国民抗战到底的决心。汪精卫投敌之前,中国确有相当多的人士对日本抱有幻想,而此番“汪日密约”的披露彻底打消了这些幻想,即便在汪精卫投敌之后再附逆者,也是形势所迫、被动上船的权宜之计,而绝无与虎谋皮的打算了。而此事件对于汪精卫之流的打击也是巨大的,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都跳出来说这只是谈判过程中的一个草案,而非定案,其实心中恐惧万分,“最为伤心的是周佛海,……,对暴露密约一事极为愤慨,认为这是背叛行为。他任凭眼泪从双鳃流下,却不去擦掉,唯有仰天长叹。”周佛海还咬牙切齿在日记中记述,“今后誓将高宗武、陶希圣这两个畜生杀掉!”

这个极其重要的“高陶事件”的发生,必须要说到陶希圣的夫人万冰如。1939年12月13日,万冰如携5个孩子从香港抵达上海。12月30日“中日基本条约”定约,汪精卫“绑架”部众共同签字,而万冰如对陶希圣说,“我把全家的生命带来住在上海替你,你走。如果走不出去,我夫妇一同死在这里。如果你签字,我就打死你。”

陶希圣、万冰如

高、陶二人脱离上海之后,万冰如去见汪精卫、陈碧君,要求带两个孩子去香港劝说陶希圣回转,而留下三个大孩子在上海读书,其实是给汪精卫作为人质。汪、陈不疑有他,不过也就只能这样办。1月13日万冰如登船,18岁大女儿琴薰站在码头大哭,而妈妈万冰如在船上扶着栏杆也是痛哭。

万冰如携子抵达香港之后,杜月笙、万默林出手将留在上海的三个孩子接出来。而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携带高、陶二人的《致大公报函》和“汪日密约”专程从重庆赶往香港,亲自掌握进度。21日上午陶希圣三子乘坐的轮船出吴淞口刚到公海,萧同兹就将文件照片送至《大公报》社开始制版、排版、印刷。三个孩子乘坐的轮船于第二天、22日抵达香港,全文刊登《致大公报函》和“汪日密约”的《大公报》立刻上市。

高宗武、陶希圣是汪精卫的重要亲信,也是汪精卫“和平运动”的最早发起者和重要参与者,而且追随汪精卫到上海,参加“汪日密约”的谈判,却在签字关头幡然悔悟、弃暗投明,真可谓悬崖勒马。

陶希圣后来进入蒋介石侍从室,再就是去了台湾,1988年去世享年90岁。这次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如果没有高宗武一开始的擅自赴日,应该不会发动。高宗武原本年轻才高,是国民政府的外交干才,结果闹出这样天大的事情来,这让高宗武彻底灰心丧气,后来更名高其昌,赴美定居,1994年去世,享年89岁。

正如高、陶二人所言,到了建立伪政府前夕的三月初,陈碧君邀请陈公博赴上海。陈公博已有感觉,就问陈碧君是否要成立“政府”了。陈碧君倒也干脆,“你对这一点是赞成还是反对,请你到上海和汪先生说。”于是陈公博决定赶赴上海,准备劝阻汪精卫成立“政府”。结果到了上海一看,“政府”其实已然成立,正在筹划“还都”南京。陈公博和高、陶二人不同,看到事已无法挽回,遂决定加入“伪政府”,计划在“伪政府”中帮助汪精卫,“徐图补救”。陈公博也与汪精卫等人确实不同,1940年5月赴日,天皇着海陆军大元帅礼服接见,而陈公博故意着便服。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死在日本,陈公博代理“伪政府”主席,1946年6月3日被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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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匝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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