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已死亡
中国失业的大学毕业生让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感到尴尬。中国年轻人的失业率创历史新高，使该国严重的经济困境在国内外都暴露无遗。 八月，习近平政府决定采取一个行动：国家统计局决定停止发布年轻人的失业数据。
但习近平政府无法掩盖或躲避中国的经济困境。 这些问题不仅仅是病毒大流行后的经济萎靡不振，也不仅仅是中国在迈向超级大国道路上很快会被遗忘的一段弯路。 被吹捧的中国模式（那种自由经济化与国家控制相结合，创造了中国超音速的增长）已经进入了穷途末路的阶段。
这些消息不应让人感到意外。 经济学家甚至包括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多年来一直警告说，这种中国模式存在着根本性缺陷，并且将不可避免地土崩瓦解。 但习近平过于专注于巩固自己的权力，无暇采取必要的改革来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问题是如此地严重，而修复成本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可以扭转局面的时间可能已经过去了。
与近年来许多评论家的假设相反，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走下去，中国可能永远不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事实上，它已经下落了。
但是，中国下滑的轨迹并不一定能确保未来美国在全球的实力。中国可能会成为一个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的竞争对手，并为世界其它国家提供不太有吸引力的发展模式。 但经济失败也可能增强习近平克服美国主导地位的决心，如果不是通过变得更富有，那就通过其他可能更有具破坏性的方式。
中国模式的消亡在很多方面都是中国过去经济成功崛起的结果。 1980年，当中国的自由市场改革刚刚开始时，用人均收入做指标，中国比加纳或者巴基斯坦还要贫穷。如今，中国拥有一个有能力设计5G电信网络和电动汽车的总值18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
中国模式的引擎是投资，而且是大量投资于工厂、高速公路、机场、购物中心、公寓楼，和其他凡是你能想到方面的投资。 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之初一穷二白，建设许多新基础设施是非常必要的。 拥有更好的交通运输系统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新建的住房为从农场迁移到城市寻找机会的家庭提供了住所。 这些投资将中国变成了世界的工厂，并产生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经济增长率。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经济发展成为一个更加先进的形态，但国家和企业仍然在继续投资建设。 经济增长率仍然很高，但现在经济正产生一些过度的浪费，损害了经济的健康。 一家研究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的合伙人Logan Wright估计，中国有2300万至2600万套公寓没有被售出，这足以容纳意大利全国的所有人口。 他推测，其中许多建好的公寓永远不会被顾客购买，因为它们是在那些人口正在下降的城镇里建造的。 一家在上海的咨询公司Automobility的创始人Bill Russo表示，中国的汽车工业有足够的闲置工厂产能每年生产超过1000万辆汽车（是供应整个日本汽车市场数目的两倍）。 北京当局喜欢夸耀其庞大的高铁网络（是世界上最大的），但运营该网络的国有企业却已背负超过8000亿美元的负债，并一直产生巨额亏损。 一个研究所Cato Institute曾将中国的铁路大建设形容为“高速的债务陷阱”。
一个智库Bruegel的亚洲经济问题高级研究员和专家Alicia Garcia-Herrero告诉我说，中国人“继续进行超出其实际吸收能力的投资”。 “这就是他们模式出错的原因。”
由于所有这些收益很少的投资（其中大部分是通过借贷融资来的），中国债务的扩张速度远远快于其经济的扩张。 十年前，中国的债务总额约为该国经济总量的两倍；现在它是经济总量的三倍。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Michael Pettis写道，中国是“历史上债务负担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政治因素也加剧了债务问题。 中国共产党一直宣扬高增长率作为其合法性和治理能力的证明，因此当增长率低于目标时，当局就会释放信贷来提振经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中国地方政府以基础设施项目融资的名义积累了9万亿美元的债务。
中国领导阶层早就清楚其投资策略存在风险。 早在2007年，当时任中国总理的温家宝说： “中国经济存在结构性问题，造成发展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也明确清楚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正如经济学家所说，中国必须“再平衡”，这意味着它需要减少对投资的依赖，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的引擎，尤其是国内的消费，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国内消费要低得多。 为此，经济学家一致认为，中国需要开放金融行业并放松国家对私营企业的控制。
在上任之初，习近平似乎接受了这些需求。 2013年，他签署了一份共产党改革蓝图，承诺让市场在经济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但这些改革从未发生。 进行改革会削弱国家的权力，从而削弱习近平自己的权力。 中国领导人不愿意用削弱政治控制来换取经济增长。
事实上，习近平掌握的权力越大，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就越重。 习近平依靠国家产业政策来推动创新，并对高科技和教育等重要领域实施了侵入性的监管。 造成的结果是中国的私营企业正在倒退。 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数据，两年前，私营企业占中国100家最大上市公司股市总价值的55%； 到2023年中期，这一比例下降到仅为39%。
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Eswar Prasad告诉我，现在重建私营企业的信心也许是中国经济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最紧迫任务，“从这一点来看，他们似乎并没有完全意识到需要做什么，或者也许他们不愿意这样做，我认为这对中国的增长产生了一些相当严重的影响。” 他补充说，政策制定者纠正既定方针的机会“相当渺茫”，因为他们认为私营企业是“创造更多增长所需要的因素但不是真正理想的途径”。
在中国迫切需要刺激国内消费之际，习近平严厉的疫情封锁措施对经济收入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中国模式在压力下破裂了：驱动经济的需求少到以至于陷入通货紧缩，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可能会进一步抑制经济复苏所需要的投资和消费者支出。 北京大学教授张丹丹最近估计，16至24岁青年的失业率可能接近50%，是官方统计数字的两倍多。 房地产曾经是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和中产阶级财富的储藏室，但现在该行业的投资、销售和价格都在下降途中。 最大的私人房地产开发商碧桂园正濒临违约边缘，其在香港上市的股票自今年年初以来已损失了三分之二的价值。
中国经济并非无法修复，但修复将代价高昂且是个痛苦的过程。 中国政府将不得不注销坏账，关闭僵尸企业，并推行政策制定者迄今为止一直在避免的全面性市场改革。 采取这些改革措施将重启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增长阶段，不是以过去的高速度，而是以能够维持国家经济进步的速度。
中国政府并没有表现出采取这些改革的兴趣。然而，各个政府机构发布了多点计划来支持经济，但这些计划只不过是行政调整和模糊不清的声明。 习近平向公众传达的提振信心的信息本质上是“忍耐”，他最近在中共高层思想杂志中发表的一次讲话中说： “我们要保持历史耐心，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
经济学家预计中国并不会很快陷入类似于2008年华尔街次贷危机那样的金融危机。 但他们预测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黯淡。 Rhodium的联合创始人Daniel Rosen表示，如果中国进行适当的改革，它可能会在调整期间经历非常低的增长率，但随后会出现3%至4%的年增长率，这对中国那么大的经济体来说是不错的。 但如果不进行这些改革，经济增长可能会放缓至2%至3%。 Prasad预计，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将以3%至4%的速度增长，但如果没有更多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中国经济可能无法维持这一增长速度。
这些增长比率并不低得惊人，但可能还不足以让中国在未来几年里从后面追上美国，甚至在未来年代中成为一个美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Prasad告诉我，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问题是这是否足以实现他们想要达到的目标。”
习近平在过去十年里不断积累个人权力。现在责任必须归结到他这里了。 理论上说，经济的困境应该促使他与美国和解，以阻止与西方的经济关系进一步恶化，并保持外国技术和资本的流入以帮助中国的发展。但习近平正在带领中国走向一个相反的方向。
在上个月举行的最新一次金砖（BRICS）发展中国家组织峰会上，论坛的成员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同意增加包括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六个成员国。 习近平似乎将金砖国家组织视为对抗西方的制衡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媒体《环球时报》认为，“随着更多志同道合的发展中国家加入金砖国家组织，他们将形成更强大的集体力量，发出更响亮的‘金砖声音’，推动世界走向良好治理。”
这种言论表明，尽管（甚至正因为）中国国内面临的经济困难，习近平仍然毫不畏惧地寻求重塑世界秩序，他唯一改变的仅仅是策略而已。 Bruegel的Garcia-Herrero说： “我认为这就是他的计划：‘我的经济可能不会比美国更大’，但我的国家集团经济总体会更大。”
换句话说，如果中国无法仅凭一己之力超越美国，也许它可以通过金砖国家组织整体来超越美国。 但这个计划可能行不通：金砖国家组织的六个新成员的经济总量仅比英国稍大一点点。
与美国竞争的决心长期以来一直是习近平经济议程的核心组成部分。 近年来，他加倍扩大了干预产业的政策力度，包括国家的财政支持，尤其是企图让中国企业在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等领域领先于美国这个竞争对手。 他以“自给自足”为重点，试图通过用国产替代品替代外国进口产品来降低中国对于美国制裁的脆弱性。 他的一项全球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倡议“一带一路”就是中国企业开辟西方以外的贸易和投资渠道。 金砖国家组织甚至正在讨论建立自己的共同货币，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中国可能没有实现所有这些目标的经济实力。中国仍然处在相对贫穷的水平，人均收入仅为12,700美元，是美国的六分之一。 它可能没有资源来支持其军事能力的持续扩张，或支持旨在增强其海外影响力的举措。有一个例子是，中国国有银行已经大幅削减了对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贷款。
中国经济放缓可能会削弱习近平对现有世界秩序的意识形态的攻击。例如，中国试图向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表明民主与发展并非密不可分的，独裁者也可以拥有财富、国际上的尊重和政治权力。 这些说法在中国经济步履蹒跚的情况下更难有说服力。 中国的经济困境显示，威权政权无法既加强控制又维持经济进步，最终，政治改革必须伴随着经济改革。
习近平不太可能接受这个难以接受的真相。 相反，他将更紧迫地推行他反对西方世界的议程。 如果不能快速增长，那么他将不得不寻找其他方式来证明他对人民的压迫是合理的，而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全球主导地位的游行示威可以达到这一目的。 也许习近平不能（或不会）让中国变得富裕，但至少他会让中国变得伟大。
因为这一原因，经济疲软的危机可能会让中国领导人变得更加危险，更容易支持和捍卫中国的民族主义事业，更容易陷入像军事占领台湾那样的外部冒险。 人们只能希望习近平能以史为鉴，并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力量只能在其经济实力允许的范围内发挥作用。
(这是我的原始翻译。
原文英语作者： Michael Sc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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