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然：对经济增长“中国模式”的再审视

2023-11-08 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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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领教工坊

作者 | 陶然

过去40年，确实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经济增长最好的40年，这一段时间中国的快速成长也是人类经济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中国从全世界最赤贫的国家，经过40年的发展变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确实是了不起的成就。

但与条件相似的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发展成就比，仍然存在差距，这几个经济体大概用了三四十年的时间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顺利成为发达经济体。而我们走到今天这个水平，与全球发达经济体人均还存在较大差距的时候，开始出现了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为什么？我们要理解问题出现的原因。

研究改革开放，大致可以把过去的45年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中期；第二个阶段是1995年以后，尤其是加入WTO以后。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什么？为什么经过40年我们的改革开放还在进行时？出现了什么问题导致经济难以实现可持续的增长？只有把这些问题了解清楚，我们才知道中国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未来可能到哪里去。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正在撰写“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三部曲”，希望能够对这些问题做一个系统性的考察，也给出与既有文献非常不同的回答。第一部就是去年出版的《人地之间》。

◎陶然先生在领教工坊第十二届“中国企业家私人董事会年会”上做分享

转型发展的中国模式

关于是否存在“中国模式”的提法，就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第一类，很多偏市场化的学者，认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中国改开后之所以实现快速增长，就是政府不断往后退、市场不断往前的结果。

第二类观点，认为不仅存在中国模式，而且具备推广的价值。

第三类观点，实际上多少占据了现有学术界主流，认为虽然主流文献认为的、那些有利于长期增长的政治、经济体制在中国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但中国存在一些替代性的制度安排可以实现至少中期的增长，比如说中国改开后的财政一个分权体制，虽然政治上集权，但是地方政府仍然掌握了很大的财权，因而可以调动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的积极性。

但这个说法的问题在于，即使1980年代中央跟地方是相对分权的“财政承包制”，就是增加的财政收入较大比例留给地方，但这个财政承包制并不稳定，三年就调整一次，特别是1994年和2002年，中国在财政收入上进行了两次重大的财政集权，但中国的增长仍然在持续。

另外一个流行的说法，是中国存在的一个由中央考核省，省考核市，市考核县，县考核乡的层层加码的考核体制，以GDP增长主要考核指标，甚至作为主官提拔的最主要考核指标。但如果仔细观察中国地方主官的提拔，你就知道这个说法是子虚乌有。

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体制下，比如如果我是一个的省委书记，我最大的权力是什么？当然是用人的权力，我怎么可能把这个权力交给一个我控制不了，下级政府主管到底有多大贡献也难以计量，而且可能被地方政府造假的经济增长率指标？比如说在浙江，即使地方官员不要做大多，GDP增长就可能很高，但在贵州，如果地方官员不努力，GDP增长率就很难上得去。如果这么搞，我还有什么权力？实际上根本不存在这么一个层层加码的体制去考核和提拔官员。

改革开放以来的

经济增长来源

现在来跟大家解释一下，我所认为的中国改开两个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

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从计划经济走出来的。中国早期所推动的计划经济，一开始就是学习前苏联的“斯大林模式”。一般理解所谓的计划经济就是由政府推动国民经济计划及控制资金、人员、物资乃至产品分配，并通过国有企业、人民公社或集体农场来组织生产。但为什么要搞计划经济？

大家都知道，计划经济的“斯大林模式”是优先发展重工业部门，包括机械装备、能源原材料部门，这些都是资本密集产业。在一个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们看到前苏联和中国在建立重工业体系后，并没有主要将这些机械能源、能源原材料为轻工业、农业消费品生产服务，而用于建设国防。前苏联和中国，在建国后都面临着、或认为自己面临着外部重大挑战，就必须通过大规模发展重工来强化军工，以此保障政权的安全。这才是计划经济的本质，用经济计划和政府来配置各种资源，用国有企业、人民公社或者集体农场来组织生产，想方设法地加快重工业建设，就是为了建立一个强大的国防。为此，它要从轻工业，尤其是农业那里抽取资源加快重工军工生产。这种模式整体来看就是为了“生产大炮而压缩黄油”。

但这个模式存在的问题是，一旦建立后，老百姓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搞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光是老百姓，很多政府官员也会不满意。体制内就会出现一种压力，就是应该将机器装备、能源原材料从为大炮生产服务，转为为黄油生产服务，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

这就是1950年代中期前苏联赫鲁晓夫上台后希望做的事情。但他在推动这个转变过程中遇到了困难，那些为大炮生产服务的军工行业、机械装备、能源原材料行业，掌握了非常多的资源，若是转过来为黄油生产服务，既得的利益集团会反对。赫鲁晓夫时期把原来很多中央部委管的机械装备、能源、原材料行业的企业，下放到地方为轻工业和农业服务，当然会遇到阻力，而且阻力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将这些产能转移为生产黄油服务，但生产黄油的微观体制，还是继续延用国有企业和集体农业的模式，难以解决工作激励低的问题，导致事倍功半，支持改革的力度边际递减。

赫鲁晓夫有没有想办法解决计划体制下大炮-黄油之间难以两全的矛盾？当然有，苏联有广袤的国土和丰富资源。赫鲁晓夫上台后就推动在前苏联大规模勘探油气资源，1960年代初在乌拉尔山以东找到十几个世界级的大型油气田，但到1960年代中期前苏联石油大规模增产的时候，赫鲁晓夫已经把他的同事都得罪光了，被迫下台，结果是接替他的勃涅日涅夫摘了桃子。也因为有了日益增加的石油和天然气外汇收入，一方面可以继续大规模投入重工和军工，另外一方面还可以增加轻工业和农业投入。

但如前所述，在国有企业和集体农业模式下加大轻工业和农业投入仍然面临一个工作激励不足的，投入后事倍功半的问题，后来前苏联干脆大规模进口农产品和消费品，因为进口增加一倍的外汇支出，就能增加一倍甚至更多的消费品。而且苏联那个时候钱已经多到两边都投，还花不完，还可以全世界去推动军事和经济援助，这就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以及与苏联关系恶化的中国都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正是在这个压力之下，1972年中美开始缓和关系。也正是如此，我们可以说1972年是中国和苏联计划体制开始出现分歧的一个关键历史点，因为在这个点之后，中国成功地降低了自己的军事压力，而苏联的军事压力进一步加大。一旦中国的军事压力有所缩小，往农业和轻工业生产的投入就增加了，一直到1976年。

当中美缓和关系的时候，苏联开始并不太在乎，因为它的石油不仅产量增加，而且在1970年代早期中东石油战争后油价上涨苏联还发了大财，但其结果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内的军工-重工利益集团越来越强大，尾大不掉，根本改不动了。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他很想从大炮转向黄油，1987年就从阿富汗撤军，但直到苏联解体之前苏联的军费也压不下来。

与此相反，中国从1972年就逐步开始推动从大炮向黄油的转换，而且1978年后更引入市场机制来生产黄油。从这个意义上讲，1978年到199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的成功，本质是因为通过1972年国际关系的变化降低了中国的军事压力，使得中国可以让为原来主要军工服务的重工部门逐步转向为老百姓生产消费品服务。原来用计划方式生产大炮，谁能够实现军事压力的降低，谁就有可能减少大炮对资源的占用，谁就有可能推动顺利的市场化改革，用市场化的方式来增加黄油生产，而降低不了自己军事压力，压缩不了军工重工利益集团实力的前苏联，其市场化改革几乎不可能成功。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大炮转向黄油，并且利用市场机制来增加黄油生产，这才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本质所在。

但中国经济发展到了1990年代中期之后，情况就开始发生变化。1980年代，中国的私营企业还没有大规模发展起来，当时生产黄油的主力是地方政府办的乡镇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都是公有制企业。私营企业除了在中国少数地方，比如珠三角的少部分外资，比如浙江温州等地，在大部分地区还是一个禁忌。

必须指出，1980年代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仍然是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各级地方政府举办的公有制企业。这些企业不断的发展，给老百姓解决了从赤贫到基本温饱所需的消费品；但是这些企业的产品质量、规格，技术标准只能满足内需，大部分达不到出口的标准。，而且到了1990年代中期，这些行业的产能已经出现严重过剩，所以才有90年代中后期大规模的乡镇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的改制、破产、重组的过程。

那中国怎么成为世界工厂的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从广东开始，地方官员受到鼓舞，在全球对中国经济仍然有较大封锁的情况下，地方官员自己找出路，先到香港、后到台湾找劳动密集型产业来中国投资，到中国来直接建立外商独资企业。不少来投资的香港人，是1960、70年代、甚至更早到香港的大陆人，现在回到自己老家村里面直接租地，雇佣大陆劳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香港、台湾商人有较好的装备、技术，原料、设计标准，还掌握了国际营销渠道，到大陆来雇廉价劳动力大规模生产，不仅带动了出口，还培养了很多未来的中国的民营企业，中国的很多民营制造业企业家就是从这些外资企业里面成长出来的。

因此，从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大陆的发展就开始沿袭着早期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道路，出口导向，依赖投资。由于劳动力价格较低，资本利率较低，导致国内产能比国内需求高出一大块，政府就通过压低本地汇率把产品向外销售，出口创汇拉动增长，当然这种发展模式需要有一个包容性的国际市场，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在早期发展阶段恰恰处于冷战前沿，美国不仅给他们一定的军事保护，还全面打开了市场。而中国的机会也非常好，加入WTO之前，冷战就已经结束，新的一轮大规模全球化开始，美国和西方阵营希望推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对中国产品打开了大门。2002年中国进入WTO以后，基本上中国对西方市场是不设防地进入，这是一个非常包容性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也因为这个环境获得全球化的最大收益。

观察日本、东亚四小龙和中国。跟全世界平均水平来讲，日韩台等的投资占GDP比例要偏高，但中国比日本和东亚四小龙更高；而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日本和东亚四小龙低于全球，而中国比日本和东亚四小龙还要低。

实际上，东亚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是过去70年全世界最成功的模式，基本上用了三四十年的时间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就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最后成为稳定的发达经济体。而中国如果从1995年算起，将近三十年，经济增长速度相似，但其他方面差距很大。

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到中等收入的时候，其收入分配是非常平等的，基尼系数都在0.3左右，他们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大量农民到了城市里面定居，逐步从低收入进入中产阶级行列，收入分配从金字塔形结构变成橄榄型结构。而中国在1980年代曾经是全世界最穷、也是最平等的国家之一，但到现在现在我们的收入和财富差距相当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还出现严重的地方债务、房地产泡沫问题、大批农民工难以市民化问题迟迟没有得到解决，到底是什么原因？

从“三二一模型”

看当前的问题

1990年代中后期以后，中国逐步发展起来了一个所谓的“三二一增长模式”，即中国经济中存在三类行政性垄断、国内国际两层逐底竞争和一类民营企业的市场化竞争，我用下面的图简单地解释一下中国1990年代中后期发展出来的这个增长模式。

这个增长模式取得快速收入和财富增长的根本来源，是出口导向型的市场化竞争的民营企业进行的大规模消费品生产。正是因为包括外资在内的民企充分市场化竞争，使得中国从1990年代中后期到2008年前后迅速成为世界工厂，大量的收入和财富创造，主要是出口增长创造的，其中外资企业到中国来，带来了他们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中国的本土民营企业家跟着学习、进步，然后实现了大规模出口。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各位民营企业家，相信在座的各位企业家非常努力和有重大成就，但是大家也不是神仙，我们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绩，其实还是得到了这个增长模式下我称之为“国际、国内两层逐底竞争”的加持。

1994年中央政府做了什么？压低人民币的汇率。在1994年人民币汇率一下贬值40%，从5.7块贬到8块多，增加了中国出口竞争力，到本世纪初贸易出现顺差的时候，我们人民币的升值过慢，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过剩产能销售出去。1994年推动分税制时，还引入一个增值税，增值税17%，中央拿75%。但只要出口创汇了，中央政府就可以退税。

因此，压低汇率，出口退税对中国企业竞争力有很大的帮助。而地方政府则通过降低劳工待遇、放松环保管制和压低工业地价等多种方式推动“国内逐底式竞争”。从长三角地区开始扩展到全国，地方政府大规模建工业开发区，通过从农民那里低价征地，铺好基础设施，以低于成本价格向企业直接供地。企业到地方生产以后，地方政府出于竞争压力往往会放松劳工保护和环境监管，这也大幅度压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应该说这样的国内和国际两层逐底竞争，是其他国家很难做到的，正是它们有效加持了民营企业的市场化竞争，让中国的出口产品在国际上具有超强的竞争力，使得中国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国际消费品市场的“吃饱占满”，带来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二个黄金增长期。

当然，这个发展模式是有代价的，尤其是对失地农民，对农民工和中国的环境质量在一段时间造成了较大损害。

进一步来看，大量招商引资和出口带来的财富和收入增长，没有在全社会形成较好的分配。这是因为在中国现有增长模式下，国有银行、上游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分别保持了“金融部门、上游制造业与非金融高端服务业、城市商住用地三领域行政性垄断” 。

在经典的东亚发展模式中，确实存在着政府对金融行业的严格管制和对战略产业私营财阀的资金支持及市场保护（比如日本和韩国），甚至中国台湾地区还直接垄断了金融系统并通过公营企业直接紧密控制了一些上游产业。

但这些“东亚发展型经济体”都没有像中国大陆这样通过上游国企、银行和地方政府全面实施“三领域行政性垄断”，因此在其发展过程中就无需在国内和国际卷入过于激烈的“双层逐底式竞争”。从每个细分的领域来看，中国和“东亚发展经济体”之间存在的是“量”而非“质”的差别，但一旦这类“量”的差别在多个领域叠加起来并且形成共振，就可能导致长期发展绩效上“质”的不同。

不妨看一下中国的地方政府，通过各种优惠条件把企业吸引过来，如果这个地方能形成大量出口产业的集群，本地就会出现四类较高收入的人群：首先是民营企业的老板和管理层；第二是上游制造业和非金融服务性行政垄断行业在本地的高收入员工收入；第三是本地金融系统的高收入员工；最后是地方政府的公务员和事业党务人员。

2008年之前，只要本地出口制造业发展起来，这四类人就会大规模在本地出现，他们会在本地买房，要去商超消费，地方政府垄断限量商租用地，来实现土地开发及其盈利的闭环，所以我们看，地方出让工业用地往往是亏损，但通过二产对三产的带动再出让商住用地赚钱。地方政府往往先从银行贷款建工业开发区，带动本地的制造业发展，然后再贷款建设新城区，再出让商住用地还款。

再来看中央政府，民营企业如果大规模出口了，中央政府收的增值税就基本上全给你退回来，推动民营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攻城略地，只要实现大规模出口，整个社会各行各业收入就会提高，结果是民营企业生产制造业产品在本国的消费也会增加，行政性垄断的上游行业和金融业也能大发展，都会给中央（及地方）缴纳较高税收，注意，中央不是靠出口直接收税，而是靠出口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间接收税。

此外还有一点，压低人民币汇率并抑制人民币随劳动生产率变化正常升值，出口退税和优惠信贷，配合地方政府压低劳工、工业用地和环境价格的逐底式竞争有助于持续加大中国的贸易顺差，投机者也因人民币升值过缓向中国注入大量热钱。

中国外汇储备从1995年的736亿美元迅速升高到2000年的1656亿美元。2006年、2009年和2011年更是分别突破1万亿、2万亿和3万亿美元，并于2014年6月接近4万亿美元的历史高点。在人民币明显低估、持汇者希望兑换人民币，而央行通过商业银行对结汇来者不拒，中国政府就能在超发接近30万亿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同时获得巨额的外汇储备。

一方面，这些外汇储备成为中央政府掌握在手的可用外汇资产；另一方面，超发的20多万亿基础货币又进入中央能有效控制、且自身又具备行政性垄断地位的国有金融体系，再由后者以贷款方式发放，通过“广义货币”大幅增加了经济中的流动性。在中国现有财金体制下，中央政府不仅对其财政收入有绝对的支配权，而且对国有主导的金融体系及其信贷资源具备相当大的引导权和配置权。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大额购汇超发人民币基础货币引致的巨额信贷资源实际上是中央政府的“第二财政”。

2002～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每年增长10%以上，很大程度上因为我们出口每年增长20%多，是出口带动起来的。2009年出口增长不可能那么快了，这个时候如果能够打破三类行政性垄断，那么万平米的电价、房价、资金价格都会降下来，民营企业的生产成本会有所降低，行政性垄断的租金会下降，那么中国就不会依靠那么外需，甚至还有条件加强劳动和环境保护。

但我们观察过去十几年的情况，三类行政性垄断不仅没有打破，反而在进一步强化，比如说能源、原材料行业，原来钢铁、煤炭这些行业产能不足的时候，虽然有国有行政性垄断，但是民营企业还是可以喝一点汤的，现在这些行业显然出现了国进民退。金融体系的垄断和地方政府对住宅用地的垄断还在进一步强化。未来中国经济到底形势怎么样？我们要看它打破三个垄断的力度。

未来应该怎么做？仍然是要打破垄断。比如，在一、二线人口流入地城市，除了现在马上放开限购限价，放开对开发商融资约束以外，我最近提出来的建议是：一是承诺二三十年不收房地产税。二是现在70年的住宅产权无偿续期到永久，通过这些体制性的改革，稳定房地产市场，再通过在人口流入地主要城市，通过老旧小区、城中村的拆除重建式改造，逐渐增加商品房和租赁房，用市场化的方法来逐步缓解泡沫。在地方债务问题商，必须及早制定全国性的债务重组和地方财政重整计划，抑制过度负债搞建设。

中国经济到了当前这个阶段，要解决问题，仍然需要推动土地、金融和国企的体制改革，想方设法让泡沫破裂时所引发的震荡尽可能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