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和科举制度
中华文明和科举制度
蒋闻铭
近代中国，从孙中山开始，大讲特讲民族主义。孙中山说中国近代落后，在经济不在政治文化，现代西方流行的政治哲学，在中国的古圣先贤那里，都能找到，没有新鲜值得学的东西。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历史悠久，政治文化，一直比全世界都高明都先进。中国人文化自信，制度自信，是必须的。不过说先进说自信，大而化之好说，一到具体就不容易。一种文明，从根本上，有几个要素。第一是社会的道德伦理，意识形态；第二是社会的政治制度，组织管理；第三是经济发展，社会的物质生产能力；第四是文化艺术。在一种文明里找自信，必须从这四条里找。不过第三条，可以略过。不管当年是先进是落后，古代的物质生产手段，现在肯定过时不能用，没有办法让人拿来做自信的凭据。第四条这里我们也跳过。要怎样对连格律打油都分不清的一群人，讲从唐诗宋词里找自信，我没想明白，不知道怎么讲。所以我们只说前两条。
第一条是道德伦理意识形态。中华文明根本的道德伦理意识形态，是孔孟之道。两千多年，儒家忠孝节义，礼义廉耻的教化理念，蔚为大观，深入人心。不过要从这一条上找自信，必须到四书五经里去找。李鸿章张之洞，大清朝的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在这里边找到的自信。后来的孙中山蒋介石也是。孙中山说中华民族要自强自立，首先必须恢复礼义廉耻的旧道德。不过这个事，在近代的中国，反对的人多赞成的人少。五四青年，说儒教腐朽落后，要砸烂孔家店；鲁迅从四书五经里看到的，通篇都是吃人这两个字；毛泽东文化革命，挺法批儒破四旧，有系统地毁灭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一百多年下来，现在的中国，真懂真讲儒家文化，忠孝节义礼义廉耻，系统地读过四书五经的人，我不敢说没有，但是说有也不多，应该不算过分。想要从一种大多数人既不懂又不讲的社会理念里找自信，听起来就不对头。中国古代可不这样，天天讲的忠孝节义礼义廉耻，是所有人，特别是劳心者的群体，做人做事的规范标准。
第二条是社会管理社会制度。旧文明的社会制度，有两个根本的特征，一个是金字塔型的组织架构，一个是劳心劳力的社会分工。这个在原则上，古今中外大家都一样。但是具体的操作，中国大统一的集权体制和以科举制度为核心的社会分工，是独树一帜的原创，实实在在的当得起博大精深这四个字。
周朝的社会制度，和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农奴制，大同小异。封建农奴制度的问题，是社会组织金字塔的最上层，没有统一的财权军权人事权。上一层压下一层，压不太住。一群人打败了另一群人，要管理。你把打下来的人和地方，分给亲戚朋友，分的时候，大家服从你。但是他们的子孙，凭什么要服从你的子孙？这些王公贵族，相互之间起了争执，他们有自己的人事权，有财权有武装，谁也不服谁，打起来了，你怎么处置？他们又凭什么听你处置？你想用刀，刀又不全在你手里。西周覆亡，说是红颜祸水，幽王烽火戏诸侯，到了紧要关头没人来救命。 其实呢，是因为刀不全在周幽王手里，他有了大的危机，要靠诸侯们来救。即便不戏诸侯，大家来救了你，接下来你还能有多大威势去管别人？
社会安定一层一层往下压压不住，就要另想办法。欧洲中世纪，社会的总体安定，依靠的是天主教会的精神权威。中世纪一千年，天主教会，全面垄断知识文化，扬善抑恶的基督教义天天讲，深入人心。基督教早期的教父们，将圣经和古希腊的思辩哲学，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宗教社会理论。理论有了，后面就是天天讲，将这一套理论，灌输给社会大众， 建立统一的，自下而上的天主教会，依靠教会和神的精神权威，与王公贵族的武力和野蛮残暴对抗。教会教导普通人，日常事务，要服从世俗政府的权威，但是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精神上道德上，所有人，包括所有的王公贵族，必须服从神，服从天主教会代表神的裁决。
中华文明两千年，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中国到了春秋战国，大大小小的诸侯国之间，战争不断。秦国用法家治国，从商鞅到李斯，代代相传，到了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一统天下，将财权人事权集中到了社会组织的金字塔的最上层，用中央集权的体制，消弥区域之间的战争。但是秦始皇不懂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得了天下之后，焚书坑儒，变本加厉地严刑峻法。不到三十年，把天下人全体逼反了。接下来项羽不搞集权搞封建，也不行；刘邦实用主义平天下，搞一半封建一半集权的四不像。后面文景之世，用黄老之术，无为而治；到了汉武帝，几代人的理论实践，明白了平天下靠刀靠法家，治天下用礼义用儒学的道理，听董仲舒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系统地建立发展儒家的礼义道德伦理制度，两千年下来，忠孝节义，礼义廉耻的教化，蔚为大观，深入人心。
封建农奴制和中央集权，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欧洲的封建农奴制度，对劳心者的制约，相对宽松，对劳力者的管理却是严厉苛刻。中国集权的社会制度，金字塔中，对劳心者的管理，要严格很多，但是对劳力者的约束，相对宽松。所以中国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样的自由歌。在中国的集权社会里，当官和拥有土地财富，是两码事，拥有土地和拥有在土地上劳作的人，也是两码事。在欧洲的封建社会里，这些都是一码事。中国的集权制度，人用统一的法规治理人。欧洲的封建社会，没有统一的法规，社会管理有很大的随意性。 集权制度之下劳力者的群体，对比封建制度下劳力者的群体，有本质上不同的人身和经济自由。
依靠大统一的集权制度维护社会的总体安定，开始的时候，其实不怎么行得通。统治天下的权力，如果集中在精明强干的皇帝手上，用人用权得当，压得住，就是太平盛世。但是再能干的皇帝也会死。 老皇帝死了，接下来的新皇帝，如果也是一样的文韬武略，会用人会用权，没问题。但是如果他或者年幼或者不怎么聪明能干，大权就会旁落，不是落到太监，就是落到外戚，或者是权臣手上。这个大权旁落的问题，实际上是社会管理，皇帝可以相信谁依靠谁的问题。 秦汉两朝实践下来，得到的答案，是谁也信不得靠不住！不能靠兄弟姐妹，不能靠娘家人，不能靠帮你打天下的朋友，不能靠一天到晚伺候你的奴才太监。谁也靠不住，一靠就悲剧了。
谁都不能靠，怎么办？中国人的解决办法，是把这些人统统推到一边，另起炉灶，硬生生的造一群能相信能依靠的人。怎么造？从小孩子开始，儒家的伦理道德，社会理念天天讲，用四书五经给读书人洗脑。中国人对社会全体的分工，士农工商。士是读书人的群体，是劳心者统治阶级，工农商是劳力者被统治阶级。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人从识字开始，天天讲忠孝节义，礼义廉耻。这样的一群人造出来了，实实在在的可信可靠。不过一大群读书人，具体用谁不用谁呢？这个大家公平考试，比谁的文章写得好。考上了的做官，没考上的继续学习。这就是中国延续了过千年的科举制度。
近代的中国人，一边讲要有文化自信制度自信，一边对科举制度，批判诟病不遗余力。小学课本里，一篇是《范进中举》，另一篇是《孔乙己》，说科举制度害死人，八股文从整体上毁坏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创造力。事实上恰恰相反！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最根本的社会制度，是中华文明的精髓，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发明创造。老祖宗的智慧和创造力，即使对比今天的西方民主制度，单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也一点都不差。
中国人现在还在说的一句话，叫打天下坐天下。这句话说全了，是皇帝打天下，皇帝和他的子孙坐天下。 皇帝不能跟帮他打天下的人，一起坐天下，他必须找另一帮人来跟他一起坐。和帮他打天下的人一起坐天下，皇帝坐不稳，他的子孙，就更不行。所以他要开科取士另找人。
皇帝通过独立公正严格的考试，选拔帮他治理天下的人才。这样皇帝和跟着他打天下的兄弟们，才不会你争我抢，你死我活。开国功臣，皇帝可以跟你做亲家，把女儿嫁给你儿子，但是如果你儿子不读书，通不过考试，也做不了官。这就是中华文明，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智慧。
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决策权在皇帝，但是执行权在读书人手里。 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之下，皇帝事实上不可能无法无天，为所欲为。中国社会的劳心者，读书人的群体，有独立的集体人格。社会治理，具体的事，皇帝决定，但做事的总体原则，士大夫阶层有一整套全体认可的道德理念标准。皇帝做事，如果违背了这些原则标准，手握执行权的士大夫阶层就反抗，他想做的事，就做不成。皇帝想无法无天，士大夫们不能造反，但是他们能以死相抗，文死谏，把脖子伸直了让你砍。这叫做读书人有读书人的脾气。
你可能要问，这能有什么用？有用。皇帝也是读书人，从小读了一堆历史书。历史书从头到尾，都是帝王将相的行录。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惧怕的，不单是乱臣贼子，皇帝也怕。刘少奇说过的最伤毛泽东的话，是饿死这么多人，人相食，要上书的。犯颜直谏，皇帝杀了你，你是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忠臣烈士，皇帝就成了昏君，要担千古骂名，了不得。皇帝活着的时候，什么都有， 但是死后的名声，由不得他。要说谁怕谁，楞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中国的读书人有为名不要命的臭脾气，所以一般讲来，倒是皇帝怕读书人多些。
最后有一点必须讲清楚。共产党过去现在，在中国搞的专制独裁的政治制度，是现代西方的独裁制度的变种。这样的政治体制，既没有现代民主的智慧，也没有中华民族传统的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智慧。共产党建国的时候，中华民国的一大帮子读书人，以为毛泽东有这样的智慧，所以大家都留在大陆，想入朝做官帮他治天下。不幸这样的智慧，列宁主义里面没有，所以毛家王朝，这帮子留下来的读书人，就惨了。毛泽东列宁主义的中国，社会治理，共产党内部，大家一起坐天下。结果就是独裁者没有真能信真能靠的人。大家讲权术搞阴谋诡计不讲仁义礼智信，不停地内斗，没有一刻安宁。对比中国古代的皇权科举制度，中共建国后实行的政治制度，倒退两千年，回到了秦朝汉朝焚书坑儒的水平。现在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