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彬彬的委屈与宋彬彬的选择
摘自苏晓康先生的一篇文章，将把整篇贴在下面。
「歷史被蒙蔽，當年的施害者也可能淪為某種程度上的「受害者」，這頗為反諷。宋彬彬及其辯護者們的委屈，是極淺顯的：明明是毛澤東的責任，怎麽能叫一個女孩子來承擔呢？「要武嘛」這句經典毛式戲謔之語，隨機借由名叫「彬彬」者而發出，饒是雙關語之巧妙，也生動地深嵌進歷史，而它來自天安門城樓之上，霎那間成為虐殺天下無數蒼生的一道權杖，後人雖不能妄斷那女孩接了這權杖，但她如何從這歷史細節中摘出來自己，雖不是一個法律的問題，卻不免還是牽扯道德和正義。」
評：
不，是不是一個道德和正義問題在其次，這首先是一個政治和法律問題。對，文革首先是毛的責任中共的責任。
但人是有選擇的。
她本來是可以有救贖之路的 - 搞清楚真相，記錄下真相，讓後人記住這教訓。相反，對於始作俑者，她乖巧得一聲不吭，為自己當年的行為百般辯解，一臉無辜。卻對於全世界都知道她的校長在被彬彬她們定性後被女學生們活活打死，幾天後她去天安門城樓獻袖章得暴力鼓勵和升級。多少無辜的人死於「要武」之後暴虐的紅八月之事实不着一言。
是，當年，她是個十八歲的花季少女，不知深淺。但当她留學美國後，当她得MIT博士學位後，当她在美國工作多年，当她退休后，還不知深淺嗎？
她沒有譴責慫恿她們犯下駭人聽聞之罪的人和組織。相反，卻開始對文革記錄者王友琴博士大加撻伐。只是因為王友琴博士記錄下來這眾所周知的事實。一个记录者何罪之有？
這就不是一個無知、無辜少女被利用的事了，而是資本與權力繼續赤裸裸地無法無天。
當年如此，現在仍然如此。
她聲稱是王友琴把她放在恥辱架上，而後面的評論者卻清清楚楚地告訴她，她自己早就在恥辱架上，和王友琴無關。
彬彬在道歉中说她没有保护好老师。
而她当年告诉王晶垚先生组织斗卞仲云和其他校长老师，是要杀杀他们的威风的。没想到卞被群殴致死。
现在又开始说卞是因为高血压什么的才死的，完全无视她死前被残酷折磨数小时，金属表带都被打坏的事实。
卞死后，她们几个人去北京市委向吴徳汇报。没有任何后果也没有任何阻止，相反，8.18受到更大的怂恿和鼓动。让更多的人看到，打死人没关系，就像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她们还受到领袖接见。
是，彬彬她们可能没有直接打人或打死人。希特勒作为元首时估计也没有自己打人打死人。
是，彬彬当年是十八、九岁的年轻人。
近一个甲子过去，MIT的博士，在美工作退休后，她和她们已经是花甲老人。她们对自己当年的反省是谴责记录者，围攻记录者。而不是帮助记录者，一起把历史记录得清清楚楚。
有人说，红二代盯着王友琴。
何只是红二代呢？如果记录者秉笔直书，不为权力者讳，不为权威者讳，不为打人者讳，不为抛妻别子者讳，只为保留真实的历史，得罪的人何止是红二代呢！（红二代中也有例外，有不同于主流的想法。）
彬彬至少还公开道歉了，无论如何。王晶垚先生没有接受有不接受的道理。
而彭小蒙他们却没有一字。
王友琴曾写过一篇文章，中国的斯维特兰娜在哪里？网上很容易搜到。
彬彬们仍然有选择。
愿彬彬在有生之年做出自己对得住自己所经历的历史的选择。
这女孩不必有权杖，作为打死校长学校的学生代表，作为“要武”号召的媒介，对于始作俑者已经足够。
没有这些追随者，就没有骇人听闻的作恶体积。仅仅红八月的红色恐怖，就足够让后人谈虎色变家。更不要说之前的大饥荒。
至于后面自家父母的受伤害（这个制度连他们自己也无法有合理的法律保护），他们自己后面的委屈，不是领袖考虑的问题。比起其他人，他们仍然有机会去被保送大学。
当然，对于党来说，用过了，就是药渣了。
没有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