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孙梅生教授
王友琴说明：受难者孙梅生教授在我2004年出版的《文革受难者》书中，是书中659名受难者之一，但是他的条目非常简短，因为当时我不能找到更多资料。那本书有五十二万字。受难者的条目有的有一万多字，有的只有几十字。2023年，他的儿子在电脑网上找到了我。他写来了关于他父亲回忆。发表在这里。
我父亲的事儿是他偶尔讲一点儿。断断续续的。我凑合串起来的。不见得很准确。大概齐吧。
我爸爸生于1915年。死于1968年9月9日。我爸爸是一个教数学的教授。是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的系主任。 在这之前是北京教师进修学院的教师（在宣武门附近）再之前在北京大同中学教书。（东单附近的外交部街。后来叫24中。也许是124中）。
就我所知（听我爸爸讲）我们家是1939年从德州逃到北京的。那时为了躲避打仗。我爸爸是山东大学数学系毕业。那时在河北的学校里教书。来到北京后在北京大同中学教书。（好像听人说后来是校长。不知道真假）那时我爸爸有一个同事叫韩焕堂。常到我们家来。听他说的。
听我爸说他年轻时有一个好朋友叫陈宝琦。也是山东大学数学系的。好像是在博望（河北的地方）的学校里教书。 后来日本人打进来了。他怀着一颗爱国之心就参军了。（加入了国军） 因为数学好。精通三角函数。会计算抛物线。炮打得准。所以就当了炮兵。在炮兵里当了教官。 后来到了傅作义的部队。傅作义投诚后。陈宝琦又参加了解放军。还随着军队去打山西。（也是炮兵）。
后来复原了。许多复原兵都安排了工作。陈宝琦因为曾经是国军。不予分配。他就没工作了。 后来在东单一带遇到我爸爸。两人一见如故。叙家常。陈伯伯（我们后来叫陈伯伯）把他的困境说了。我爸爸就安排陈伯伯来到大同中学来教数学。 陈伯伯对我爸爸非常感激。每年春节都到我们家来看望我们。还带来好吃的。我印象非常深刻。这样我爸爸，陈伯伯，韩焕堂就成了好朋友。经常来往。
后来文革开始了。这可成了事儿了。因为陈伯伯曾经参加过国军（是不是国民党不知道）而我爸爸又曾经帮助过他。 所以就怀疑我爸爸有历史问题。怀疑我爸爸通敌。反复让我爸爸交代问题。 交代一次说不彻底。检讨一次说不深刻。 还来我们家抄过三次家。我赶上两次。 红卫兵还逼着几个老教授到14号楼前到暖气沟里去除锈。（那沟里站不起来只能跪着干。）晚上还要去交代问题。 那段时间我们家还被迫腾出一间房（那时我家住三居室）给别人住。这样没完没了的过了一年多。 我爸腹部，腿上长了许多红包。晚上我后妈帮助上药。
1968年9月7日，还是9月8日。记不清了。师院的红卫兵又来抄家。家里弄的乱七八糟。 9月8日晚上我爸问我知不知道我三叔的地址。知不知道我哥的地址。我说知道。 其实我爸已经不想活了。 我真是不懂事。我没看出来。我真是个混蛋。每次想到这儿我就难受。我就骂我自己。 我真不配这一撇一捺。
9月9日，不幸的事儿终于发生了。 我还没醒。急促的敲门声把我惊醒。 来了八九个人。让我去认一个人。他们把我领到师院附中的北墙根儿。那里有一条铁路。北洼路和铁路交叉路口往西20多米处一具尸体。零零散散四五块，血淋淋的。我一看那灰色的衣服（我爸平时就老穿的衣服）我脑子里轰的一下。一片空白。眼泪一下子就流下来了。几乎看不清东西。师院的红卫兵拿出几张纸。让我签字打勾。我都不知道上面写的什么。让我哪里打勾就在哪里打勾。 最后是自绝于人民。让我在那里打勾。[Angry]
这都是后来回忆起来的。我后妈也来了。她已经哭成了泪人。她不停的说。我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
晚上回到家才看到我爸爸留下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三叔和我哥的地址。这是我爸留下的最后的笔迹。
八宝山的卡车来了。我后妈从家里拿来一床兰花薄被。铺在地上。我把尸体碎块一块一块捡回来对好。 几个工人揪着被子四个角放进一个白色的棺材里抬上车。后来又去积水潭拉一个淹死的人。
我随车来到了八宝山。还有两个红卫兵跟着。办理火化的一个女人，大概四五十岁。问我要不要骨灰。（我看了看两个红卫兵。他们离着我有三四米。）我没敢说话。那女人冲我点了一下头。又摇了一下头。我明白了。就点了一下头。 一天后我哥来了。我们俩来到铁路北边的玉米地里是抱头痛哭了好一阵子。
几天以后我和我哥到八宝山取回了骨灰。来到我妈妈的坟头。把坟挖开。把我爸的骨灰放了进去。
这大概就是我爸的死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