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郎郎：关于文革中的“一打三反”运动 （恐怖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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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革中的“一打三反”运动

　　　　　　　　　　　　　　　　·张郎郎·

　　大家都知道，文革中有几次杀人高潮，就像“红八月”学生杀人，我现在讲的主要是“一打三反”。

　　“一打三反”是文革十年中的一个小阶段，重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但在这个短短的时间内，从一九七零年一月到五月，但实际上应该是六九年八月开始，有些地方一直延续到一九七零年十月为止。

　　这是中共四九年建国以来，以正式的法律程序，宣判大批量的以言论罪和思想罪为罪名而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一次恐怖运动。而过去，即一九四九年以来，以及后来都没有如此严重过。所以“一打三反”这次杀人高潮，它的很深远的意义在于一种“条件反射”的训练。就像“红八月”杀人一样，实际上是对学生的一种启发和训练。而这次“一打三反”的宣判与其不同的是，“红八月”告诉你，你的出身可以决定你的命运。而这次“一打三反”的宣判，则是不管你出身如何，只要你有反动的思想，就可以枪毙你。按照古代的说法就是“诛心”，意思是你在灵魂最深处的东西，都可以成为判处你死刑的理由，而且是经过正式的法律程序，你没有可逃的地方。使很多人久久地在内心深处留下了阴影，直到现在。

　　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个星期天，郑义在华府要宣讲他的一本新书，原定在一个民间礼堂里讲。有很多人从国内来，但也很害怕，因此最后拒绝在这里开会。郑义只不过是个作家，说明这个深远的心理恐怖很有效，在国内更有效。因为思想政治运动具有一定的步骤，有一个常规，有一个程序，这些就是训练过程。

　　我们读过戴睛写的文章，曾经分析过什么时候开始杀“自己人”？其实它有个过程。从井冈山，即江西清理ＡＢ团开始，他们第一次发现，清理自己人可以用死刑的方法来进行，大家知道嗜血的游戏是可以在自己人中间执行。谁的观点跟我不一样，谁的思想跟我不一样，都可以杀。以后，一而再，再而三地往前发展了。到了延安的“抢救运动”，便是王实味的被砍杀，一直到反胡风、肃反、反右。反右只是思想运动，不是人民内部矛盾吗？是，但进一步，不服从的人就是现行反革命。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学生冯国将一直不发言，大家动员他发言，结果他替一个打成右派的同学抱不平，也打成右派。他不服，“我没提过意见”，结果被判无期徒刑。所以从这里知道，这其实是一个程序。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打三反”，并不是一个特例，他从首先发动群众，让大家都起来，到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展开时，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就分清了。“一打三反”就是秋后算账，该枪毙的人枪毙了，“诛心”的都“诛心”了，这时候给大家起到了政治运动的每个步骤的应有效果。

　　对“一打三反”中的死刑人数，现在大家没有办法有一个准确的统计。丁抒先生收集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中所谓“非正常死亡”，包括自杀、枪毙，发现被经过法律程序死人最多的按百分比来计算，是在这短短的“一打三反”期间。一个初略的估计，在全国就有十万以上的人数。按照中国古代的刑律，一定要“杀人偿命”，至少你要杀人越货或者放火、抢劫，你得有个罪行呀，但在“一打三反”中却不需要了。河南有个学生讲了三句反对毛泽东的话，才十七岁，也枪毙，立即执行。

　　死刑人数的决定，原本应该在中央最高法院，但为了在短期内达到规模，杀人不够，所以将杀人的权利下放到省一级。省一级只要把杀人人数报到中央备案就可以了。然后省一级将权利进一步下放，就像现在承包公司一样，一步步地下放下去，县一级都有权利宣布执行死刑，而且是立即执行，完全是数字的任务。当时所谓杀“现行反革命”，到地方上，就成了公报私仇的泄怒渠道。

　　我手头上有一份朋友寄来的名单，这是“一打三反”中，众多的名单中的其中一份。我拿到这份名单时感触非常深，因为我也是这份名单中的一个。

　　这是一九七零年二月十一日，发给全民以讨论对名单中的这些人的死刑判决。这个名单一共五十五人，其中有很多人是我认识的，有的是我的朋友。他们很简单地说，我们要将这个权利交给群众，让他们决定这些人应该不应该判死刑。其实，文件开头的“最高指示”已经写得很明白：“坚决将一些反革命镇压下去”，已经说到这份儿上，调子都定好了，还讨论什么？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名单实际上是一个“阶级论”的名单，凡是所谓“出身不好”的，他一定注明他出身于“地主家庭”，即使他本人没有问题，但他哥哥是右派，都变成了枪毙他的理由。我手头的这份名单，特点是以知识分子为中心、为主。第一个现行反革命叛国犯顾文选，是北大的。张继瑞也是大学生，田树云是大夫，孙秀珍是护士。这个判决书上的我标明是“大学生”，我的同伴是中学生，这些都是要判死刑的，都是以“现行反革命叛国犯”，“出卖大量重要军事政治情报”之罪名判决。一个学生，他有什么情报？这个名单就是给大家看，实际上就是精心炮制的一个“杀鸡儆猴”。但这不是一份唯一的名单，这是“一打三反”中一波一波死判名单中的一份。遇罗克不在这份名单中，他是在我们上一期名单中，即一月份。但是到了全民讨论时，他跟我们这一批名单的大多数人一起，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所以我能在今天，为这些死去的人、这些知识分子做见证，我觉得这个机会是十分难得的。这次“一打三反”运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我说这是一次“坑儒”的运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被杀的大都数是知识分子。人们说这是毛泽东与周恩来权力斗争的一个延续，因为这次“一打三反”运动中枪毙的人都是跟周恩来关系比较好的人，或者是与他关系比较好的干部的子女。这确实是一场斗争，大家说是“光脚的与穿鞋的”、“留洋的与土八路”之间的斗争，那也说明党的内部斗争可以决定很多无辜者的死亡。

　　从某种意思上说，每次必须都要这样大量的屠杀，并冠以符合法律程序的手段进行处决、枪毙，才能让知识分子知道“我党”的厉害。所以说“一打三反”与“六四”在本质上是相似的，都是用“合法程序”杀成批的读书人。现在“六四”的阴影并没有过去，它的这个作用也起到了，在心理上造成恐怖，这是“我党”的重大胜利。“我党”这个工作做得很好，第一，被枪杀的大多数人，最后都认为自己被枪毙没有冤枉，包括我。被枪毙之前，让我们挖自己的罪行，到最后，我讲了“我是不喜欢共产党，我确实是讨厌这个政权”，也不冤，让每个人都做到这个地步；第二，讨论的人，我的同学、老师、我多年的朋友，当我被拉回中央美术学院批斗时，他们都指着我说，“必须枪毙他，不枪毙他，我们心里就难过”。前几天，我遇到北大的教授印红标，他对我说，“我党”抓了一个人，罪行好像没有那么严重，但想政府恐怕没有那么离谱，他可能有别的事。所以，名单上的罪行本来是假的，群众认为政府不会冤枉好人，这个人可能有更坏的事儿，政府不愿意说，他们一定是“坏人”。所以你想，对讨论的人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所以，人们发现生死只是一线之隔，那时候，我还是所谓是“革干”出身，延安出生，但是其他人想，他也反党，还要枪毙，我出身不如他，我还不赶紧规正自己？还不律己？那我离死也不远了，我思想比他还要坏。

　　所以关于“一打三反”意义非常深远，对它还要研究，这里面很复杂。

　　我有几个问题请大家思考。一，是关于周恩来的角色。周恩来与毛泽东的斗争，大家都说，最后是知识分子胜利了，你看朱熔基当总理了，光脚的还是不行，现在都是留洋的人当国家领导人啦，好像是那么回事儿，但是人的身份与党的身份还是两回事。因为“一打三反”说是跟周恩来斗争，但是“一打三反”整个要做这件事，是周恩来写的汇报，建议要搞“一打三反”。这是个角色的问题，他不写，也有人要写，可运动到这一步，就像延安的“抢救运动”，要保卫延安，要杀王实味，这个程序必须走到这一步，所以周恩来也要杀人。二，李震到底是什么角色？当时他是公安部部长，李震把我从死囚犯里提出来，放在普通犯人中。我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被判处死刑，后侥幸逃脱，其实也是“血统论”起了作用，因为“我党”想，党的“亲”儿子最好别杀，就这样我从死人里爬出来，就是这种感觉。当时，判处犯人是李震的权力。我想我出来以后一定要问问他们的角色，没想到等我出来，他们俩都死了。第三，是俞强声的角色。俞强声是俞正声部长的亲哥哥，当时他是“一打三反”中的重要角色，他是专案组组长，是江青指派的，也是我们这个专案组的组长。海默是一个电影剧作家，因为我们这个案子，被活活打死在北影厂。后来需要平反时，到公安部时，俞强声说这个案子不能平，翻这个案子吧，就等于否定他们的功劳，做这个局整个都是假的，那是不可能翻案的。俞强声他是什么角色？他还活着，知道很多内容。他现在在美国，如果各位有办法能找到他，我们会有更多的史料。

□　在文革三十五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２００１／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