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郎郎:找哥哥
找哥哥by张郎郎
原文链接:http://archives.cnd.org/HXWK/author/ZHANG-Langlang/cm0803a-2.gb.html
一
接到北京101中的高中入学通知,对我说来是件大事。
确实,101中当时在北京是个很了不起的学校。对许多孩子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我和好朋友张久兴,甘露林都报了这个学校。我被录取当然很兴奋,久兴和老甘没被录取自然十分沮丧。我也为很他们难过。如果我们都被101录取,那就太棒了。可天下哪有那么多十全十美的事。
我得意之际,也有深深的失意,那就是:和老朋友分手。那时候我们非常相信,也非常珍惜友谊。可能只有那么年轻的时候,才会什么都不为;只是性情合得来,就可以建立肝胆相照的友谊。你可以理智地分析说,我们的友谊其实是有基础的;诸如:我们都生在延安,我们都坐过“马背摇篮”,都上过育才小学……细一想,这些还远远不够;这样的孩子数以千计,可怎么就我们仨最好,那总有什么别的原因吧?
101中是梦中理想的一种现实模拟。可能那时候我们压根儿就活在梦中,友谊是梦里边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大概和我们在育才住了那么多年校,绝对有关系。现在想起来,我们长期接受的教育和天天在同一环境的耳濡目染,结果,我们从自然形态的普通的小孩,变成了理想国里精神至上志愿者的雏形。譬如:小学时看的电影“短剑”,深深震撼了我们内心的深层结构。我们要热爱祖国,热爱广大民众,要伸张正义,劫富济贫……。那痕迹至今还没消失。那会儿电影很少,我们能绘声绘色仔细复述每部片子的重要镜头。
改编为这部电影的小说的作者雷巴阔夫先生是个天才的梦想者,也是个成功的造梦者。前不久他去世了,留下一本很有意思的书《阿尔巴特街的孩子们》。他写的那些孩子和我们的社会处境,十分相似。为此有人说:中国的阿尔巴特街的孩子,就是育才或101中的孩子。雷巴阔夫去世了,最后一个苏式的理想主义者消失了。
我们是那个消失了的时代遗留下来的孩子。我们是梦中的孩子。人在梦中,充实、乐观、坚定,我们的人生的定位非常清楚:我们是世界上站在正义的一方,和好人在一播儿。而好人第一集团是苏联老大哥,他们今天的幸福生活,离共产主义大门比我们近多了。无论从经济到文化,从政治到军事都是世界第一。都是我们的榜样和楷模。他们从物质到精神都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我们的目标是:学习苏联,无条件地崇拜苏联。连苏联人都长得漂亮。
我们唱苏联歌曲,看苏联文学、诗。脑子里有清楚明确的道德框架: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在全世界实现人类自己当家作主的天堂美好愿望。其实,和基督教中某些教派的理想一样:不是追求天上没人见过的天堂,而是把人间直接变成天堂。那时,他们比咱们还浪漫,理想实现的日子就在最近一两年。现在我们至少比较客观地承认,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另一个造梦者卡维林在《船长与大尉》中说过:“奋斗、探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我们这些梦中成长的孩子,几乎都以这句话为自己生活的座右铭。没有雄心壮志,还奢谈什么人生。考上101中,就是这个大梦的一部分,是梦想成真的第一步。
所以,你可想而知,当我打好自己背包、整理好自己的行囊,准备出发的时候,我的心情如何爽朗,我的动作如何流畅。在自己脑子里出现的画面:我和一个所有电影中的苏联青年走向康庄大道上的表情一样,我长大了,我将第一次自己背着行李、坐上公共汽车去学校报到。
我真的长大了。虽然我从幼儿园开始就住校,可是每次开学总会有人送,有时是小汽车、吉普车,最不济也得叫个三轮车,反正次次都得有人送。如今我自己坐公共汽车去报到,我觉得:真正独立了。
不过,也就那年头儿才行,那会儿公共汽车比现在空的多。虽然,我们家门口的公共汽车,都顶着一个巨大的黑色气囊,里面装满煤气。用这个当燃料,车里经常象炮仗一样“叮咣乱响”……胆小的还真不敢坐。
我们家刚刚从景山东街中老胡同二号搬到这遥远的东郊,当时的白家庄还是荒郊野地,楼前的荒地上正在浇筑水泥马路,楼后就是农田。我们家在景山东街的院子是两进正经四合院,是我妈妈多年来的房子梦。好不容易才住踏实了。院子里两棵中国梧桐,在晨风中沙沙作响;西府海棠的花香,沁润着孩子们的肺脾……大跃进一声锣响,人们就开始各种大胆的豪迈的设想。有人偏偏突发奇想:要在景山东街建筑一个教育宫。这是时代浪漫狂想曲,让某位中央领导听得心旷神怡。于是,有关部门的官员就来找我妈动员:这里要拆迁,你们要带头。这是上级的意见。她知道:这是组织的力量。你要是普通市民,倒没准可以当一段“钉子户”,和当局斗斗咳嗽。可我们家就绝对不行了。妈妈只能主动从梦境立码回到现实。于是我们立刻搬家,大概是那一片的搬走的第一家。
如今,我却从现实又回到梦境。我站在公共汽车站,回头看见妈妈站在阳台上,微笑着向我挥手。当时我没注意到她的表情是否复杂,现在我想:那时她一定百感交集,那时在家我是长子。
那时我觉得我大了,我觉着自己应该有些责任了。自以为我的思想已经很复杂了。第一次听到“思想复杂”这个词组,是在四中的时候。那天,我刚从图书馆出来,碰上同班的杨玉林问我借的什么书。那是一本南美魔幻小说《草原林莽恶旋风》。他拿过去翻了翻,说:“你的思想够复杂的了。”我惊愕的望着他,说不出话来。他赶紧说:“老师早就说我思想复杂,可还没看过这种怪书呢。”我本来想思想单纯是好事,复杂是坏事。听他这么一说,思想复杂大概是与众不同的意思。就说:我也复杂着呢。其实,虽然那会我看了许多书,造了许多梦,可同时还天天忙着淘气、踢球、画画、下象棋、讲故事,快忙不过来了。
难怪班主任史会仁先生给我的操行评定中写道:“读书多而不甚解,上课话多小动作多……对同学热情有余,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够……”等等。我对这些评语也不甚了然。妈妈看了说:“你运气不错,老碰上好老师。”我想也对。吴尔鹿运气就不好,老碰上坏老师。可运气也得两说着:好老师和你一块做梦,坏老师直接痛击你的梦想,让你直面悲惨人生。所以如今我还旧梦未了、新梦不断,整个一个没救的糊涂车。吴尔鹿如今可是发了,他真该感谢当年所有的坏老师。所谓:好老师惯你变呆了,坏老师逼你学乖了。
我真的变得复杂一点儿了,那是在初三从四中转回育才以后。被教导主任狠骂一顿后,才长了点儿心眼。白桂森主任当时说:你再大一岁就能划右派了。那秒钟没准我醒了一下。
可这会儿我自以为比四中那会儿的我复杂多了,所以现在的梦更清楚更有基础。所以今天太阳显得格外的明亮,树叶格外的绿;一切象水洗过一样闪闪发光。公共汽车一点不挤,我站在最前边,马路轻快地扑面而来。
我一下车,一男一女迎面走过来。他们身穿着101中校服,那时全北京只有101中有校服。“同学,你好。你是101中的新生吧?”那个女同学微笑着说。“是呀……”我一时不知所措。那会儿我见着女生就心慌。“101中欢迎你!”她大方的伸出手来和我握手,不知是激动还是难为情“唰”地一股热流从胸中涌起。那男孩子不分由说,趁我手忙脚乱之际顺手一把夺过了我的背包。我连忙说:“我自己来吧。”话音未落,我的网兜已经被那女孩子麻利地抢走了。他们大步往前走,我在后边小步紧蹈。“别不好意思。”那女孩回头笑着说:“我们都是志愿者,专门来接你们。明年你也会这样的,101人都是志愿者,从现在起你就是101人了。”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任何客气话现在都俗不可耐。她的热情与坦诚,是我多年习惯的理想模式。我仿佛进入理想的更高层次,似乎进入了一种更强的磁场。
他们俩轻快地走在前面,我两手空空跟在后面,却还急赤白脸。他们的步伐如此矫健、神态轻松举重若轻。是不是101中能把所有的人都训练成这样?我也将变成这样的体力、脑力、智力皆优的革命青年吗?
从车站到校门口,距离着实不近。至少得有一两里地。要没人接,真得够我一走。
校门口彩旗飞扬,大幅迎新标语下面,七八张桌子一字排开,雪白的桌布上摆着盆盆鲜花。新生们都在这儿放下行李。
那个女孩问我:“你是哪个班的?”
“我是高一二班的。”入学通知上早就写好了。
她叫我在这等着,就跑过去查我的名字。原来宿舍的铺位也早就订好了。
这就是101中的风格,一切都有规有矩。有安排,有程序。我当时是有点奇怪,她怎么没问我叫什么名字,就去帮我安排,除非她有特异功能。
101中真是神奇,不断让你惊喜,不断让你出其不意。
那个女孩查来查去,然后,转过头来诧异地问我:“你是高一二的吗?”
“不会错吧……”我慌了,连忙想找入学通知书。
“别找了,高一二根本没有姓耿的。”斩钉截铁。我笑了:“我多咱说过我姓耿?”
“你不姓耿?”她瞪圆了双眼,似乎我姓错了。真是笑话。那个男生眼睛瞪得更大:“你真不姓耿?那你姓什么?”怎么101人一下子又变得这么奇怪。
“我姓张,张郎郎。”
“啊!”他们相视一笑,再看名单,一秒钟他们就查出来了:“你在五排三号11铺。”人堆里有人应声跑出来,喊道:“我是五排三号的,我送他去。”那两个接我的同学,一边道歉一边道别。
我笑着说:“认错人的事儿,常有。没事儿。”他们俩笑着走了。
跑来接我的人,猛地扑过来一把搂住我,101中的人也热情过分了。
“张郎郎,张邦昌,二郎山,大灰狼!”这是我在育才的外号大全,是甘露林写的唯一的一首诗。现在念诗的人一定是育才的人。把我搂得快背过气了,我轻轻推开他,一看原来是三年不见的老同学——延岭:
“什么时候添了这毛病,见人就拥抱?”
“见了老同学必须亲密无间。”他边说边笑提起我的行李,一起往前走。
这会儿新老同学很容易分清;我们都穿便服,他们都穿校服。101中的校服和苏联军装差不离。不过人家用呢子,咱们用棉布。我们边走边说,延岭象导游一样,给我介绍101的校园风光。迎面走过来几个老学生,他们和延岭打招呼,又问:“耿军的弟弟吧?”
“不是,人家姓张…”
“延岭,你又弄错了吧,他绝对姓耿。”
“这还能弄错,我和他小学同学六年。他一直姓张。”
“这就怪了……”他们将信将疑地和我们擦肩而过,还狠狠盯我一眼;
还咕哝着:“……居然姓张。”
延岭说:“这些人有病。”我说:“刚才已经有人犯了这毛病。”
话音未落又有人在喊:“这是小耿军吧?”
我和延岭都懒得回答了,笑笑接着走。延岭转头仔细看看我:“是有点像。”
“废话,像我的人多了。”
延岭把我送到宿舍,让我慢慢收拾,然后去报到。他又忙着去迎新了。
我三下五除二把东西收拾完毕,拿好手续三步并两步地转眼跑到了校务办公室门口。一个和蔼的中年妇女突然伸手拉住我:“同学,你认识我吗?”
“老师,对不起,我不认识您。”这101中怎么快成惊险小说了。
“没关系,你是新来的。我是你们的教导主任,姓王。”我一听是主任,就连忙要敬礼。我们育才的白主任可比她厉害多了,我更得给她敬个礼。可她还没撒手:“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些人。”
她拉我走了几步,打开一扇门,把我轻轻推进去。里边坐着十几个老师,好家伙,这是教员办公室吧?顿时吓得我魂飞魄散。
“你们看谁来了?”
“耿军的弟弟。”
“耿军的弟弟来了。”他们异口同声。
这和蔼可亲的王主任,把我弄个大红脸。我顾不上解释,赶紧挣脱,转身跑了出去,身后留下一片笑声。
回到宿舍。见延岭也回来休息了,他叫我一块去游泳。
当时北京的中学里有游泳池的只有三十一中和101中,那时我们都酷爱游泳。全北京大多数孩子只能去什刹海或陶然亭游泳池。颐和园太远了,玉渊潭太险了。
暑假期间我们去游泳,那儿比去庙会还挤。游泳池那水要么冻死活人不偿命,要么成了拉粘儿的酱汤。就这样,我们还不依不饶地在烈日下苦苦排队,还不一定能买得着下一场票。
在101游泳简直是奢侈,更衣室没几个人,游泳池里也就十几个人。我在清澈见底的游泳池里狂游了几个来回,爬到岸边躺下,闭着眼睛静静地晒太阳。听见旁边有人问延岭:
“他是耿军的弟弟吗?”
“不是,他姓张,好些人都说他们长得像。”
我闭着眼继续享受阳光。懒得搭理。
“我从来没有见过亲兄弟长得这么像的,这就是几何学上相似形的最好例证。”那人真会说话。
游完泳,延岭带我去小卖部买基本文具。一路上贫嘴聒舌。进了小卖部,一边挑选一边接着贫。其他学生被我们逗得嘻嘻哈哈。那个老售货员笑着说:
“你哥哥刚走了,你就来这儿接着耍活宝。”
“我知道您以为我是耿军的弟弟,这回您走眼了——我姓张。”
“不对吧?”他疑惑地说。延岭他们边连忙解释;“他真的姓张。我们都能给他证明”这会儿他们觉得别人老认错人,是个挺有趣的游戏。于是,我们接着贫,那老售货员却一声不响,直直地接着瞧着我们。
“小伙子,听着”那老头突然严肃起来了:“你好好想想,在战争年代中你有没有一个失散的兄弟?”
“大爷,您电影看多了……”延岭笑着说。
“凭我几十年的经验这次我没走眼,他们不光长得像,声音也一样,连手势动作都是一个模子里扣出来的。不信,咱们可以打赌。”延岭他们哄堂大笑,可我小脸儿就白了,一言不发。
等我们走到外面,我才对延岭说:“真的,我有个哥哥,在战争中失散了。”
“啊!”延岭他们惊呼,问道:“他叫什么?多大了?”
“我只知道我的哥哥也叫郎郎,别的一概不知。”
“这礼拜天你回家好好问问,有了线索我们帮你找。”
“我们家找了这么多年杳无音信,不知他到底在哪?”
虽然他们接着兴奋的研究侦察计划,觉着这比误会游戏还有意思。然而,我却不抱多大希望;一来,我们家十八年来费尽心思,托遍了门子,一点头绪都没有。要是他在北京,早就找着了。二来,战争中失散的孩子,下落不明很普遍,很正常。连毛泽东的儿子毛岸龙,至今还找不着呢。
过去我们家叫我“小郎郎”,经常议论的是:“大郎郎”什么时候能回家?后来,人们慢慢不再议论这个了,似乎成了不言而喻的心病,不提也罢。
延岭他们一片热心,我却淡然处之。即便开学后更多的人说我像耿军,甚至干脆叫我“小耿军”。我还是淡然处之。当了小耿军之后,有不少好处:在育才我是名人,那是多少年的住校中,我造出多少故事:我是育才的讲故事冠军,出洋相冠军。还写诗,还和一帮“诗人”为了和凡夫俗子截然不同,全剃成光头,是育才第一大怪。还是育才头卷冠军,每次考试非抢头卷不可……。
可在101我是新生,何德何能一夜之间成为全校名人?这是在耿军的光环笼罩之下发生了这样的现象。
原来这个耿军是101中的旗手。101中的一切规矩都是苏联军校翻版,旗手就是“全校第一人”的意思。在学校的一切仪式中,旗手高举校旗走在最前面。他是标兵,他是榜样,他是孩子们心目中的英雄。
于是,在学校里我受到莫名其妙优待;例如:我走到哪儿,都有同学主动和我打招呼,主动和我聊天。我去借书,我去踢球,我去买东西……无论我做什么,都是一路绿灯,一片热情。我都快被惯坏了。
一天,我和同桌说:“在育才我管过广播站。”第二天101中广播站站长跑来问我:愿不愿意参加广播。于是我立码就成了广播员。
一天,101中话剧团招考新人,我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玩一把。当时话剧团的团长是蔡楚生先生的儿子蔡元元;他小时候演过电影《鸡毛信》里的海娃,那时他就是大明星了。当时负责考试的是王伯英老师,考朗诵、考表演、考小品。我朗诵还行,表演一般,小品一蹋糊涂。我想没什么希望。
过两天学校宣布:我不但被当选;成了演员,还当选为副团长。一个人运气来了,你挡也挡不住。那段黄金日子,我天天处于亢奋状态。同时被话剧团吸收的男生,小品比我做得好,名字叫白克明。当时,我们都很高兴。现在他是现任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可见,小时候的积累还挺有用。
星期五晚上,下了晚自习,我们在宿舍唱歌。当时101中规定每个班的宿舍里要住几个低三年的学生。我想这是个好办法,高年级的孩子帮学校管那些正处于调皮捣蛋年龄的孩子。其实我们在育才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那时,他们算我们的“小根儿”。
我教他们唱育才的“流行歌曲”,例如:意大利的“好朋友”,俄罗斯的“萨特阔”、“白灵花”,还有“西班牙骑士”等等。这些歌在101中并不流行,在这儿算是新歌。结果同班的几个同学也参加进来,向我一块儿学。正唱得来劲的时候停电了。我们只好都钻进蚊帐里,躺着接着吼。
延岭摸着黑跑到我床前,说:“郎郎,你看看这个,是耿军。”他掀开蚊帐的一角递给我一张照片,还打开手电帮我照着。在黑暗中一个青年的形象突然浮现在我眼前,我一下被震楞了。
“像不像你?”
“不太像……,可是,像我爸年轻的时候。”
近来,我不太关注这件事,因为我觉得我们只是长得像,找哥哥这件事情,根本就不大可能。别瞎耽误功夫了。这会儿一看这张照片,就直觉:他准是我们家人。
我家兄弟姐妹,一共六个,现在在家的这五个,我们互相看着,觉得长得都不太像;外人一看就说:绝对是一家人。有两个比较像爸爸,其他有些像妈妈。耿军的长相和我爸爸年轻时的照片一模一样。他比我们所有的人,更像我们家人。从这一刻起,找哥哥的强烈欲望之火被激发了,开始熊熊燃烧。
周末回到家,我开始小心向妈妈了解这件事的原委。一贯粗心大意的我,现在动了点儿心眼--我不愿意拿八字没一撇的事,来伤妈妈的心。妈妈做饭的时候,我跑到厨房去和她七聊八扯,假装帮她解闷。一会儿说101中的老师和4中的怎么不一样,一会说101的同学来自五湖四海多么不同。
话锋一转,我说:“现在我大了,想自已帮家里做点什么。可是好象也没什么事可做的,你们没什么需要我帮忙。唉。对了。我记得姐姐过去常对我说:‘将来咱们长大了,带一条狗,咱们走遍全国,也要把大郎郎找回来。’
过去在北京,从来没有打听到过有关大郎郎的任何消息。现在101的同学哪的都有,我可以慢慢查访,万一找到了该多好。可是,我什么都不知道,这回,您得把整个的故事得告诉我。”
妈妈一开始不愿意接我话茬儿,后来在我软磨硬泡下慢慢地讲出以下的故事。
一九四零年的一个冬夜,我哥降生在延安中央医院。其实所谓中央医院不过是一排窑洞。生了没几天的一个晚上,狂风怒号。半夜妈妈醒来发现门被风吹开了,她大声叫护士,护士没来,倒叫进来一个大狗似的动物。
“狼!”我妈妈知道,在狼面前不能慌神,否则它就会扑过来。它站在门口和妈妈四目对视,双方一动不动。时间仿佛停滞……
一个护士来查房,一推房门她尖叫起来,那头狼箭一般地从她身边窜了出去。妈妈的衬衣后背已经被冷汗湿透。人们跑来议论纷纷:那到底是狼还是野狗?是冲大人还是冲孩子来的……
因此,这孩子--我哥哥就起名叫郎郎了。
当时我父母带着姐姐乔乔和哥哥,住在乔儿沟的鲁迅艺术学院。那些师生都觉得哥哥很可爱,又白又胖,当时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正在上演俄国戈果里的名剧《钦差大臣》,里面有句台词是笑话一个胖子,说:“吧啦咂,吧啦咂,煎鸡蛋。”于是这就成了哥哥的外号,简称“煎鸡蛋”。
姐姐又黑又瘦还大背儿头。作家肖军和爸爸是老乡,在爸爸画的鲁迅先生画像前,给一家四口照了一张全家福。肖军的太太看到照片时,说:“活脱一群叫化子。”因为我爸留的长发四面乱竖,在延安他成了四大怪之一。
后来周恩来在重庆,不知动了哪根筋,把我爸调到重庆去。我爸爸又和上海的老朋友在一起了,他又穿起了白色的西装;看那时候他的照片,真够帅了。他俨然又成了浪迹洋场的玩主。我妈妈带着两个孩子,接着在延安喝着小米粥,接着当叫化子。
一九四一年爆发皖南事变。国共两党怒目互视,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延安当局马上进入枕戈待旦状况,准备辙离延安。上级发布许多规定,其中一条是:一个人最多带一个孩子,否则无法行军。带着年幼的孩子,最恐怖的是无法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孩子不懂事,一出声响,一哭,就全暴露了。曾经有过不止一次的惨痛教训,过封锁线时,捂着孩子的嘴,封锁线过了,孩子也被捂死了。所以,必须把多余的孩子送给老乡,或者交给组织。
我妈妈先想把姐姐送给别人,可是姐姐大了。又机灵得很。没人肯收留。哥哥倒是很抢手,但收留的条件是:把孩子交给组织,由组织安排,今后不准找后帐。妈妈有什么办法?战火将起,爸爸又杳无音讯。妈妈一咬牙,把当时的唯一的儿子交给了组织。
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形势更加严峻。周恩来决定分头撤离比如:让一些左派文人例如剧作家阳翰生、夏衍、吴祖光,漫画家丁聪等和我爸爸去香港。但是,我爸爸坚持要回延安。我们家其他人还在那呢!
正好此时,诗人艾青、作家罗峰、等正在要求八路军办事处安排他们去延安。周恩来交给我父亲一笔钱,要他设法带这些人通过封锁线去延安。
于是,他们化装成一个国民党高级军官带着他的副官、随从、秘书、警卫员等,人人都有角色。到底是一群文人、艺术家、他们的化妆、表演都可以乱真。终于千难万险从重庆穿过三条封锁线,行程以千里计,和国民党官员、警察、军队多次从容打交道,居然没有露出破绽,最后顺利到达延安。
徐刚先生在《艾青传》中对这段故事作了精彩地描述。唯一的疑点是:在参与者的回忆中,都是自己扮演那个高级军官而别人都是装扮自己的跟班。
据说他们一到了延安,爸爸立刻扑到黄土地上,拥抱大地、亲吻泥土。爸爸那时实在有点疯。爸爸回到家里才知道大郎郎已经送人了,他又难过、又愤怒、又无可奈何。四处打听,没有丝毫线索。直到听是说送给了一个陕北老红军,才稍微放心了……。
“咱们知道的只有这些情况吗?”我问道。妈妈想了想说:后来还听说过一次关于他的情况。
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文学艺术家们纷纷下乡到民众中去采风。丁玲下乡后回到延安,兴奋地跑来对妈妈说:“我在山西兴县看见郎郎了。”
她接着说:我们路过一个老乡家,看见郎郎就在老乡家的门口玩,我们都围过去逗他玩,他还是象原来一样笑口常开。这时候一位脖子有些残疾的妇女冲出来了,抱起孩子就跑了。我们向邻居打听,他们说:这家是军属。只有这一个孩子,是抱来的。因为她不会生养。
我忙问:“丁玲阿姨问没问那家人的姓名。”
妈妈说:“只知道他们家姓耿。没说叫什么。也问了那妇女的名字,可惜记不清了。”
听到这句话我差点没蹦起来,可是我控制住自己。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之前,我不能虚报军情,白让妈妈空欢喜一场。
回到学校,我立刻找到延岭,说:“我回家问了,有如下这些线索:第一我哥送的那家正好姓耿。第二,他们家当时住在山西兴县。第三,他妈妈脖子有残疾,不能生养。只有这一个儿子。第四,他长的和我爸爸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我就只打听到这些线索了。”
延岭说:“这些线索非常重要,我立刻去侦察。”
不到一个小时,延岭没精打采地回来了。不好意思地说:“郎郎,别难过。耿军不是你哥哥,我问了他们班的同学。第一,他们看了他的全家福,他妈妈脖子没毛病。第二,他还有个妹妹。第三,他和他爸长得还特像。别灰心,咱们再接再厉,继续侦察。”
“没事儿,本来就是有枣没枣打三杆。”我早有精神准备,可心里还是有点空空荡荡的。
一天下课了,我往宿舍走。前面路边一群人站着,议论着说像不像之类的话。我对这种事已经见怪不怪了。
他们中间有个育才的老同学,客气地叫我:“郎郎,你过来一下。”我不大情愿地朝他们走过去。这时才注意到中间站着一位很有军人气质的人。等我走近,他很自然地伸出手来,说:“他们都说咱们俩长得像,我看不大像,那也不妨碍咱们交个朋友。”我和他握手时,夕阳从侧面给他镀上一条金边。我也觉得我们不大像。可是在某个角度他和姐姐真像。他们接着向前走了,我还站在那儿,不甘心地想:我真觉得他还是我们家人。
星期六午饭时间正好轮到我广播。我刚刚播完,跑来一个低年级的女孩子,交给我一个纸条,转身就跑了。我连忙打开纸条看,上面写着:
张郎郎同学:
午饭后请你到学校大操场后边的小树林来一趟,我有事和你谈谈。请不要告诉其他人。
耿军
我三扒两扒就吞完了午饭,连蹦带跳向目的地进发,路上同学和我打招呼问我去哪,我都假装没听见。我呼哧带喘地跑到小树林里,果然,他在那里等我。
于是,我们慢慢地沿着小河开始散步,半晌他才开口:
“听说,你有个在战争中失散的哥哥,把这故事说一说。”
我立刻就激动地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和盘托出。最后问:“你说这有可能吗?”
“你是问我是不是你哥哥吧?也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他说话非常清楚,还滴水不漏。比我们成熟的多。他接着说:“的确,人们都说我和爸爸长得完全一样。没人怀疑我不是他的亲生儿子。而且,我们一家四口亲密无间,从来没红过脸。父母和妹妹全心全意地爱我,我也为全家争气。我能不是这家的人吗?”
“那你怎么还说有可能呢?”
“在血缘上我可能是你哥哥。”一股热血从我丹田直冲天灵盖,我头发也竖起来了,眼睛也圆了。
可是他是视而不见,继续平静地说:
“其实,我在兴县的时候就知道我的亲生父母在延安。小时候,有回我淘气妈妈要打我,我急了就喊:我去延安找妈妈!妈妈一听到这话,就一把抱着我,哭了。问我:谁跟你瞎说的。我知道她伤心了,从此不敢再这么说了。有一次,我在屋里睡觉,妈妈和邻居在院里纳鞋底。邻居问:你不是不能生养吗?怎么有了个胖小子。妈妈说:是挂喂的。那意思是:我是领养的。
“前年,曾在延安和我父母共过事的一位远方叔叔,来北京看我。他拉着我的手说:上有天,下有地,孩子,你如实告我:你的爸爸妈妈对你好不好?和别人家的父母一样不一样?
我告他:他们对我非常好,我觉得比别人家的父母更好。他如释重负地说:那就好,那就好!你可不能忘记你的爹妈。他们把全部希望都放在你的身上,你一定要记住和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
他说到这儿,停了停,我们默默地走着,各自平静自己的心潮。
“可是你的同学说:你妈妈没有残疾,你还有个妹妹。是吗?”
“现在照相可以选择角度,我妈妈是有残疾。再说,我妹妹也是从叔叔那边过继来的。唉,你父亲在哪工作?”
“爸爸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教授兼副院长。”
“啊呀,真有意思,我刚带着全体美术组组员参观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要不是服从组织,报考留苏,我肯定要考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
“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张仃。”
“啊,我早就知道画家张仃了,抗美援朝的时候,我还是小学生,我很喜欢看他的漫画,给墙报临摹过不止一幅呢。”
我们就这样一问一答,一直在小树林里踱步,不知疲倦走了一下午。我几乎把所知道的家里的一切情况都讲给他听了。我激动的有些语无伦次,他依然理智平静。最后他说:
“看来,我真可能是你的哥哥。这当然很好,可是你知道:我妈妈是个传统的农村妇女。她把全部感情都倾注到我的身上,如果知道我找到了你们,她的精神会立刻崩溃,坠入痛苦的深渊。她很难相信:我不会离开这个家,不会不孝顺她。他们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把我抚养大,我绝不能让两位善良的老人伤心!”
我从狂喜中恢复平静,听他中肯的分析。
“所以,咱们约定:这件事在学校里不再提起,现在我们家在太原,咱们学校有不少山西来的同学,免不了消息会传回去。”
“我不和任何人说,你放心。”
“好,咱们一言为定:就说咱们成了好朋友。”我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然后,我们去吃晚饭。吃完饭他的两个同学和几个小崇拜者来看他,大家就在一起聊天、散步。最后几个人坐在大操场旁边,望着万里星空。他们又拿出乐器,随意地轻轻演奏似乎不愿打扰月夜的宁静。我半卧在草地上,胸中的幸福之感一阵阵向外膨胀;幸福得有些疼痛……
哥哥轻轻地举起带弱音器的小号,吹出优扬的俄罗斯旋律。这乐曲和这月色,那沉睡的大地,天边那树丛的剪影,和谐地溶在一起。有人小声唱了起来,我也跟着唱着;
唱吧,朋友们,
明天要航行,
航行在那夜雾中…
我们玩到很晚才散,他突然说:“明天一大早,你起得来吗?”
“没问题。”
“好,明天早上六点到这儿集合,换好游泳裤,咱们晨泳。”然后小声地说:“游完泳咱们回家。”
他都走了,我还愣在那儿,还没醒过闷儿来,他挥挥手远去了。我慢慢往回走,心里只有一句话,反复地响:明天咱们回家。咱们回家。回家。
今夜我有法儿安睡么?比爱上个姑娘还激动百倍,也许那个时候还没真正真爱过。今天我崇拜他、尊敬他、爱他,过去我不知道手足之情会如此强烈。我翻来复去,不知折腾了多久,还是睡不着。我穿起衣服蹑手蹑脚,跑到他宿舍,悄悄地坐在他床前。哥哥睡得很熟,平静地呼吸着。
这是我哥哥,这是我哥哥。只有这么自信的人才会如此安睡。我想就这样看着他,直到起床。又一想,这会儿谁醒来,都得吓一大跳。于是,我又象猫一样溜回宿舍。这回,头一沾枕头我就睡着了。
我的生物钟比闹钟还灵。五点半我蹭地一下就坐了起来,几秒钟穿好游泳裤,迅速跑向他们宿舍。远远地就看见,他们已经在那儿做热身运动了,见我来了就一起跑向游泳池,在池边继续做完准备运动,他们就一一跳入池中。我在池边撩了点水在胸口,打了个寒战。他已经游了一圈儿回来了,说:“直接跳进来,一游泳就不冷了。”我一闭眼跳了下去,游了二十米才浮出水面。真的倒不觉得冷了。我们划破平静的水面,水面上晨雾缭绕。我们擦干身上的水珠,皮肤变得象熟螃蟹那么红,居然也冒热气。
我们俩个换好衣服跑步到北大学校的西门,上了公共汽车才六点半。这时候我们不像兄弟也得像。当时他十九岁我十六岁,个子差不多一样高。都剃了平头,都穿着101的校服。要不是他那么稳重、成熟,猛的一看我们俩就像一对双胞胎。
从海淀到朝阳,我们俩的话茬儿就没断过;我恨不得把他十八年的经历全弄明白,他恨不得把全家每个人都打听清楚。
到了家门口,我们俩都有些紧张。
哥哥说:“咱们事先约定,让事情自然发展,不要引导。如果确实是,那当然皆大欢喜,如果不是,也不足为怪,咱们也交一个朋友。”
我说:“好吧,你放心。”
我刚要敲门,哥哥说:“你等一等。”
他指着门框上面有个小木牌,上面写着:“张耿孚”三个字。
“这是什么意思?”
我回答:“可能是以前住户的名字吧。”
哥哥说:“这简直神了。你看,孚字,是一个爪字下面一个子字。张耿孚就是张家和耿家抓儿子。”我愕然了。
我敲门以后,等了半天妈妈才来开门。妈妈很奇怪:平常我回家之前总会先打个电话,我们家孩子实在太多。妈妈小声说: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没吃饭吧?先到厨房里坐。
我对妈妈说:“这是我们的同学。”妈妈点点头。她可能更奇怪了,我们很少带同学回家,没事也犯不着这么早。我和哥哥约定,回家慢慢地、自然地说别猛一宣布让他们感觉太突然。
妈妈帮我们做早饭,我们俩坐在那儿接着聊。她听我们老说:“我们班谁谁怎么样”等等,就问:“你们俩还不是一个班的?”我说:“他已经毕业了,现在在留苏预备部学习。”
当时,妈妈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大礼拜天你不让人家团聚,还往这带?”
“他们家在太原。”
我们吃饭地时候,妈妈和我们聊几句。妈妈听说他姓耿以后,习惯地问:
“……。我们有个姓耿的朋友,也是陕北人,不知你认不认识?”
哥哥说:“姓耿的本来就少,又是陕北人,认识的可能性就更大了。你的朋友叫什么名字?”
妈妈:“男的名字忘了,女的名字好象叫李玉华,她的脖子有点毛病。”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哥哥看着妈妈的紧张样子,不忍再问下去了。
哥哥:“你说的人我认识。脖子有点毛病的女人是姓李,名字你记得不太准,她就是我的母亲。”
哥哥强作镇静地好不容易把话说完,他的血涌上了天灵盖。
妈妈的脸一下子煞白,定在那里,突然转身上了阳台。
哥哥平静地、坚定地话语。声音不大,在我们家这就是晴天霹雳。
妈妈这种习惯问话,十八年来不知问了多少遍,从来没有人这样回答过。她冰雪聪明立即就明白了。
站在阳台上,望着远方。
我们三人都静默无言,时间仿佛凝固。哥哥碰了碰我,小声说:
“你去看看。”
我慢慢走到妈身旁,见她眼中泪光莹莹。问我:“你不会弄错吧?”
“我们已经仔细谈过、核对过,真的,他就是大郎郎。”
“你们先坐一会儿,我去叫爸爸。”
平常爸爸起得很早,可是昨晚上爸爸去参加建国十年大庆游行彩排的观礼。爸爸从开国大典起就是这些重大活动的总设计师。昨晚我的大姨和表姐也跟爸爸去参观,早上五点才回来。这时应该晨梦正酣。
妈妈推醒爸爸:“快起来,快起来,出了大事。”
“郎郎又病了?”那会儿我真是家里的祸头子,隔三差五我就生个大病唔的,住个院什么的。过几天又是个好人一样了。
“不是,是好事。”妈妈又叫起来大姨和杏云姐姐。
二十分钟后他们漱洗完毕了,这时妈妈叫我们进去,坐在客厅里,爸爸进门时还在嘟囔:大清早的什么事啊。
当他一撩兰印花布的门帘,看见我俩并排坐在那里时,把手一扬,说:“什么也别说了,这是大郎郎回来了。”
妈妈说:“你别急啊,咱们应该冷静下来,把一些事情核对核对,别弄错了。爸说:“错不了,我是画家的眼睛,绝对错不了!”顿时,他的眼圈就红了。爸爸沉了沉,说:“你们讲讲吧。”
我们俩一唱一和,绘声绘色、从古到今地讲这个找哥哥故事的全过程。不像通常电视片的场面,似乎应该全家抱头痛哭、鬼哭狼嚎、扑作一团。
爸爸对哥哥说;“你在兴县时,我们曾请人去看过你,你知道吗?”
妈妈说:“就是丁玲。”
他其实完全记得在兴县见到过丁玲这件事情,人的记忆真是奇怪。那时他才三四岁,当年的情况象电影一样深深地印在哥哥的记忆中--
有一天,蓝天白云阳光明媚,我在住家附近的一个磨盘边玩,旁边是一条大路。突然我发现一个女八路,沿着大路,直冲我走来,我对她笑,她也对我笑。走到我跟前停住了,她很亲切地弯下腰问我:
“小家伙,你姓什么?”我答:“姓耿”
“叫什么名字?”
“叫小毛”我们愉快地聊了一会儿,她有事要走了。
她说:“我很喜欢你。我想送你一件礼物,你要什么?”
我说:“我要一支铅笔和一些白纸。”丁有些疑惑不解。从她的挎包里一边拿一边问:“你要铅笔和纸干什么?”我:“画画”
她瞪大了眼睛:“你也喜欢画画?画一张画送我好不好?”
我当然很高兴,就拿磨盘下面的平石板当桌子,画了一位全副武装的八路军战士。她高兴地把画装进她的挎包刚要走,我忙说那张画有个地方要改改。我一边改一边对她说:“你看,军装的皮带我忘了画眼了,这还行?”
哥哥把记忆中的这一段故事讲给他们听,他们惊呼太对了,就是她!
“丁玲回到延安还把那张画给了我们,并给我们讲了补画皮带眼的故事,可惜后来行军中不知丢到哪里了。”
大家在情绪极度紧张和兴奋中,忘了沙发上还睡着一个人,我们的弟弟寥寥。
这时寥寥醒了,迷迷糊糊地要坐起来,妈妈走过去摇摇他说:
“寥寥,快醒醒,你看是谁来了?”
寥寥睁开眼睛看看我,不以为然地说:
“大哥哥呗!”大家对他无师自通的回答,大为惊讶。
我们家这时只有话语不断、笑声朗朗。
大姨离开才一会儿,就端进来一碗碗甜食。她说:“今天是团圆,所以应该吃团圆。”她做的是糯米粉圆子,在我姥姥家--江苏武进就把这个甜食叫做团圆。
我们那时候跟着舅舅的孩子管大姨叫“娘娘”。娘娘和杏云姐姐并不知道这是哥哥十八年来第一次回家。以为哥哥早就找到了,只不过今天又回来了,是大团圆罢了。当他们得知这是第一次认亲时,惊愕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正在此时,有人敲门,原来是每年从沈阳来一次的叔叔。我们只有这一个亲叔叔。
一进门,爸爸就说:“德成,你看这是谁?”
“大郎郎。”他一秒都没犹豫。
这就是我们家的大团圆故事。
千好万好,只是为了尊重哥哥的养父养母的感情,他不能正式回来,也不能公布这个好消息。
妈妈妙笔生花地把这一切写给在云南电影制片厂当演员的姐姐——陈乔乔。姐姐说:咱们家女的都姓陈,所以我姓陈。
姐姐收到妈妈信的时候,正是单位开会休息的时候。姐姐打开信,“哇”地一声,嚎头大哭。边擦眼泪边看,又哈哈大笑。她这么又哭又笑,把周围的人都弄糊涂了。领导过来,拍着她肩说:
“乔乔,别这样,什么事想开点。”
姐姐边哭边笑,一边念信,一边解说,于是我找哥哥的故事传到了云南。
姐姐给家里写了一封长信,第一句话是:
“郎郎给咱们家立了大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