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郎郎：找哥哥

找哥哥by张郎郎

原文链接：http://archives.cnd.org/HXWK/author/ZHANG-Langlang/cm0803a-2.gb.html

　　　　　　　　　　　　　　　　　　一

　　接到北京１０１中的高中入学通知，对我说来是件大事。

　　确实，１０１中当时在北京是个很了不起的学校。对许多孩子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我和好朋友张久兴，甘露林都报了这个学校。我被录取当然很兴奋，久兴和老甘没被录取自然十分沮丧。我也为很他们难过。如果我们都被１０１录取，那就太棒了。可天下哪有那么多十全十美的事。

　　我得意之际，也有深深的失意，那就是：和老朋友分手。那时候我们非常相信，也非常珍惜友谊。可能只有那么年轻的时候，才会什么都不为；只是性情合得来，就可以建立肝胆相照的友谊。你可以理智地分析说，我们的友谊其实是有基础的；诸如：我们都生在延安，我们都坐过“马背摇篮”，都上过育才小学……细一想，这些还远远不够；这样的孩子数以千计，可怎么就我们仨最好，那总有什么别的原因吧？

　　１０１中是梦中理想的一种现实模拟。可能那时候我们压根儿就活在梦中，友谊是梦里边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大概和我们在育才住了那么多年校，绝对有关系。现在想起来，我们长期接受的教育和天天在同一环境的耳濡目染，结果，我们从自然形态的普通的小孩，变成了理想国里精神至上志愿者的雏形。譬如：小学时看的电影“短剑”，深深震撼了我们内心的深层结构。我们要热爱祖国，热爱广大民众，要伸张正义，劫富济贫……。那痕迹至今还没消失。那会儿电影很少，我们能绘声绘色仔细复述每部片子的重要镜头。

　　改编为这部电影的小说的作者雷巴阔夫先生是个天才的梦想者，也是个成功的造梦者。前不久他去世了，留下一本很有意思的书《阿尔巴特街的孩子们》。他写的那些孩子和我们的社会处境，十分相似。为此有人说：中国的阿尔巴特街的孩子，就是育才或１０１中的孩子。雷巴阔夫去世了，最后一个苏式的理想主义者消失了。

　　我们是那个消失了的时代遗留下来的孩子。我们是梦中的孩子。人在梦中，充实、乐观、坚定，我们的人生的定位非常清楚：我们是世界上站在正义的一方，和好人在一播儿。而好人第一集团是苏联老大哥，他们今天的幸福生活，离共产主义大门比我们近多了。无论从经济到文化，从政治到军事都是世界第一。都是我们的榜样和楷模。他们从物质到精神都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我们的目标是：学习苏联，无条件地崇拜苏联。连苏联人都长得漂亮。

　　我们唱苏联歌曲，看苏联文学、诗。脑子里有清楚明确的道德框架：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在全世界实现人类自己当家作主的天堂美好愿望。其实，和基督教中某些教派的理想一样：不是追求天上没人见过的天堂，而是把人间直接变成天堂。那时，他们比咱们还浪漫，理想实现的日子就在最近一两年。现在我们至少比较客观地承认，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另一个造梦者卡维林在《船长与大尉》中说过：“奋斗、探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我们这些梦中成长的孩子，几乎都以这句话为自己生活的座右铭。没有雄心壮志，还奢谈什么人生。考上１０１中，就是这个大梦的一部分，是梦想成真的第一步。

　　所以，你可想而知，当我打好自己背包、整理好自己的行囊，准备出发的时候，我的心情如何爽朗，我的动作如何流畅。在自己脑子里出现的画面：我和一个所有电影中的苏联青年走向康庄大道上的表情一样，我长大了，我将第一次自己背着行李、坐上公共汽车去学校报到。

　　我真的长大了。虽然我从幼儿园开始就住校，可是每次开学总会有人送，有时是小汽车、吉普车，最不济也得叫个三轮车，反正次次都得有人送。如今我自己坐公共汽车去报到，我觉得：真正独立了。

　　不过，也就那年头儿才行，那会儿公共汽车比现在空的多。虽然，我们家门口的公共汽车，都顶着一个巨大的黑色气囊，里面装满煤气。用这个当燃料，车里经常象炮仗一样“叮咣乱响”……胆小的还真不敢坐。

　　我们家刚刚从景山东街中老胡同二号搬到这遥远的东郊，当时的白家庄还是荒郊野地，楼前的荒地上正在浇筑水泥马路，楼后就是农田。我们家在景山东街的院子是两进正经四合院，是我妈妈多年来的房子梦。好不容易才住踏实了。院子里两棵中国梧桐，在晨风中沙沙作响；西府海棠的花香，沁润着孩子们的肺脾……大跃进一声锣响，人们就开始各种大胆的豪迈的设想。有人偏偏突发奇想：要在景山东街建筑一个教育宫。这是时代浪漫狂想曲，让某位中央领导听得心旷神怡。于是，有关部门的官员就来找我妈动员：这里要拆迁，你们要带头。这是上级的意见。她知道：这是组织的力量。你要是普通市民，倒没准可以当一段“钉子户”，和当局斗斗咳嗽。可我们家就绝对不行了。妈妈只能主动从梦境立码回到现实。于是我们立刻搬家，大概是那一片的搬走的第一家。

　　如今，我却从现实又回到梦境。我站在公共汽车站，回头看见妈妈站在阳台上，微笑着向我挥手。当时我没注意到她的表情是否复杂，现在我想：那时她一定百感交集，那时在家我是长子。

　　那时我觉得我大了，我觉着自己应该有些责任了。自以为我的思想已经很复杂了。第一次听到“思想复杂”这个词组，是在四中的时候。那天，我刚从图书馆出来，碰上同班的杨玉林问我借的什么书。那是一本南美魔幻小说《草原林莽恶旋风》。他拿过去翻了翻，说：“你的思想够复杂的了。”我惊愕的望着他，说不出话来。他赶紧说：“老师早就说我思想复杂，可还没看过这种怪书呢。”我本来想思想单纯是好事，复杂是坏事。听他这么一说，思想复杂大概是与众不同的意思。就说：我也复杂着呢。其实，虽然那会我看了许多书，造了许多梦，可同时还天天忙着淘气、踢球、画画、下象棋、讲故事，快忙不过来了。

　　难怪班主任史会仁先生给我的操行评定中写道：“读书多而不甚解，上课话多小动作多……对同学热情有余，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够……”等等。我对这些评语也不甚了然。妈妈看了说：“你运气不错，老碰上好老师。”我想也对。吴尔鹿运气就不好，老碰上坏老师。可运气也得两说着：好老师和你一块做梦，坏老师直接痛击你的梦想，让你直面悲惨人生。所以如今我还旧梦未了、新梦不断，整个一个没救的糊涂车。吴尔鹿如今可是发了，他真该感谢当年所有的坏老师。所谓：好老师惯你变呆了，坏老师逼你学乖了。

　　我真的变得复杂一点儿了，那是在初三从四中转回育才以后。被教导主任狠骂一顿后，才长了点儿心眼。白桂森主任当时说：你再大一岁就能划右派了。那秒钟没准我醒了一下。

　　可这会儿我自以为比四中那会儿的我复杂多了，所以现在的梦更清楚更有基础。所以今天太阳显得格外的明亮，树叶格外的绿；一切象水洗过一样闪闪发光。公共汽车一点不挤，我站在最前边，马路轻快地扑面而来。

　　我一下车，一男一女迎面走过来。他们身穿着１０１中校服，那时全北京只有１０１中有校服。“同学，你好。你是１０１中的新生吧？”那个女同学微笑着说。“是呀……”我一时不知所措。那会儿我见着女生就心慌。“１０１中欢迎你！”她大方的伸出手来和我握手，不知是激动还是难为情“唰”地一股热流从胸中涌起。那男孩子不分由说，趁我手忙脚乱之际顺手一把夺过了我的背包。我连忙说：“我自己来吧。”话音未落，我的网兜已经被那女孩子麻利地抢走了。他们大步往前走，我在后边小步紧蹈。“别不好意思。”那女孩回头笑着说：“我们都是志愿者，专门来接你们。明年你也会这样的，１０１人都是志愿者，从现在起你就是１０１人了。”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任何客气话现在都俗不可耐。她的热情与坦诚，是我多年习惯的理想模式。我仿佛进入理想的更高层次，似乎进入了一种更强的磁场。

　　他们俩轻快地走在前面，我两手空空跟在后面，却还急赤白脸。他们的步伐如此矫健、神态轻松举重若轻。是不是１０１中能把所有的人都训练成这样？我也将变成这样的体力、脑力、智力皆优的革命青年吗？

　　从车站到校门口，距离着实不近。至少得有一两里地。要没人接，真得够我一走。

　　校门口彩旗飞扬，大幅迎新标语下面，七八张桌子一字排开，雪白的桌布上摆着盆盆鲜花。新生们都在这儿放下行李。

　　那个女孩问我：“你是哪个班的？”

　　“我是高一二班的。”入学通知上早就写好了。

　　她叫我在这等着，就跑过去查我的名字。原来宿舍的铺位也早就订好了。

　　这就是１０１中的风格，一切都有规有矩。有安排，有程序。我当时是有点奇怪，她怎么没问我叫什么名字，就去帮我安排，除非她有特异功能。

　　１０１中真是神奇，不断让你惊喜，不断让你出其不意。

　　那个女孩查来查去，然后，转过头来诧异地问我：“你是高一二的吗？”

　　“不会错吧……”我慌了，连忙想找入学通知书。

　　“别找了，高一二根本没有姓耿的。”斩钉截铁。我笑了：“我多咱说过我姓耿？”

　　“你不姓耿？”她瞪圆了双眼，似乎我姓错了。真是笑话。那个男生眼睛瞪得更大：“你真不姓耿？那你姓什么？”怎么１０１人一下子又变得这么奇怪。

　　“我姓张，张郎郎。”

　　“啊！”他们相视一笑，再看名单，一秒钟他们就查出来了：“你在五排三号１１铺。”人堆里有人应声跑出来，喊道：“我是五排三号的，我送他去。”那两个接我的同学，一边道歉一边道别。

　　我笑着说：“认错人的事儿，常有。没事儿。”他们俩笑着走了。

　　跑来接我的人，猛地扑过来一把搂住我，１０１中的人也热情过分了。

　　“张郎郎，张邦昌，二郎山，大灰狼！”这是我在育才的外号大全，是甘露林写的唯一的一首诗。现在念诗的人一定是育才的人。把我搂得快背过气了，我轻轻推开他，一看原来是三年不见的老同学——延岭：

　　“什么时候添了这毛病，见人就拥抱？”

　　“见了老同学必须亲密无间。”他边说边笑提起我的行李，一起往前走。

　　这会儿新老同学很容易分清；我们都穿便服，他们都穿校服。１０１中的校服和苏联军装差不离。不过人家用呢子，咱们用棉布。我们边走边说，延岭象导游一样，给我介绍１０１的校园风光。迎面走过来几个老学生，他们和延岭打招呼，又问：“耿军的弟弟吧？”

　　“不是，人家姓张…”

　　“延岭，你又弄错了吧，他绝对姓耿。”

　　“这还能弄错，我和他小学同学六年。他一直姓张。”

　　“这就怪了……”他们将信将疑地和我们擦肩而过，还狠狠盯我一眼；

　　还咕哝着：“……居然姓张。”

　　延岭说：“这些人有病。”我说：“刚才已经有人犯了这毛病。”

　　话音未落又有人在喊：“这是小耿军吧？”

　　我和延岭都懒得回答了，笑笑接着走。延岭转头仔细看看我：“是有点像。”

　　“废话，像我的人多了。”

　　延岭把我送到宿舍，让我慢慢收拾，然后去报到。他又忙着去迎新了。

　　我三下五除二把东西收拾完毕，拿好手续三步并两步地转眼跑到了校务办公室门口。一个和蔼的中年妇女突然伸手拉住我：“同学，你认识我吗？”

　　“老师，对不起，我不认识您。”这１０１中怎么快成惊险小说了。

　　“没关系，你是新来的。我是你们的教导主任，姓王。”我一听是主任，就连忙要敬礼。我们育才的白主任可比她厉害多了，我更得给她敬个礼。可她还没撒手：“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些人。”

　　她拉我走了几步，打开一扇门，把我轻轻推进去。里边坐着十几个老师，好家伙，这是教员办公室吧？顿时吓得我魂飞魄散。

　　“你们看谁来了？”

　　“耿军的弟弟。”

　　“耿军的弟弟来了。”他们异口同声。

　　这和蔼可亲的王主任，把我弄个大红脸。我顾不上解释，赶紧挣脱，转身跑了出去，身后留下一片笑声。

　　回到宿舍。见延岭也回来休息了，他叫我一块去游泳。

　　当时北京的中学里有游泳池的只有三十一中和１０１中，那时我们都酷爱游泳。全北京大多数孩子只能去什刹海或陶然亭游泳池。颐和园太远了，玉渊潭太险了。

　　暑假期间我们去游泳，那儿比去庙会还挤。游泳池那水要么冻死活人不偿命，要么成了拉粘儿的酱汤。就这样，我们还不依不饶地在烈日下苦苦排队，还不一定能买得着下一场票。

　　在１０１游泳简直是奢侈，更衣室没几个人，游泳池里也就十几个人。我在清澈见底的游泳池里狂游了几个来回，爬到岸边躺下，闭着眼睛静静地晒太阳。听见旁边有人问延岭：

　　“他是耿军的弟弟吗？”

　　“不是，他姓张，好些人都说他们长得像。”

　　我闭着眼继续享受阳光。懒得搭理。

　　“我从来没有见过亲兄弟长得这么像的，这就是几何学上相似形的最好例证。”那人真会说话。

　　游完泳，延岭带我去小卖部买基本文具。一路上贫嘴聒舌。进了小卖部，一边挑选一边接着贫。其他学生被我们逗得嘻嘻哈哈。那个老售货员笑着说：

　　“你哥哥刚走了，你就来这儿接着耍活宝。”

　　“我知道您以为我是耿军的弟弟，这回您走眼了——我姓张。”

　　“不对吧？”他疑惑地说。延岭他们边连忙解释；“他真的姓张。我们都能给他证明”这会儿他们觉得别人老认错人，是个挺有趣的游戏。于是，我们接着贫，那老售货员却一声不响，直直地接着瞧着我们。

　　“小伙子，听着”那老头突然严肃起来了：“你好好想想，在战争年代中你有没有一个失散的兄弟？”

　　“大爷，您电影看多了……”延岭笑着说。

　　“凭我几十年的经验这次我没走眼，他们不光长得像，声音也一样，连手势动作都是一个模子里扣出来的。不信，咱们可以打赌。”延岭他们哄堂大笑，可我小脸儿就白了，一言不发。

　　等我们走到外面，我才对延岭说：“真的，我有个哥哥，在战争中失散了。”

　　“啊！”延岭他们惊呼，问道：“他叫什么？多大了？”

　　“我只知道我的哥哥也叫郎郎，别的一概不知。”

　　“这礼拜天你回家好好问问，有了线索我们帮你找。”

　　“我们家找了这么多年杳无音信，不知他到底在哪？”

　　虽然他们接着兴奋的研究侦察计划，觉着这比误会游戏还有意思。然而，我却不抱多大希望；一来，我们家十八年来费尽心思，托遍了门子，一点头绪都没有。要是他在北京，早就找着了。二来，战争中失散的孩子，下落不明很普遍，很正常。连毛泽东的儿子毛岸龙，至今还找不着呢。

　　过去我们家叫我“小郎郎”，经常议论的是：“大郎郎”什么时候能回家？后来，人们慢慢不再议论这个了，似乎成了不言而喻的心病，不提也罢。

　　延岭他们一片热心，我却淡然处之。即便开学后更多的人说我像耿军，甚至干脆叫我“小耿军”。我还是淡然处之。当了小耿军之后，有不少好处：在育才我是名人，那是多少年的住校中，我造出多少故事：我是育才的讲故事冠军，出洋相冠军。还写诗，还和一帮“诗人”为了和凡夫俗子截然不同，全剃成光头，是育才第一大怪。还是育才头卷冠军，每次考试非抢头卷不可……。

　　可在１０１我是新生，何德何能一夜之间成为全校名人？这是在耿军的光环笼罩之下发生了这样的现象。

　　原来这个耿军是１０１中的旗手。１０１中的一切规矩都是苏联军校翻版，旗手就是“全校第一人”的意思。在学校的一切仪式中，旗手高举校旗走在最前面。他是标兵，他是榜样，他是孩子们心目中的英雄。

　　于是，在学校里我受到莫名其妙优待；例如：我走到哪儿，都有同学主动和我打招呼，主动和我聊天。我去借书，我去踢球，我去买东西……无论我做什么，都是一路绿灯，一片热情。我都快被惯坏了。

　　一天，我和同桌说：“在育才我管过广播站。”第二天１０１中广播站站长跑来问我：愿不愿意参加广播。于是我立码就成了广播员。

　　一天，１０１中话剧团招考新人，我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玩一把。当时话剧团的团长是蔡楚生先生的儿子蔡元元；他小时候演过电影《鸡毛信》里的海娃，那时他就是大明星了。当时负责考试的是王伯英老师，考朗诵、考表演、考小品。我朗诵还行，表演一般，小品一蹋糊涂。我想没什么希望。

　　过两天学校宣布：我不但被当选；成了演员，还当选为副团长。一个人运气来了，你挡也挡不住。那段黄金日子，我天天处于亢奋状态。同时被话剧团吸收的男生，小品比我做得好，名字叫白克明。当时，我们都很高兴。现在他是现任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可见，小时候的积累还挺有用。

　　星期五晚上，下了晚自习，我们在宿舍唱歌。当时１０１中规定每个班的宿舍里要住几个低三年的学生。我想这是个好办法，高年级的孩子帮学校管那些正处于调皮捣蛋年龄的孩子。其实我们在育才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那时，他们算我们的“小根儿”。

　　我教他们唱育才的“流行歌曲”，例如：意大利的“好朋友”，俄罗斯的“萨特阔”、“白灵花”，还有“西班牙骑士”等等。这些歌在１０１中并不流行，在这儿算是新歌。结果同班的几个同学也参加进来，向我一块儿学。正唱得来劲的时候停电了。我们只好都钻进蚊帐里，躺着接着吼。

　　延岭摸着黑跑到我床前，说：“郎郎，你看看这个，是耿军。”他掀开蚊帐的一角递给我一张照片，还打开手电帮我照着。在黑暗中一个青年的形象突然浮现在我眼前，我一下被震楞了。

　　“像不像你？”

　　“不太像……，可是，像我爸年轻的时候。”

　　近来，我不太关注这件事，因为我觉得我们只是长得像，找哥哥这件事情，根本就不大可能。别瞎耽误功夫了。这会儿一看这张照片，就直觉：他准是我们家人。

　　我家兄弟姐妹，一共六个，现在在家的这五个，我们互相看着，觉得长得都不太像；外人一看就说：绝对是一家人。有两个比较像爸爸，其他有些像妈妈。耿军的长相和我爸爸年轻时的照片一模一样。他比我们所有的人，更像我们家人。从这一刻起，找哥哥的强烈欲望之火被激发了，开始熊熊燃烧。

　　周末回到家，我开始小心向妈妈了解这件事的原委。一贯粗心大意的我，现在动了点儿心眼－－我不愿意拿八字没一撇的事，来伤妈妈的心。妈妈做饭的时候，我跑到厨房去和她七聊八扯，假装帮她解闷。一会儿说１０１中的老师和４中的怎么不一样，一会说１０１的同学来自五湖四海多么不同。

　　话锋一转，我说：“现在我大了，想自已帮家里做点什么。可是好象也没什么事可做的，你们没什么需要我帮忙。唉。对了。我记得姐姐过去常对我说：‘将来咱们长大了，带一条狗，咱们走遍全国，也要把大郎郎找回来。’

　　过去在北京，从来没有打听到过有关大郎郎的任何消息。现在１０１的同学哪的都有，我可以慢慢查访，万一找到了该多好。可是，我什么都不知道，这回，您得把整个的故事得告诉我。”

　　妈妈一开始不愿意接我话茬儿，后来在我软磨硬泡下慢慢地讲出以下的故事。

　　一九四零年的一个冬夜，我哥降生在延安中央医院。其实所谓中央医院不过是一排窑洞。生了没几天的一个晚上，狂风怒号。半夜妈妈醒来发现门被风吹开了，她大声叫护士，护士没来，倒叫进来一个大狗似的动物。

　　“狼！”我妈妈知道，在狼面前不能慌神，否则它就会扑过来。它站在门口和妈妈四目对视，双方一动不动。时间仿佛停滞……

　　一个护士来查房，一推房门她尖叫起来，那头狼箭一般地从她身边窜了出去。妈妈的衬衣后背已经被冷汗湿透。人们跑来议论纷纷：那到底是狼还是野狗？是冲大人还是冲孩子来的……

　　因此，这孩子－－我哥哥就起名叫郎郎了。

　　当时我父母带着姐姐乔乔和哥哥，住在乔儿沟的鲁迅艺术学院。那些师生都觉得哥哥很可爱，又白又胖，当时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正在上演俄国戈果里的名剧《钦差大臣》，里面有句台词是笑话一个胖子，说：“吧啦咂，吧啦咂，煎鸡蛋。”于是这就成了哥哥的外号，简称“煎鸡蛋”。

　　姐姐又黑又瘦还大背儿头。作家肖军和爸爸是老乡，在爸爸画的鲁迅先生画像前，给一家四口照了一张全家福。肖军的太太看到照片时，说：“活脱一群叫化子。”因为我爸留的长发四面乱竖，在延安他成了四大怪之一。

　　后来周恩来在重庆，不知动了哪根筋，把我爸调到重庆去。我爸爸又和上海的老朋友在一起了，他又穿起了白色的西装；看那时候他的照片，真够帅了。他俨然又成了浪迹洋场的玩主。我妈妈带着两个孩子，接着在延安喝着小米粥，接着当叫化子。

　　一九四一年爆发皖南事变。国共两党怒目互视，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延安当局马上进入枕戈待旦状况，准备辙离延安。上级发布许多规定，其中一条是：一个人最多带一个孩子，否则无法行军。带着年幼的孩子，最恐怖的是无法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孩子不懂事，一出声响，一哭，就全暴露了。曾经有过不止一次的惨痛教训，过封锁线时，捂着孩子的嘴，封锁线过了，孩子也被捂死了。所以，必须把多余的孩子送给老乡，或者交给组织。

　　我妈妈先想把姐姐送给别人，可是姐姐大了。又机灵得很。没人肯收留。哥哥倒是很抢手，但收留的条件是：把孩子交给组织，由组织安排，今后不准找后帐。妈妈有什么办法？战火将起，爸爸又杳无音讯。妈妈一咬牙，把当时的唯一的儿子交给了组织。

　　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形势更加严峻。周恩来决定分头撤离比如：让一些左派文人例如剧作家阳翰生、夏衍、吴祖光，漫画家丁聪等和我爸爸去香港。但是，我爸爸坚持要回延安。我们家其他人还在那呢！

　　正好此时，诗人艾青、作家罗峰、等正在要求八路军办事处安排他们去延安。周恩来交给我父亲一笔钱，要他设法带这些人通过封锁线去延安。

　　于是，他们化装成一个国民党高级军官带着他的副官、随从、秘书、警卫员等，人人都有角色。到底是一群文人、艺术家、他们的化妆、表演都可以乱真。终于千难万险从重庆穿过三条封锁线，行程以千里计，和国民党官员、警察、军队多次从容打交道，居然没有露出破绽，最后顺利到达延安。

　　徐刚先生在《艾青传》中对这段故事作了精彩地描述。唯一的疑点是：在参与者的回忆中，都是自己扮演那个高级军官而别人都是装扮自己的跟班。

　　据说他们一到了延安，爸爸立刻扑到黄土地上，拥抱大地、亲吻泥土。爸爸那时实在有点疯。爸爸回到家里才知道大郎郎已经送人了，他又难过、又愤怒、又无可奈何。四处打听，没有丝毫线索。直到听是说送给了一个陕北老红军，才稍微放心了……。

　　“咱们知道的只有这些情况吗？”我问道。妈妈想了想说：后来还听说过一次关于他的情况。

　　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文学艺术家们纷纷下乡到民众中去采风。丁玲下乡后回到延安，兴奋地跑来对妈妈说：“我在山西兴县看见郎郎了。”

　　她接着说：我们路过一个老乡家，看见郎郎就在老乡家的门口玩，我们都围过去逗他玩，他还是象原来一样笑口常开。这时候一位脖子有些残疾的妇女冲出来了，抱起孩子就跑了。我们向邻居打听，他们说：这家是军属。只有这一个孩子，是抱来的。因为她不会生养。

　　我忙问：“丁玲阿姨问没问那家人的姓名。”

　　妈妈说：“只知道他们家姓耿。没说叫什么。也问了那妇女的名字，可惜记不清了。”

　　听到这句话我差点没蹦起来，可是我控制住自己。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之前，我不能虚报军情，白让妈妈空欢喜一场。

　　回到学校，我立刻找到延岭，说：“我回家问了，有如下这些线索：第一我哥送的那家正好姓耿。第二，他们家当时住在山西兴县。第三，他妈妈脖子有残疾，不能生养。只有这一个儿子。第四，他长的和我爸爸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我就只打听到这些线索了。”

　　延岭说：“这些线索非常重要，我立刻去侦察。”

　　不到一个小时，延岭没精打采地回来了。不好意思地说：“郎郎，别难过。耿军不是你哥哥，我问了他们班的同学。第一，他们看了他的全家福，他妈妈脖子没毛病。第二，他还有个妹妹。第三，他和他爸长得还特像。别灰心，咱们再接再厉，继续侦察。”

　　“没事儿，本来就是有枣没枣打三杆。”我早有精神准备，可心里还是有点空空荡荡的。

　　一天下课了，我往宿舍走。前面路边一群人站着，议论着说像不像之类的话。我对这种事已经见怪不怪了。

　　他们中间有个育才的老同学，客气地叫我：“郎郎，你过来一下。”我不大情愿地朝他们走过去。这时才注意到中间站着一位很有军人气质的人。等我走近，他很自然地伸出手来，说：“他们都说咱们俩长得像，我看不大像，那也不妨碍咱们交个朋友。”我和他握手时，夕阳从侧面给他镀上一条金边。我也觉得我们不大像。可是在某个角度他和姐姐真像。他们接着向前走了，我还站在那儿，不甘心地想：我真觉得他还是我们家人。

　　星期六午饭时间正好轮到我广播。我刚刚播完，跑来一个低年级的女孩子，交给我一个纸条，转身就跑了。我连忙打开纸条看，上面写着：

　　张郎郎同学：

　　午饭后请你到学校大操场后边的小树林来一趟，我有事和你谈谈。请不要告诉其他人。

　　耿军

　　我三扒两扒就吞完了午饭，连蹦带跳向目的地进发，路上同学和我打招呼问我去哪，我都假装没听见。我呼哧带喘地跑到小树林里，果然，他在那里等我。

　　于是，我们慢慢地沿着小河开始散步，半晌他才开口：

　　“听说，你有个在战争中失散的哥哥，把这故事说一说。”

　　我立刻就激动地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和盘托出。最后问：“你说这有可能吗？”

　　“你是问我是不是你哥哥吧？也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他说话非常清楚，还滴水不漏。比我们成熟的多。他接着说：“的确，人们都说我和爸爸长得完全一样。没人怀疑我不是他的亲生儿子。而且，我们一家四口亲密无间，从来没红过脸。父母和妹妹全心全意地爱我，我也为全家争气。我能不是这家的人吗？”

　　“那你怎么还说有可能呢？”

　　“在血缘上我可能是你哥哥。”一股热血从我丹田直冲天灵盖，我头发也竖起来了，眼睛也圆了。

　　可是他是视而不见，继续平静地说：

　　“其实，我在兴县的时候就知道我的亲生父母在延安。小时候，有回我淘气妈妈要打我，我急了就喊：我去延安找妈妈！妈妈一听到这话，就一把抱着我，哭了。问我：谁跟你瞎说的。我知道她伤心了，从此不敢再这么说了。有一次，我在屋里睡觉，妈妈和邻居在院里纳鞋底。邻居问：你不是不能生养吗？怎么有了个胖小子。妈妈说：是挂喂的。那意思是：我是领养的。

　　“前年，曾在延安和我父母共过事的一位远方叔叔，来北京看我。他拉着我的手说：上有天，下有地，孩子，你如实告我：你的爸爸妈妈对你好不好？和别人家的父母一样不一样？

　　我告他：他们对我非常好，我觉得比别人家的父母更好。他如释重负地说：那就好，那就好！你可不能忘记你的爹妈。他们把全部希望都放在你的身上，你一定要记住和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

　　他说到这儿，停了停，我们默默地走着，各自平静自己的心潮。

　　“可是你的同学说：你妈妈没有残疾，你还有个妹妹。是吗？”

　　“现在照相可以选择角度，我妈妈是有残疾。再说，我妹妹也是从叔叔那边过继来的。唉，你父亲在哪工作？”

　　“爸爸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教授兼副院长。”

　　“啊呀，真有意思，我刚带着全体美术组组员参观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要不是服从组织，报考留苏，我肯定要考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

　　“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张仃。”

　　“啊，我早就知道画家张仃了，抗美援朝的时候，我还是小学生，我很喜欢看他的漫画，给墙报临摹过不止一幅呢。”

　　我们就这样一问一答，一直在小树林里踱步，不知疲倦走了一下午。我几乎把所知道的家里的一切情况都讲给他听了。我激动的有些语无伦次，他依然理智平静。最后他说：

　　“看来，我真可能是你的哥哥。这当然很好，可是你知道：我妈妈是个传统的农村妇女。她把全部感情都倾注到我的身上，如果知道我找到了你们，她的精神会立刻崩溃，坠入痛苦的深渊。她很难相信：我不会离开这个家，不会不孝顺她。他们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把我抚养大，我绝不能让两位善良的老人伤心！”

　　我从狂喜中恢复平静，听他中肯的分析。

　　“所以，咱们约定：这件事在学校里不再提起，现在我们家在太原，咱们学校有不少山西来的同学，免不了消息会传回去。”

　　“我不和任何人说，你放心。”

　　“好，咱们一言为定：就说咱们成了好朋友。”我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然后，我们去吃晚饭。吃完饭他的两个同学和几个小崇拜者来看他，大家就在一起聊天、散步。最后几个人坐在大操场旁边，望着万里星空。他们又拿出乐器，随意地轻轻演奏似乎不愿打扰月夜的宁静。我半卧在草地上，胸中的幸福之感一阵阵向外膨胀；幸福得有些疼痛……

　　哥哥轻轻地举起带弱音器的小号，吹出优扬的俄罗斯旋律。这乐曲和这月色，那沉睡的大地，天边那树丛的剪影，和谐地溶在一起。有人小声唱了起来，我也跟着唱着；

　　唱吧，朋友们，

　　明天要航行，

　　航行在那夜雾中…

　　我们玩到很晚才散，他突然说：“明天一大早，你起得来吗？”

　　“没问题。”

　　“好，明天早上六点到这儿集合，换好游泳裤，咱们晨泳。”然后小声地说：“游完泳咱们回家。”

　　他都走了，我还愣在那儿，还没醒过闷儿来，他挥挥手远去了。我慢慢往回走，心里只有一句话，反复地响：明天咱们回家。咱们回家。回家。

　　今夜我有法儿安睡么？比爱上个姑娘还激动百倍，也许那个时候还没真正真爱过。今天我崇拜他、尊敬他、爱他，过去我不知道手足之情会如此强烈。我翻来复去，不知折腾了多久，还是睡不着。我穿起衣服蹑手蹑脚，跑到他宿舍，悄悄地坐在他床前。哥哥睡得很熟，平静地呼吸着。

　　这是我哥哥，这是我哥哥。只有这么自信的人才会如此安睡。我想就这样看着他，直到起床。又一想，这会儿谁醒来，都得吓一大跳。于是，我又象猫一样溜回宿舍。这回，头一沾枕头我就睡着了。

　　我的生物钟比闹钟还灵。五点半我蹭地一下就坐了起来，几秒钟穿好游泳裤，迅速跑向他们宿舍。远远地就看见，他们已经在那儿做热身运动了，见我来了就一起跑向游泳池，在池边继续做完准备运动，他们就一一跳入池中。我在池边撩了点水在胸口，打了个寒战。他已经游了一圈儿回来了，说：“直接跳进来，一游泳就不冷了。”我一闭眼跳了下去，游了二十米才浮出水面。真的倒不觉得冷了。我们划破平静的水面，水面上晨雾缭绕。我们擦干身上的水珠，皮肤变得象熟螃蟹那么红，居然也冒热气。

　　我们俩个换好衣服跑步到北大学校的西门，上了公共汽车才六点半。这时候我们不像兄弟也得像。当时他十九岁我十六岁，个子差不多一样高。都剃了平头，都穿着１０１的校服。要不是他那么稳重、成熟，猛的一看我们俩就像一对双胞胎。

　　从海淀到朝阳，我们俩的话茬儿就没断过；我恨不得把他十八年的经历全弄明白，他恨不得把全家每个人都打听清楚。

　　到了家门口，我们俩都有些紧张。

　　哥哥说：“咱们事先约定，让事情自然发展，不要引导。如果确实是，那当然皆大欢喜，如果不是，也不足为怪，咱们也交一个朋友。”

　　我说：“好吧，你放心。”

　　我刚要敲门，哥哥说：“你等一等。”

　　他指着门框上面有个小木牌，上面写着：“张耿孚”三个字。

　　“这是什么意思？”

　　我回答：“可能是以前住户的名字吧。”

　　哥哥说：“这简直神了。你看，孚字，是一个爪字下面一个子字。张耿孚就是张家和耿家抓儿子。”我愕然了。

　　我敲门以后，等了半天妈妈才来开门。妈妈很奇怪：平常我回家之前总会先打个电话，我们家孩子实在太多。妈妈小声说：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没吃饭吧？先到厨房里坐。

　　我对妈妈说：“这是我们的同学。”妈妈点点头。她可能更奇怪了，我们很少带同学回家，没事也犯不着这么早。我和哥哥约定，回家慢慢地、自然地说别猛一宣布让他们感觉太突然。

　　妈妈帮我们做早饭，我们俩坐在那儿接着聊。她听我们老说：“我们班谁谁怎么样”等等，就问：“你们俩还不是一个班的？”我说：“他已经毕业了，现在在留苏预备部学习。”

　　当时，妈妈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大礼拜天你不让人家团聚，还往这带？”

　　“他们家在太原。”

　　我们吃饭地时候，妈妈和我们聊几句。妈妈听说他姓耿以后，习惯地问：

　　“……。我们有个姓耿的朋友，也是陕北人，不知你认不认识？”

　　哥哥说：“姓耿的本来就少，又是陕北人，认识的可能性就更大了。你的朋友叫什么名字？”

　　妈妈：“男的名字忘了，女的名字好象叫李玉华，她的脖子有点毛病。”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哥哥看着妈妈的紧张样子，不忍再问下去了。

　　哥哥：“你说的人我认识。脖子有点毛病的女人是姓李，名字你记得不太准，她就是我的母亲。”

　　哥哥强作镇静地好不容易把话说完，他的血涌上了天灵盖。

　　妈妈的脸一下子煞白，定在那里，突然转身上了阳台。

　　哥哥平静地、坚定地话语。声音不大，在我们家这就是晴天霹雳。

　　妈妈这种习惯问话，十八年来不知问了多少遍，从来没有人这样回答过。她冰雪聪明立即就明白了。

　　站在阳台上，望着远方。

　　我们三人都静默无言，时间仿佛凝固。哥哥碰了碰我，小声说：

　　“你去看看。”

　　我慢慢走到妈身旁，见她眼中泪光莹莹。问我：“你不会弄错吧？”

　　“我们已经仔细谈过、核对过，真的，他就是大郎郎。”

　　“你们先坐一会儿，我去叫爸爸。”

　　平常爸爸起得很早，可是昨晚上爸爸去参加建国十年大庆游行彩排的观礼。爸爸从开国大典起就是这些重大活动的总设计师。昨晚我的大姨和表姐也跟爸爸去参观，早上五点才回来。这时应该晨梦正酣。

　　妈妈推醒爸爸：“快起来，快起来，出了大事。”

　　“郎郎又病了？”那会儿我真是家里的祸头子，隔三差五我就生个大病唔的，住个院什么的。过几天又是个好人一样了。

　　“不是，是好事。”妈妈又叫起来大姨和杏云姐姐。

　　二十分钟后他们漱洗完毕了，这时妈妈叫我们进去，坐在客厅里，爸爸进门时还在嘟囔：大清早的什么事啊。

　　当他一撩兰印花布的门帘，看见我俩并排坐在那里时，把手一扬，说：“什么也别说了，这是大郎郎回来了。”

　　妈妈说：“你别急啊，咱们应该冷静下来，把一些事情核对核对，别弄错了。爸说：“错不了，我是画家的眼睛，绝对错不了！”顿时，他的眼圈就红了。爸爸沉了沉，说：“你们讲讲吧。”

　　我们俩一唱一和，绘声绘色、从古到今地讲这个找哥哥故事的全过程。不像通常电视片的场面，似乎应该全家抱头痛哭、鬼哭狼嚎、扑作一团。

　　爸爸对哥哥说；“你在兴县时，我们曾请人去看过你，你知道吗？”

　　妈妈说：“就是丁玲。”

　　他其实完全记得在兴县见到过丁玲这件事情，人的记忆真是奇怪。那时他才三四岁，当年的情况象电影一样深深地印在哥哥的记忆中－－

　　有一天，蓝天白云阳光明媚，我在住家附近的一个磨盘边玩，旁边是一条大路。突然我发现一个女八路，沿着大路，直冲我走来，我对她笑，她也对我笑。走到我跟前停住了，她很亲切地弯下腰问我：

　　“小家伙，你姓什么？”我答：“姓耿”

　　“叫什么名字？”

　　“叫小毛”我们愉快地聊了一会儿，她有事要走了。

　　她说：“我很喜欢你。我想送你一件礼物，你要什么？”

　　我说：“我要一支铅笔和一些白纸。”丁有些疑惑不解。从她的挎包里一边拿一边问：“你要铅笔和纸干什么？”我：“画画”

　　她瞪大了眼睛：“你也喜欢画画？画一张画送我好不好？”

　　我当然很高兴，就拿磨盘下面的平石板当桌子，画了一位全副武装的八路军战士。她高兴地把画装进她的挎包刚要走，我忙说那张画有个地方要改改。我一边改一边对她说：“你看，军装的皮带我忘了画眼了，这还行？”

　　哥哥把记忆中的这一段故事讲给他们听，他们惊呼太对了，就是她！

　　“丁玲回到延安还把那张画给了我们，并给我们讲了补画皮带眼的故事，可惜后来行军中不知丢到哪里了。”

　　大家在情绪极度紧张和兴奋中，忘了沙发上还睡着一个人，我们的弟弟寥寥。

　　这时寥寥醒了，迷迷糊糊地要坐起来，妈妈走过去摇摇他说：

　　“寥寥，快醒醒，你看是谁来了？”

　　寥寥睁开眼睛看看我，不以为然地说：

　　“大哥哥呗！”大家对他无师自通的回答，大为惊讶。

　　我们家这时只有话语不断、笑声朗朗。

　　大姨离开才一会儿，就端进来一碗碗甜食。她说：“今天是团圆，所以应该吃团圆。”她做的是糯米粉圆子，在我姥姥家－－江苏武进就把这个甜食叫做团圆。

　　我们那时候跟着舅舅的孩子管大姨叫“娘娘”。娘娘和杏云姐姐并不知道这是哥哥十八年来第一次回家。以为哥哥早就找到了，只不过今天又回来了，是大团圆罢了。当他们得知这是第一次认亲时，惊愕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正在此时，有人敲门，原来是每年从沈阳来一次的叔叔。我们只有这一个亲叔叔。

　　一进门，爸爸就说：“德成，你看这是谁？”

　　“大郎郎。”他一秒都没犹豫。

　　这就是我们家的大团圆故事。

　　千好万好，只是为了尊重哥哥的养父养母的感情，他不能正式回来，也不能公布这个好消息。

　　妈妈妙笔生花地把这一切写给在云南电影制片厂当演员的姐姐——陈乔乔。姐姐说：咱们家女的都姓陈，所以我姓陈。

　　姐姐收到妈妈信的时候，正是单位开会休息的时候。姐姐打开信，“哇”地一声，嚎头大哭。边擦眼泪边看，又哈哈大笑。她这么又哭又笑，把周围的人都弄糊涂了。领导过来，拍着她肩说：

　　“乔乔，别这样，什么事想开点。”

　　姐姐边哭边笑，一边念信，一边解说，于是我找哥哥的故事传到了云南。

　　姐姐给家里写了一封长信，第一句话是：

　　“郎郎给咱们家立了大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