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北大物理系研究生，右派，第七个死刑: 吴思慧 - 逃亡台湾的空军副司令吴祖楠黄埔军校毕业之子
第七个死刑: 吴思慧
by 王友琴
https://ywang.uchicago.edu/history/docs/2010_01_18.pdf
40 年前，1970 年 1 月 31 日，毛泽东批示“照办”，发出了中共中央 1970 年第三号文 件，题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文件指示:“按照中央规定杀人由省、市、 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杀、判时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立即执 行”。全国马上开始行动，逮捕了一大批人。其中有的被判了徒刑(刑期都不短)，有的 被判了死刑。
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教师任大熊，1957 年被划成“右派分子”，1970 年 3 月 28 日被判处死刑枪杀。死刑判决书上写着:“为了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 ‘一三一’指示，坚决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加强战备，保卫祖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根据党的政策和广大革命群众要求，报请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准”，下面判处了包括任大熊在内的 13 人死刑。
从这个死刑判决书可以看到，在 1970 年，判处死刑的依据，不是法律条文，而是毛泽 东的 1 月 31 日的批示，所谓“‘一三一’指示”。中国已经有法律几千年了。从前被判决死刑的人也可以上诉，不会被立即杀头。这份判决书，让中国的司法文明倒退了几千年。
2007 年，我发表了题为〈从受难者看“反右”和文革的关联:以北京大学为例〉的一篇文章。“反右派运动”中北京大学有 716 人被定为“右派分子”，我在调查中发现其中六人后来被判处死刑。其中黄宗奇(哲学系学生)因与看押他的学生发生身体冲突在“反右”期间被处死(事实上并无人身伤害发生)。其他五人都被杀害于文革中。
他们是:
中文系学生林昭，1954 年入学，1968 年被处死; 数学力学系教师任大熊，1955 年在北大毕业留校任助教，1970 被处死; 西语系学生顾文选，1956 年入学，1970 年被处死; 历史系学生沈元，1955年入学，1970年被处死; 化学系学生张锡锟，1954年入学，1976年被处死。
六名“右派分子”被判处死刑，占全部 716 人的近百分之一。这个死刑人数，不但对北 大“右派分子”群体是非常高的比例，对任何一个大学的毕业生来说也是非常高的比例。 在 2007 年，我以为六人就是北大全部被判死刑的“右派分子”了。因为虽然关于受难 者的信息非常缺乏，但是这是北京大学，毕业生都是“精英”人士，而且有校友会、校庆纪念这样的组织形式保持校友之间的联络，被判处了死刑的北大学生还是能被同学知道的。
可是我错了。2009 年，我发现了第七个死刑。他的名字是吴思慧。我调查和研究文革历史多年。这种“新发现”是最使我痛心的事情。一方面，这是我努力工作的结果(搜集 资料并不容易);另一方面，被发现的事实又如此令人愤怒和悲伤。这样的事情一次又一次地发生。比如，2006 年我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曾在芝加哥大学的五名文革受难者〉。在那以后，我已经又发现了五名从芝加哥大学毕业的文革受难者。十个人，加上其中一位的妻子，另一位的妻子和女儿，一共13人，在文革中被害死。我不知道以后是否还会再发现。
吴思慧，男，四川荣县人，生于 1932 年或者 1933 年(判决书上说他在 1970 年 3 月“时年 37 岁”)，1948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他的父亲吴祖楠随国民党政府在 1949年去了台湾。
他在 1951年和班上三个同学一起参军。(四个人中，一人被枪决，两人后来“自 杀”——加上引号，是因为这并非通常意义上说的自杀，而是迫害的结果。必须注意到这种迫害程度)。
1953 年他复员后到北大物理系(清华物理系已经在1952年被取消) 继续读书，毕业后在北大读研究生。1958 年 2 月他被划成“右派分子”。(从时间看，他是在1957年已经划定5%的“右派分子”后又被“补课”进去的。“补课”后，北京大学的“右派分子”比例提高到7%。)
1959 年，他被派去洛阳工学院。同年 12 月他被指控“抗拒改造”而被“劳动教养”两年。(那是一种工作单位就可以决定的刑罚。每个工作单位领导人可以有权把那里的工作人员送去“劳动教养”，就足够恐怖的了，更不要说他们的标准是多么荒唐了。)“劳动教养”期满后，他在洛阳修鞋为生。1965年被指 控“盗窃”判刑十年。1970 年“打击反革命”运动开始后，他被“揭发”和同牢的人说了咒骂毛泽东和其妻子江青的话，被河南省革命委员会(这是文革中建立的新权力机构的名称，除了行政权力，还有权判死刑)“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981 年，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案件，撤销 1970 年的死刑判决。(当时，在文革中受 到迫害的人，没有进监狱的，以及判刑被关在监狱里的，都已经基本平反完毕，所以开始对判死刑的案件复查。)报告说，原判认定的“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污蔑 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越狱投敌叛国”两项的事实，“均构不成反革命罪”。他们也同时撤销了1965年的判决。
这样的案子，如果有家属在，会给家属一点钱。比如， 1970 年 1 月 27 日在北京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王佩英女士，身后留下七个孩子，文革后得到“平反”，法院给了子女三千块钱。(王佩英的故事发表在《开放》2009 年第四期上。)吴思慧生前没有结婚，没有妻子儿女留下。在此之前，北京大学给吴思慧写好了“右派分子改正书”，也找不到地方送。
我问吴思慧的同学，你们为什么不把他的故事写出来呢?今天，你们可以纪念死者，说出真相。你们中有的是聪明才俊之士，这对你们来说完全不是困难的事情。你们为什么要把吴思慧的故事隐藏在你们班的几个同学之间呢?为什么要让吴思慧成为一个至今 都不得公布名字的受难者呢?
我听到一些解释，但是越听越糊涂。一个说法是，不了解情况啊，吴思慧的女朋友(也是同学)应该比较知道 1957 年的事，但是她已经另外结婚，丈夫还是个所长。——现在是什么时代，难道还会有人指责他的女朋友嫁给了别人没有为他“守节”?她的丈夫也还会不准她讲述 50年前的男朋友受迫害的事情?还有一个说法是，他的一名同班同学担任过较高的职位，认为吴思慧的事情要缓办，降温，避免不良影响。——吴思慧已经被杀害 40 年了，还要“缓办”到什么时候去?曾任较高职位的人就不能同情一下如此不幸的同班同学吗?
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我对北大沈克琦教授更加怀有敬意。他出生于 1921 年，抗战期间毕业于西南联大，文革前任北大物理系的副教授、副系主任。文革中他被“斗争”， 被长期关在“牛棚”中。文革后他曾经担任北大副校长，退休后他编写了《西南联大校 史》和《北大物理系九十年》。在后者 2008 年修订本中，他印出了北大物理系 139 个 “右派分子”的名单。其中教员 8 人，研究生 2 人，本科生 129 人。这 139 人中，有吴思慧。但是他不知道吴思慧离开北大后的遭遇。
据我所知，这样把政治迫害的受害者的名单全面系统地写出来，是很少见的。这是我对沈老师充满尊敬的首要理由。他年近九十，但是思路清明，做事有条有理。和他谈话， 我能感受到他身上那种由理性和道德焕发出来的文雅力量。我曾经思索，这是他个人性 格因素所致，还是他身上体现了还未被文革磨灭了的西南联大那一代学人的素质和精神?
由毛泽东“一三一指示”开始的“打击反革命”(也和另外一个运动被合并称为“一打三反运动”)是文革中第三规模最大的一场迫害和杀戮。(前两个迫害高峰是1966年的红卫兵暴力和 1968 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在北京大学七名被判处死刑的“右派 分子”中，有四名是在 1970 年被杀害的。在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迫害中，无数普通的中 国人，本来可以有一个和平的生活，求学，就业，养家，可能为自己也为社会作出种种 建设性的成绩，可是他们被杀害了。然后，在受难者的尸骨上，建立起来的是一个贫困、 压抑、冷酷的新社会。假使不是毛泽东得了不治之症(至今没有被诊断为那种病的患者能活过两年的)而在 1976 年死亡，文革迫害还不会停止，文革受难者的名单也还要无限期增长。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收到一位中学老师的信。他们那里的历史考卷上，有关于秦始皇的题目，还有“焚书坑儒”。给学生的标准答案是，这在那个时代是必要的，那些儒生反动，阻碍社会进步。这是在文革时代强调过的理论，现在却还有人在灌输给天真的孩子们。
当我们书写文革历史以指责迫害的正面作用还不能发挥出来，那些历史叙 述可能有的负面作用却已经泛滥在课堂里和孩子们的脑子里了。
要详细地描述和分析这场 40 年前的“一打三反运动”，需要很长的篇幅，所以不适合发 表在新闻刊物上。这里写出的只是吴思慧的故事。另外，他的同学希望我能帮助找到他去了台湾的家人，告诉他们吴思慧的遭遇。我在黄埔军校同学录中查到了他父亲的名字吴祖楠，是黄埔四期五连的学生，但是没能找到进一步的信息。希望读者中有人知晓相告。
王友琴 写于2010年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