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回应宋彬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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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宋彬彬等 王友琴

网上最近流传《南方周末》上周发表的一组对宋彬彬等人的专访和报道。他们多次提到 我的名字。下面是我的回应。
在我写的《文革受难者》(2004 年出版，52 万字)中，有 659 名受难者。材料主要来自 调查采访。南周报道涉及到这本书中的三个人。
一，卞仲耘，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负责人，在 1966 年 8 月 5 日在学校中被殴打 折磨四个小时后死亡。她是所谓“红八月”中被打死的第一个人。这一章有两万字 长。
专访中，宋彬彬用两名外国学者的话来说我对八五事件、宋彬彬和她的父亲的描述 是错的。其中一位学者的性别和国别都被宋彬彬弄错。另一位 Emily Honig 则回复 了我的电邮。Honig 不承认曾经对我的文革研究作过宋彬彬所讲的这种否定性评论。 而重要的是，即使这两个学者真的说过，也不能证明我的有关叙述是错的。宋彬彬 自己也说他们“没有调查”。我在书里描写了卞仲耘被虐杀的过程，描写了宋彬彬 在该校文革中的作用，写到了 8 月 18 日宋彬彬献红卫兵袖章后，报纸头版关于“要 武”对话的报道，和《人民日报》转载《光明日报》发表的署名“宋要武”的文章。 我提到宋彬彬的父亲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8 月 1 日至 12 日召开)上补选为政 治局候补委员。这些都是事实。高干子弟和他们的父亲的行为会有互相扩大的效应， 这也是常识。我的书里还写了 8 月 18 日大会之后，红卫兵暴力大规模升级。在师 大女附中校园里，西单“玉华台”饭馆的一名 19 岁的服务员被当作“流氓”抓到 学校化学实验室里，绑在柱子上活活打死。女三中，男八中，师大二附中，宽街小 学等一系列学校负责人被打死或者被逼“自杀”。同时暴力虐杀从学校扩到到全社 会。北京有 1，772 人被杀害。这些也都是事实。
要说我写得不对，应该指出哪一页、哪一段、哪一行写错了。现在笼统地指责我写 的是“故事”而不是“历史”，这不是正常的讨论方式。2012 年我曾和刘进见过一 次面。我要求她指出我写的卞仲耘之死哪一句不符合事实，她沉吟片刻，说，你书 里写卞仲耘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死了。不对，没有死。我们排了班值班，一人两个 小时，第一个人时间还没有到，就死了。我当时就请刘进写一篇文章，对我的说法 进行反驳。但是一年半过去了，她没有写。也就是说，她能指出的这个唯一的“错 误”，她也不能肯定。
二，李文波，1966 年 8 月 25 日在北京榄杆市广渠门内大街 121 号家中被女十五中红卫 兵打死。他的全部罪名是住的房子是他自己的，以及从前有过小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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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8 日大会后红卫兵“破四旧”，一项内容是没收私人房产。大批有自己房产的 人在交出房契后仍然遭到抄家和殴打，有的被打死。红卫兵指控抄家时李文波砍伤 了红卫兵(后来有人指出这不是事实)。不但李文波被当场打死，李妻刘文秀两周 后被判处死刑枪决(文革后得到平反，中法 81 中刑监字第 222 号宣判刘文秀无罪)。 女十五中负责人梁光琪，一位和卞仲耘身份经历相似的教育工作者，在同日被该校 红卫兵打死。我的书中有更多细节。
该报道中，印红标教授说:“杀人高峰出现的缘由，无疑是 1966 年 8 月 25 日的‘榄 杆市事件’。”
这是本末倒置，把结果说成了原因。在李文波被打死的前一天，8 月 24 日，北京单 日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已经高达 44 人。而作家老舍等 28 人在 8 月 23 日就在北京 文庙遭到大规模的殴打和侮辱，导致老舍在 24 日投水身亡。在 8 月 18 日大会后， 每日被打死的人数上升，在 9 月 1 日达到最高，278 人。一共有 1，772 人被打死。 把这样大的惨剧发生归于李文波的甚至还证实不了的反抗是错误的。
另外，该报道说，1，772 这个数字是印红标教授 1993 年在北京档案馆发现的，后 来被很多学者引用。实际上，这个数字发表在 1980 年 12 月 20 日的《北京日报》 上。不需要他在 13 年后“发现”一个早已公布的数字。
三，张放，北京二龙路中学英语老师，1966 年遭到红卫兵毒打，包括“活埋”—把她丢 入坑里，把土填到齐胸，再挖出来。1968 年春天开始第二轮大迫害“清理阶级队 伍”时，她逃到新乡，被当地“革命造反派”抓住。二龙路中学“革命委员会”派 人到新乡押解她回北京。在新乡火车站张放遭到“革命委员会”委员的殴打。5 月 19 日她写下“绝命书”后“自杀”。时年 40 岁。
记者冯翔的报道说“不少受难者本身也选择了遗忘”，他举的例子是刘秀莹老师说， 二龙路中学女教师张放的女儿烧了案卷，不让弟弟知道。这不是事实。
张放家人一直保留着她的绝命书等资料。他们也都知道那个打了张放的“革命委员 会”委员的名字是纪泽华，当时 19 岁，红卫兵。纪泽华文革后被调到北京第四十一 中学，当了校长，2009 年被评上北京市“优秀校长”。张放家人写了文章纪念张放 但无处发表。他们为张放修建了坟墓和石质墓碑。他们没有想要遗忘。刘秀莹老师 也不可能提供关于他们选择遗忘的消息。
最后我想谈到报道中多次提到的刘秀莹老师。她 1950 年代初在师大女附中毕业，因家 贫留校教书。她曾经担任薄熙来妹妹的班主任。尽管她在文革前就已经调出女附中，1966 年“红八月”中初三学生薄小莹带着红卫兵抄了刘老师的家，把她家的东西“能砸的都 砸了”。(在我的发表物中并没有说到薄小莹的名字。但是现在看到她发表的关于她家人 的文革遭遇的文章，认为应该把她的名字写出来。)文革后，刘秀莹老师在北京市教育 局负责调查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她特别调查了北京女三中校长沙坪被红卫兵打死之事。 沙坪从 1966 年 8 月 19 日起连续遭到毒打，8 月 20 日在全校大会上被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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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老师是 2001 年出版的《北京中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回顾》(北京教育出版社)一书的 副主编。该书指出:“(1966 年 8 月 18 日后)短短的几十天里，仅西城区教育系统的干 部、教师、职工，就有上百人被迫害致死，伤残者不计其数。”该书一一列出了卞仲耘、 姜培良、沙坪、华锦、梁光琪、易光轸、张冰洁、王喆 、赵香蘅、郭文玉、邱庆玉、刘 竞珍共十二名北京中小学负责人的名字，说他们“在这场红卫兵运动中，受尽折磨，含 冤致死。”(第 255 页)
2013 年 11 月 27 日，刘秀莹老师病逝。一个月之后，也是在宋彬彬“道歉”的前五天， 12 月 31 日发表的网刊《记忆》(该报道提到其主编吴迪)上有文章说，刘秀莹老师生前 告诉他们，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先生出示的一份 1967 年他调查时写下的笔记，是王晶 尧先生伪造的。应该指出，这种说王晶尧先生制作伪证的手段非常刻毒，也很拙劣。王 晶尧先生拒绝宋彬彬的“道歉”，他们的这类小伎俩是原因之一。
我在 1990 年代做调查采访时认识了刘秀莹老师，得到她的帮助和指点。2004 年《文革 受难者》出版后，我向她报告这个消息。她则告诉我，薄熙来邀请她和别的老师到大连 度假了，“招待得非常好”。离开时送了他们每人一箱礼物，“非常好的礼物”。她告诉了 我“礼物”的内容，以及对他们不要再提文革事情的要求。当时薄熙来正在权势上升时 期。2013 年法院以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判处薄熙来无期徒刑。那是刑事法庭的 判决。刑事犯罪固然要重视，刘秀莹老师揭示的薄熙来对文革历史评判和书写的干预， 也值得历史写作者深思。我一直钦佩刘秀莹老师的诚实、正直和坚持道德原则。我也认 为不能把无中生有的事情放在死者身上。
我只是个“历史的义工”。我用了大量业余时间来写作文革历史，是为了保留真相追求 正义，也是为了让年轻一代从文革历史中受到教育，学会分析外界的煽动和蛊惑，也学 会分析自己内心的野蛮和盲从，不要再做文革中红卫兵所做的残忍行为。我的电子邮件 地址是 [email protected]。我欢迎读者来信订正增补我已经发表的文章和书。也希 望读者们提供资料，一起来参与写作历史。
2014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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