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扑朔迷离”的南瓜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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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第94军为宜昌守备部队，现在日军进攻襄阳，远离宜昌500里，这次日军进攻是无论如何不会有宜昌的打算的，而且委员长已经高瞻远瞩地指出了日军“并无积极甚大之企图”，部队在宜昌这里闲着也是闲着，那就让李长官调吧。不过江防军司令郭忏还是有些意见，死说活说总算留下了一个第55师。

李长官命令第75军和第94军归于右集团总司令张自忠指挥。5月5日张自忠接到委员长“长蛇出穴”的电报，当晚李长官给右集团司令张自忠又发来了具体命令，“敌分三路向老河口进犯，先头部队抵达邓县孟家楼一线，为我阻击回窜。该集团军派有力部队迅速渡河，向敌后出击，断敌后路，与孙（连仲）汤（恩伯）两集团军紧缩包围圈，聚歼来犯之敌于随（县）、枣（阳）地区璩家湾附近。”

据此张自忠于5月6日作出了第33集团军出击作战的部署并下达了命令。现在的情况是第77军第37师新败不能作战，只能调第179师出征，那么谁来指挥第179师呢？第180师溃败，谁又能指挥第38、第179、第180师等河东部队共同作战呢？第38师师长黄维纲是非常合适的人选，但是这些乱七八糟的人事问题、黄维纲是处理不了的。即便是第179师、第180师这两个师表面上听从命令、执行命令也一定会打折扣的。

第33集团军下辖第59、第77军和第55军，第55军的情况咱们后面再说。现在张自忠能指挥的只有第59军，虽说冯治安是结拜兄弟，但那是在山西求活命最困难时期的抱团，第29军进驻平津之后、“七七事变”之前，张自忠对日采取妥协态度，其出发点是为了尽量避免冲突以维持第29军在平津冀察的地位和利益；而冯治安则对日强硬，这其实不符合中央和第29军的利益需求的，但这却是明晃晃的正义，无人可以说个“不”字，如此第37、第38两师渐行渐远，没有战事只剩下斗气了。

“七七事变”之后，第29军撤出平津改编为第1集团军，但是总司令宋哲元的身体越来越差，血压很高，头晕无法站立，在此情况下，第1集团军的指挥权由冯治安代理。虽然当初张自忠的实力和威信都比冯治安强，但就是因为强才得不到宋哲元的信任，这个道理不是太难理解吧？此前宋哲元离开第29军军长职务时大多由冯治安代理，此番张自忠羁留北平，那这次第1集团军的指挥权就更是自然的事儿了。可是冯治安的做事儿就不是太地道了，两军在分配作战任务时有轻重之分，这也到罢了，可是发军饷的时候，由自己第37师升格而来的第77军发的是法币，也就是国民政府的钱，而由第38师升格而来的第59军发的是河北票——这不是发废纸吗？！！第59军官兵简直是恨死冯治安了，以至于要闹到第59军准备脱离第1集团军去投靠韩复榘。也就是韩复榘没有要，其实要了就要了，你宋哲元、冯治安还能说啥啊？这是你往外撵的是不是？

现在张自忠为第33集团军总司令、冯治安为副总司令，还是有些两张皮是不是？张自忠指挥第77军肯定有些顾虑是不是？而即便是第59军也不是自己的铁板一块，第59军主力是第38师，能打能吃苦，而第180师就差得多了，特别是师长刘振三，完全没有把第38师师长黄维纲放在眼里，这也是张自忠自己不得不兼任第59军军长的原因之一。

思忖再三，张自忠决定过河督战。

6日晚，张自忠在快活铺集团军总部召集会议布置明日过河督战事宜，恰在此时刚刚划归指挥的第75军军长周碞、第94军军长李及兰前来报到，于是列席会议。

张自忠向第75军军长周碞、第94军军长李及兰介绍完已经布置的各军师作战任务之后，命令第75军接防丰乐镇河防、第94军接防钟祥河防，现在第33集团军原河防各部队已渡河追击日军，河防空虚，张自忠要求第75军、第94军迅速行动填防。

会议最后张自忠宣布明日亲自带第74师渡河督战。

张自忠的这个决定立刻遭到了众位将领的反对，但是张自忠坚持要亲自过河，无奈之下有人建议让参谋长李文田给普门冲的副总司令冯治安打电话，请他出征，冯治安回答，“情况随时变化，我离不开身。张总司令也不要去了，应顾全面，以免有失。”

张自忠也知道此时自己不仅仅是第33集团军的总司令，而且是第5战区右集团总司令，担负襄河河防的重任，干系非同小可，要不是万般无奈实在是不应该过河，所以并未反对李文田给冯治安打电话，因为以冯治安的地位和资历，指挥襄东追击战是非常合适的，但是冯治安却予以明确拒绝。

现在右集团的任务有两个，一个是在襄东追击日军，再一个是河防，现在参谋长李文田建议副总司令过河担负追击日军的任务是完全正确的，是以大局为重的，是没有任何不合适地方的，虽然过河督战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是集团军副总司令遭遇危险的情况是不会发生的，也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关于张自忠准备过河督战的情况，李文田打电话时一定告诉了冯治安，不然打这个电话是为了什么？李文田电话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请冯治安代替张自忠过河指挥部队，而且也没有别人可以替代，但是冯治安直接拒绝自己过河指挥的建议——“我离不开身”——很明显就是撂挑子的态度。

如果张自忠下达命令，冯治安自然会执行，但是张自忠没法下这个命令，原因就是人事纠缠的历史原因了。说实话李文田的电话就是一个试探，冯治安答应了自然一切都好，现在人家不答应，这个态度也说明、即便是张自忠下了命令也不会得到很好的执行。

会后，张自忠思来想去，给冯治安写了一封信，派人连夜送到。

现在有一个争论就是，张自忠过河督战是不是自己要求仁？张自忠求仁得仁的说法有个重要的主张者就是李长官，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要着重注意《匝瑜定理》的正确性和普适性，也再次向大家说明李长官回忆录确确实实是回忆录界的高峰，是集大成者，大家在以后研习回忆录的时候，一定要时时不忘《匝瑜定理》、处处运用《匝瑜定理》，一定要带着《匝瑜定理》去学习、带着《匝瑜定理》去工作、带着《匝瑜定理》去生活。

李长官主张张自忠求仁得仁的依据就是6日晚张自忠写给冯治安的这封信，李长官回忆录里是这样描写和记述这封短信的——

“自忠在奉命渡河时，曾有亲笔信致该集团军副总司令冯治安，略谓：‘因战区全面战争关系，及本身的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如不能与各师取得联络，本着最后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切求良心得此安慰，以后公私，请弟负责。由现在起，或暂别，或永别，不得而知。’足见自忠在渡河前已抱必死的决心。”

枣宜会战是非常彻底的一场失败，甚至是比彻底还要彻底的一场失败，因为丢失宜昌后果巨大，完全是预料之外的损失，再加上牺牲了一位集团军总司令，这种失败实在是太难看了。这种比彻底还要彻底的失败必须要推卸责任，不然就不是李长官了。对于失守宜昌，李长官自然另有说词，这个咱们后文再说，至于张自忠的牺牲，李长官认为是张自忠他自己就不想活了，这能怨得着李长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