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是中年人的再回首

 

素来没有追剧的习惯，追剧对我来说是一件极其奢华之事，因为没有时间。这次破例，在加州姐姐家中，品味着排骨年糕，享受着四代同堂的温馨，再追一部剧。看《繁花》是冲着三个男人去的，作家金澄宇、导演王家卫、演员胡歌。

 

三天追完《繁花》。在这里聊几句，一吐为快。

 

疫情期间看完了长篇小说《繁花》，感觉写得好是好，就是蝇营狗苟，这次第，怎一个乱字了得。里面的人物常常坐在一桌，男男女女，各怀鬼胎的那种感觉。对话不用双引号，动不动就来个不响。

 

疫情那么压抑的情况下，小说《繁花》伴随着度日，一行行读下来，感觉日子一天天也不是那么苦不堪言了。

 

后来，2022年春上海因疫情封城时，朋友们被封在家中沮丧、愤懑，向我大吐苦水时，我建议他们读读《繁花》。《繁花》与我以前读过的有关上海的小说不同，它描述了五、六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上海。我亲历过九十年代的上海，没有经历过五、六十年代的上海，但是从上海亲戚朋友们的口中听过不少。

 

感谢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做“文学”，当肉体被禁锢时，灵魂却可以飞得很高很高。

 

在看原著小说时，除了几位主要人物在我脑海里一直有比较饱满的画面，其他几乎都像影子一样的存在。

 

电视剧改编得很好，让人印象最深的却是那些小人物，比如，范总、爷叔。

 

在读原著时，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只有汪小姐没有名字，其他如梅瑞、李李等都是有名有姓的，在原著中汪小姐是有家有室的，最后还搞小三，怀了怪胎。

 

电视剧里的汪小姐则阳光明媚得多，还很励志，所以，有人觉得剧本改编很成功。

 

胡歌的演技自然是可圈可点的，只是不知道为什么看着屏幕上的胡歌，会想起张国荣，那一摇一曳、一颦一笑，文艺范十足的。

 

足球明星范志毅在里面饰演一外贸仓库的厂长，凶是凶得来，不过，把小人物刻画得入木三分，在剧里吹牛：你知道我是谁，我是范志毅的邻居！演得真好。与此同时，另一个足球先生、后来的国家队主教练李铁也在电视机里露面了，可惜，人家是搞腐败上电视台认罪去了。

 

电视剧里的那些老歌让人彻底沦陷。来美国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机会听这些音乐，也不会主动去听这些歌。追剧时，当音乐响起，竟情不自禁地一起哼唱起来了，还傻傻地落了几回泪，张学友的《偷心》、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

 

追剧的时候，儿子和父母先陪着看了一会儿，追了几集他们就放弃了，最后我一个人一口气看完。看完整部沪语版电视剧后，特想找个人练练上海话。

 

繁花过后，应是硕果累累，上海滩是从来不缺故事的。

 

江浙沪是当年自己出没的地方，和平饭店也曾是自己的据点，那些路牌一晃而过勾起很多旧日的回忆。

 

在沪上见证了“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并为之骄傲。不过，最吸引自己的是那些石库门里、小洋楼里的故事，那些窄窄里弄里精明算计的挣扎、那些朝三暮四的荒唐、还有那些繁华落尽的沧桑与无奈。 

 

有一年，陪同一个美国文化美食旅游团在上海，行程中有南京路自由活动半天。我对逛街没有一丝兴趣，正准备去和平饭店喝喝咖啡休息一下。这时，团里一位头发斑白的老先生问我愿不愿意带他去看一看他小时候住过的地方。

 

啥？侬小时候住在上海？这位老先生是团里唯一的华人，姓曹。曹先生点点头，他说小时候常在这一带活动，很熟，但是变化有点大。

 

半信半疑，好奇心驱动之下，我说行！结果，团里不少人士也兴致勃勃地加入“寻找曹先生故居”半日游。

 

从南京路拐到不远的里弄，一幢幢独门独户的小洋楼掩映在刚刚冒出新芽的梧桐树下，真是一个闹中取静之处。拐了几个弯儿，平时走路有点蹒跚的曹先生突然健步如飞起来，我们尾随而上。很快，他走到一个大门紧闭的独院前停下，他转过身激动地对我们说：我在这里住了近二十年。

 

院子铁门紧闭，门边挂着上海市某某政府机构的白底红字木牌，因为周末，当天无人办公。我看到院子旁有个小侧门，一推，竟也能打开。我很犹豫，看来这已经收归国有了，带着这一群美国人进得了门么？曹先生看出了我的犹豫，他说，Let me try (我来试试)。

 

曹先生跨入小侧门，旁边是一个门房，他很有礼貌地敲敲门，里面传来一声吼：做啥？

 

曹先生突然用非常道地的上海话说：爷叔，阿拉是曹家阿六，今朝回来了。

 

门房里旋出来一个精神矍铄的白发苍苍的瘦小老人，非常警惕地看了我们一眼，然后转向曹先生，堆着笑：听说过、听说过的，欢迎啊～

 

没想到这么简单，不用介绍信，也无需打招呼。我不由地对这位门房大爷肃然起敬，他让我们这群不速之客在里面“随便逛、随便逛”，这种信任让人称奇。

 

进入院子后，曹先生开始伤感了。以前种满奇花异草的花园不见了，只有水泥地面铺就的停车位。三层楼的房子外观没啥改变，入房后，楼梯位置和木地板还是与原先一致，只是隔了很多房间成了办公室。

 

曹先生指着一楼大厅靠近楼梯之处，说，这里原来摆着一架三角钢琴；拾级而上，他抚摸着一片空白的墙壁说，这里都曾挂着名画...半个世纪前，仓皇离去，半个世纪后重游，楼去人空，大家族的子子孙孙各奔前程，感慨万千。

 

走在半明半暗的老屋里，我问曹先生，那后来没收的房子和财产有落实政策吗？曹先生说，后来上海方面有人联系他们，归还了一些东西，房子和书画也折了价，然而，一些最宝贵的东西，曹先生顿了顿说，他们是无法归还的。顿感寒气逼人。

 

从老屋里走出，站在院子里，五月的阳光洒将下来，回暖过来。我回味着曹先生的话，无法归还的是什么？是再也没有回来的三角钢琴和字画？是一家老小背井离乡中失落的人情？还是... 在后面的旅途中，曹先生对以往一字不提。

 

《繁花》作者金宇澄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这样诠释书名“繁花”的寓意：

 

“人生如花，书中大段关于花、树的叙事，七十多位女性人物，可说是‘珠环翠绕’，光线、颜色、气味，在人世摇曳，加之盛开与枯萎姿态的上海，包括传统意义的繁华城市的细节，是花团锦簇的印象。”

 

2022年3月，好朋友在上海饿了一天后，突然对我说，我现在终于深刻明白了，为什么当年那么爱上海的张爱玲（1920年～1995）要离开上海， “树挪死，人挪活。” 

 

我苦笑着说，从深谙的土壤连根拔起到另外一个世界不是容易的事儿，再说，不是每一个人想离开就能离开的。与张爱玲同一时代的，让清高的张爱玲甘心自降身价的，还有一位才女叫苏青（1917年～1982年）。苏青留在上海，每次运动历经磨难，晚年凄凉，病危时，她很想再看一看自己的成名作《结婚十年》，可是一贫如洗的家中连这本书都没有。

 

喜欢种花、赏花，看着幼苗成长、开花，最后花谢，就像人生。生命应该是张扬的、无所畏惧的、自由自在的，如果环境不好，换个环境当然可行，不过，为什么不慢慢改善生存环境呢？为什么让历史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自己呢？

 

上海的那个朋友一直舍不得离开这座他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城市，封城让他痛定思痛，下定决心一走了之。当时的居委会让他写下保证书：一旦离开就不能再回小区。他说，他爱上海，但在那一时刻，别无选择，带着家人，头也不回离开上海，去了加拿大。

 

再回首，背影已远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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